我是个幸运的人，因为这半生所遇，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职场，给我引路指点或者当头棒喝的前辈，实在太多。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无线电视台，因缘际会地落入当时得势的大监制凌雪娥麾下。
凌姐是女中豪杰，骂人的粗口出口成章，教我这只井底之蛙大开眼界。她为人率直爽快，做事决断，手起刀落，说一不二，从不转弯抹角。
我辈学究与人相处总是客客气气、礼貌周全，第一次见凌姐把人骂得狗血淋头，各人还是一样地敬她畏她服她听她，我知道，要在这里立足，能力比一切都重要。
凌姐带领的一队人总是形影不离，工作时固然在一起，但连午饭、晚饭甚至下班、放假找余兴节目，也一样共同进退。
老板若是个不回家的工作狂，做下属的就别指望有私人空间。一天到晚我都追随凌姐流连于录像厂、剪片房、办公室、控制室……闲来和场记聊天、看演员试戏、偷两招化妆技法、向摄影师问道……原来，一切都是宝，我用一年时间走了人家三年的路。
邻组人说这是黑社会的“跟大佬”作风，我则视其为古有流传的师徒故事—有什么方法好得过一个身经百战的前辈对你手把手地朝夕教诲呢？
曾经在小专栏上写过一篇讨论尊重长辈的文章，有个大学生给我发来邮件，评价道：“你说年轻人要尊重前辈，其实，我辈觉得，所谓的前辈，只是比我们早生几年的人而已……”
对于这种看法，我只能唏嘘。我相信，即使是一个捡垃圾的婆婆，也不仅仅是比我们早几年出生而已，她的经历、她的苦，谁敢说于我何用？
当记者的日子，又让我遇上了许多给我启发的前辈，年长你几年、早出道几年，积累下来的都是财富。
我常跟记者说采访、写稿没有方程式，于甲有用之法，于乙可以完全没用。每一个故事、每一段新闻、每遇到的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只有不断碰壁、不断积累经验，才会摸出门道来。
我说过我是幸运的，一入记者这行就碰到了一班好上司。
顶头老板是长于采访的徐少骅，一张利嘴教我见识了好记者应该像拉里·金（Larry King，美国著名主持人）那样。总编辑是今日树仁大学新闻系的主任梁天伟，他的仗义执言和文人风骨，带我们跨过许多犹豫不决的十字路口，那些影响一直潜移默化地繁衍生息。
给我指点迷津最多的是当时的副总编辑吕家明先生，他常常亲力亲为地做采访，还专挑难度高的个案，一带一地把新记者领入大千世界。有一回跟他到福州做人贩子的故事，一个开场白、一个细节、一句试探、一语质询……一步步地调教，一页页地叮咛，怎样取材、怎样引入、怎样倾谈、怎样追问、怎样引证、怎样写、怎样写得好看……就连随手翻起一条木头、一块石子，他都可以教我如何分辨真假：花梨木、紫檀木、寿山石、鸡血石……
从做新闻到做人，甚至他朝有日做老板，每一步应该怎样走，师傅们的每句话，我敢说，绝对受用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