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
选自《教育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三号，1929年3月20日，本文为节选。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政治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
一、理想与实际的探求
本文是历史学的教育论，不是教育学的历史论。历史学的教育论是从历史学上把教育这个社会现象加以论列；教育学的历史论是从教育学上把教育这个历史制度加以考查。本文的用意在于前者。以此占领教育杂志的篇幅，而呈示于教育学家之前，作者实抱无限的歉意。
历史是一个继续不断的社会过程。中国史是从中国太古原住民族到今日的社会生活继续不断的发达。中国今日的社会现象有许多是和古代不同甚且相反的，但是要深知今日的社会现象必须追溯那不同甚至相反的古代现象；因为今日的社会现象是由古代不同甚至相反的现象胎育而来的。所以从历史学上观察今日的教育现象，必须追溯到清末改制以前的中国教育现象，而指出其沿袭或变迁。若反是由教育学上观察今日的教育制度，则中国今日的教育制度是从欧洲到日本，经日本到中国，以及直接从欧美到中国的一个“继受”制度，与中国古代到清末的“固有”制度很少有渊源的。所以今日各学校所讲授的教育史，大抵要从欧美日本教育制度讲起。
要了解制度及制度的理想，必须用后者的方法。要深察实际及实际的效用，必须循前者的途径。试更别举两例以明之。
造塔是由印度传来的，换句话说，是继受印度的伦教的制度。然而中国的塔的构造，以及人民对塔的观念，却和印度不同。中国的塔大抵是中国宫殿式的层构图形构造。中国人民以为塔是镇压蛇精或其他魔鬼的。这些不能够求解释于印度浮屠史，而必须求之于中国建筑史及神话史。
选举是由欧美传来的，换句话说，是继受欧美的国会的制度。然而中国的选举是绅士包办，官僚现身的。人民对于选举毫不注意。这不能求渊源于欧洲第三身分的政治战争史，而必须求之于中国的士大夫政治史。
Clark Wissler指出美国文化的混合特征是机器发明、普通选举及教育万能（Man and Culture N。Y。，1992，pp。5—）。这三个不是孤立偶合的现象而是联合交互的构造。美国的教育万能不是离开机器发明与普通选举而独立发达的现象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也不是离开农业经济与士大夫政治的独立现象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可以移植于中国，但教育万能的精神是不能够表现于中国的。所以要了解中国教育制度及制度的理想，必须求之于欧美日本教育史。但若要深察其实际及实际的作用，则必须从中国史上求之。
二、特权教育
从历史学上观察教育——学校教育——最好由教育的实施者为谁，及教育所迁就者为何，这两点来着眼。
在上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孜孜不怠，始能够“鼓腹而游”的时代，没有专门施教育的人，也没有专门受教育的人。前代积累而来的工作经验，由老者记忆以指挥族人的劳动，而老者自己也是由劳动的经过中出身的。古代的人因为生产器具的钝拙及生产技术的幼稚，不能够克服自然，反而畏怖自然。渔捞狩猎及畜牧民族便有拜物教，畜牧及农业民族便有拜天兼拜物教。依此种迷信，而有药咒师及祭师。渔捞及狩猎民族因食料供给有限，所以只是二三十及至五六十人聚居。随生产技术的进步，人口逐渐增加，其初则因老少分工而有世代的组织，其后则因男女分工而有两性的差别，于是有民族组织发达。在民族组织之中，父系父权父治的民族，便是宗法。依此种宗法，而有尊祖教，以其宗子为祭师。药咒师祭师是古代专门教育的实施者，因为他们是古代生产知识的保存者。宗子是古代专门受教育及施教育者，因为他们是古代宗法社会的最高贵的身分。药咒师祭师和宗子在中国称为巫觋祝宗。《国语·楚语》，观射父述古代的传说以为：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推二者，而又能齐肃反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礼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檀场之所，上下之神，氏性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
在封建制度成立以后，农民耕分田，同时耕公田，而妇人、小儿，皆帮随工作。《小雅》“甫田”与“大田”之诗说道：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农夫及其妇子在公子或曾孙监督之下，以其不怒为幸事。甫田之时说道：
“攘其左右，尝其皆否，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
农隙则：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赞武功，言私其纵，献斩于公。……上入执宫功，实尔于茅，宵而索綯。”（《七月》）
在这里护役劳动之下，农家成人及至小儿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受教育的自然以贵族优先。传说中所谓“庠”、“序”、“瞽宗”、“泮宫”乃是养老及教育贵族子弟的。《周礼》大司徒所谓“选士”、“俊士”、“造士”，乃是汉人于汉初选举制度创始以后，附会传说而成的。但依汉人的附会，受教育者仍然贵族优先。例如《周礼》下列各条，便可见之。
师氏，……以教国子弟，凡贵游子弟为焉。
大司乐，学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党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
此所谓贵游子弟、国子、诸子，都是诸侯卿大夫的子孙而言。《礼记·文王世子》也说道：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
世子不用说是诸侯卿大夫的长子，学士是“卿大夫诸子”。所以，封建制度之下，受教育是贵族的特权。
封建制度崩坏，土地私有制成立。一方面农民耕豪民之田，缴纳全收获十分之五为地租，即《汉书·食货志》所载董仲舒之言：“小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他方面商人以贩贱买贵，使农民买贵卖贱，而“子贷钱家”则以重利盘剥为业。农民呢？依《汉书·食货志》朝错所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治官府，给徭役，……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构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卖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参照《新生命》二卷三号方岳《中国封建制度之消灭》）
于是有奴隶制度，夷良民为奴隶，供豪宗富室的驱策。在这种商人养本与土地兼并交相为用的情形之下，优先受教育的是什么人，可想而知。所谓博士子弟子员者，虽不必官僚贵族子弟，然亦非穷苦无告濒于破产或夷为奴隶的农家子弟。而其举贡，又由于官僚。到了后汉，则诸侯王子弟及大将军至六百石子弟皆有入学的特权。博士弟子员仍选举士子以充之。魏吴者以官僚子弟入太学。晋则大臣子弟优先入学，而所谓“国子学”则名实相符，为官僚子弟学校。其时选举的制度，则“上品无寒门，下品无高弟”，所以学校皆为门第所独占。六朝的国学都是这样的。唐的国子学生、四门学生、律学生、书学生、算学生、京都学生、弘文馆生、崇文馆生，都是官僚王公子弟。宋代时有典庆，而国子学仍为官僚子弟所独有。金国子监亦同。太学则四百人中，百五十人为五品以上官子弟。元国子学皆贵族官僚的“胄子”。明的国子学，官民优秀子弟皆有。清代的宗学、太学、国子监，皆以官僚子弟优先。
三、治术教育
秦汉以后，也有王公官僚子弟的特权教育，有如上述。不过封建制度已经分解，教育的对象与春秋以前不同。商工子弟大抵不能受特权教育，而商人资本又是流动的财富，虽能一时使个人为经济上优越者，而不能长使一族一家为政治上社会上优越者。土地则稍有固定性。因此，官僚的地位虽荣辱无常，而豪族名门却有相当的持续性，因为豪族名门的基础便在于土地的私有。（参看《新生命》三卷二号方岳《关于士大夫身份的几个问题》）豪族名门能够独占知识，便能够左右选举，也便能够参加特权教育，即不然，私立的书院私塾也优先把捉于其手。这与春秋以前社会上固定的贵族身份独占教育是不同的，但仍不是平民有同等机会的教育。
若从教育的目的观察，则此时期的教育所施者虽不是固定的贵族身份，而是流动的士大夫身分；但所欲养成的人才，却与春秋以前相同。教育的目的在造就治术人才而不在造成技术人才；在造成统治阶级预备军，即士大夫，而不在造成指挥生产的专门知识分子。原来自春秋以后，求学是为做官的。所以《论语》说道：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下列一段，孔子教育的对象与目的，尤可一目了然。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由此可见所欲造成的人才是去做“上”而不是做“民”的。因为要做“上”，所以只要学治术。治术只是“劳心”而不是“劳力”，所以也不必作稼。不独不必作稼，也不必学农业生产的科学了。然而由农民看来却是：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换句话说，士大夫的教育目的在养成统治人才，即孟子所谓：
“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亦即荀子所谓：
“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儒效篇》）
数千年来教育的精神不变，数千年后学者的意见仍如下。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此所谓“治天下之具”，与司马迁所谓“治之具”不同。司马迁所谓治具是“法”，而上层士大夫从来轻法，例如苏轼诗说道：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原来律是“吏”事，不是“官”的事。因此知“治天下之具”不是指法，而是指政。所以黄先生、理想的太学生是与朝廷争政事的。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害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唯此为相近。
换句话说：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造成治术人才，在平时则“致君尧舜”；在变时则朝廷争政事。再换句话说，学校教育的目的在养成政治活动分子。
四、定型教育
清以前的学校教育，即在科举影响之下的私塾教育，不但是特权教育与治术教育，并且是内容有一定格式型模的教育，假定一个名称，叫做“定型”教育，其目的在使士大夫的思想嵌入一定的定型。
定型教育有两个理由：其一是统治阶级中战斗集团的政策，其二是统治阶级的骥尾即士大夫身分自己的政策。
战斗团体既以武力得政权之后，所希望于士大夫者，正与荀子所称“儒”者相同。
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慤，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
这是由《论语》所谓孝弟而后不好作乱、“不好作乱而好犯上者鲜矣”这种思想传来的。但是事实上，每一个战斗集团得政权时，平民之中常有反抗思想存在。例如《史记·陈涉世家》——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怅久之曰：“茍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又《项羽本纪》——
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其时六国贵族大夫士之后，散在民间，自有这种抑郁思逞的气概。刘邦称帝以后，关东豪族仍然有反抗的势力。如刘敬传所称齐诸田，楚之昭屈景，及赵、韩、魏后，与豪杰名家，非有以处置不可。所以一方面徙他们入关中，他方面便开始选举——自然不是今日所谓选举。这在最初，不过招徕豪士大夫；后来便以六经为定型，考试士人，使他们在预备考试时浸润于定型之中。继续至数千年后，尚有以异族入关，尊崇朱熹以为定型，开科举以软化士大夫的满清一代。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说道：
“当时有一朝鲜学者谓帝（康熙）之尊崇朱子，非真心信服，实一种权术而已。彼盖察天下之人心，窥当时之趋向，于是呼号天下，谓朱子之道为帝室之家学，其实彼何尝识朱子之学问，要不过利用朱子之学说，以钳天下之口，以避夷狄之称而已。……于是抱反对清朝之思想者并朱子之学术而呵斥之，而阿附之徒，则皆润饰考亭，以求仕宦矣。”（但译上卷一〇一页）
定型科举制度对于教育的影响之深，是无足怪的。依此定型乃可以致身仕宦，致身仕宦乃不再反抗战斗集团了。这本是人情之常，最透彻的是下列自叙：
苏秦喟然叹曰：
“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即乎？”（《史记·苏秦传》）
最忠实的是下列行事。
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聚，稽古之力也！”（《后汉书·桓荣传》）
在士大夫身份自己，则一旦居社会中生产者的上层，则必须封锁身分，使之不滥，今不惮烦，抄近世学者笔记一段于下，以明封锁的重要。
晋宋以来，尤重流品，故虽蕞尔一方，而犹能立国。宋书蔡兴宗传：兴宗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国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狄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宏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益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宏还，依事奏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自万历季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原注：如汪文言一人，为东林诸公大玷）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沉，中原涂炭，夫有以致之矣。（顾亭林《日知录·流品条》）
封锁身分的条件不外乎门第，品行及知识。门第是土地权及官僚地位的产物，品德则出于游扬，知识则源于特权教育。然而秦汉以后的士大夫身分与以前的贵族身分不同，较富于流动性。士大夫身分为使其身分在社会组织中永保同一地位而不因个人的流动有所变化计，于是不独独占知识的来源，并且确定知识的标准。知识的标准自然是依身分的基础来定的。
士大夫与工农商贾之间是一种权阶（hierarchy）的关系。所以身分意识所流露的学说，其中心思想便是“分”。“分”之例示的定义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而解释的定义便是荀子所谓“度量分界”。千年之后，宋明学者虽篡取禅学之说，还是一个“理一分殊”的标准之下教育治术人才。
然而我们要注意的，上述学校制度不过极少数人的教育，其影响可以说是极少。影响大的不是学校而是选举。选举对于士大夫治学有关系，士大夫治学即以选举所定的型模为准，所以可以叫做定型教育。不过选举的精神却与教育不同。下列数语，可以把选举与学校的差别及古来学校的作用解释清楚。
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明为一类。无论或用选举，或凭考试。立法虽有短长，而大意实不相远。汉魏至隋，选举为主，而亦用考试。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要之皆就已有之人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而教成之。故家塾则有课程，官学但凭考核。（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张之洞刘坤一《会奏变法自强第一疏》）
五、教育制度改革之初
中国自秦汉以来，社会常停顿于商人资本与土地兼并交相为用的经济状态，而政治亦常往来于战斗集团合并分解之环中。随此种合并分解，士大夫身份起伏变幻而永持一国的治权。社会的停顿与循环，非有外来势力的侵入或内部势力的发展，不能变更。内部向外的发展，自汉以来间亦有之，但其过程是间断的，狭小的，且不能冲抉封建军国的藩篱。于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只有待外部向内的侵入。
外国势力侵入中国，其表现为军火，为交通机关，为商品。军火、交通机关及商品所以能压倒中国的，肤浅观之，乃因为其有科学与技术。此种表现，刺激了中国士大夫。寻源推本，他们以为军火交通机关及商品的根源之科学与技术，只有“就未成之人而教成之”，决非从来治术教育之下“五谷不分”的“已有之人才”所能为力。换句话说，其时中国的地主士大夫方以为“焉用稼”，与生产技术远相隔绝；而商人亦袖手远游，只凭市场的昂落取利润，只凭资本的利息取赢余。中国在外国商业战争的蹂躏之下，只有发达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技术却从无储积可用。正如李泰叶《请推广学校折》所说：
“曰：然而岩穴之间，好学之士，岂无能自积学以待驱策者？曰：格致、制造、农、商、兵、矿诸学，非若考据、词章、帖括之可以闭户獭祭而得也。”（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一册二页）
为储积资本主义技术人才，所以采用欧美日本学校教育制度。
但是，中国的商人资本，因其本身是兼并农人的，所以破坏了农人的购买力；农人的购买力衰落，所以商人资本不能发达为工业资本。中国的地主，依农人的徭役劳动与现物地租而为生，所以只投资为地价而不自当农业经营之任。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从未发达于都市，更未移用于农村。因此，中国的资本在外国强制开关的时候，还没有扩大商工业以适应时势的气魄，有些且畏惧开关。中国的开关是纯被动的。在纯被动的开关时，最使战斗集团与士大夫身分感觉者是中国军事组织即统治机构的薄弱。换句话说，他们于军火、交通机关及商品三者之中，最感觉军火的切肤。统治者自然与经济生活所切肤的商品较劲难痛感其利害，而感受商品的利害者又没有充分的实力。
因此，中国初创学校的时期，虽也感技术人才的必要，而宁重视于变法国强的技术人才的培养。不独重视治术，且畏避技术的昌明，因为资本主义的发达，本有破灭封建政权的必然性。下列数语是很切要的。
然一旦悉取旧制而骤更之，不独宿学耆段咸伤发弃，且率天下称专惊于功利机巧之事，势必尽举六经四书概置不读，即有奇材异能，而于大纲大本之地未加称求，逞其异能勇略，能有奸徒介为邪说鼓惑煽诱于其间，小则启离经叛道之思，大则为犯上作乱之潮，其患何堪深道。（王之春《覆护新政疏》，舒新城前书一册一〇二页）。
所以当时，除不废科举，反以科举诱导士子入学而外光绪三十二年所定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这年十二月上谕尤具体中言之如次。
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培养通才，首重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势。
这其中含有多少军事组织分解的危惧及国民革命爆发的恐怖！
六、军国民教育的用意
战斗集团及士大夫身份因强制开关而最先感觉者是中国军事组织即统治机构的薄弱，已如前述。此薄弱的军事组织果因资本主义侵入而分解。我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小书，关于辛亥革命有下列叙述。
东亚诸国随帝国主义强制开关，进入于资本主义的过程，封建军国当然隐入崩坏的定命。在中国境内，滨海沿江建设了空前的大商埠，铁路轮船纵横国内，农村经济已成了工商业发达的为之牺牲。在这个时期，和日本下层武士阶级站在商业资本阶级的先头，反抗封建的统治，造成明治维新的局面一样，中国的满清朝廷为准备资本主义建设而养育的知识分子，站在市民的先头，反抗满族的封建统治。
但是，因两方面的原因，辛亥革命终于失败。第一，资本阶级的势力还没有成熟。第二，旧封建军国因革命的打击而破坏，其崩坏过程为军事组织的分解，遂演成革命后的割据局面。（一三六页以下）
依上所述，辛亥革命是迫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于中国资本阶级成熟之先急起的革命。这实与欧洲诸国民主革命为第三身份即市民阶级奋勇争夺以攫取政权者不同。所以革命以后，政权仍归于与帝国主义相结的战斗集团与破坏了的士大夫身份。
辛亥革命既不是社会势力的倒转而是军事组织的分崩，所以民国元年以后的教育定为军国民教育。其用意不外乎是军事组织的整理，而所谓军事组织（即统治机构）原有外御强侮与内弭革命的两意义。最鲜明的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所颁布的教育宗旨，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燥进。其最要之语是：
“恶之若鹰鹄之逐鸟雀。”（舒新城前书二册一〇六页）
依此以观之，革命的恐怖，比外侮的侵凌，强大多多了。因此，当时的教育在施教育者看来，与其说是重技术教育，勿宁说是重治术教育与定型教育。
在这种治术定型教育之下，民众是不能忍受的。社会经济的发达，忽遭逢世界资本主义的动摇与停滞而感受刺激。革命思想的郁积，忽遭逢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爆发而兴起。前者有破坏治术教育的要求，执政者有扫除定型教育的倾向。此后的教育思潮，为非军国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潮，其表现为公民教育运动、职业教育运动及平民教育运动；又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思潮，其表现为党化教育，即三民主义教育。
七、公民教育职业教育及平民教育无效的根源
公民教育、职业教育及平民教育在欧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中国是空想的幻影，为与经济生活隔膜的知识分子所追求。
中国的封建制度分解已久。秦汉以来，中国有封建的地租，有大土地私有，有为地主而治理的官僚政府。但此三者竟不相汇合以操于一个阶级之手，所以中国的社会有封建的象征，而没有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三者的汇合，中国社会只有三者的分立。
中国的商人资本发生已久。中国有资本的蓄积，有剩余的人口。但此二者竟不能对立以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制。自然经济对抗着货币经济。商业资本压倒住工业资本。（参看《新生命》二卷三号方岳《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
中国的地主类似于欧洲中世的土地贵族，袖手游闲以取尊荣。中国的商人类似于欧洲中世的Guildmen，退缩持重而畏政治。换句话说，中国没有欧洲的第三身分，即要求民主的市民。
中国的政治活动从来独占于士大夫身份之手。他们与经济生活隔离，他们向生产技术蔑视。他们自认为统治者为“国之瑰宝”，唯政治地位即劳心的治人者的地位之幻影是求。（参看拙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附录一）
中国自接触世界商场，便已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压倒。中国都市确已资本主义化，但享受其利益，沾取其实力者，是外国资本家。中国仍然没有第三身份即市民，而只有买办式的仰息承欢坐分余利的豪富。民族资本主义既不能够发达，所以，清末维新以后，为准备资本主义所教养的人材，不用于机器文明的建设，而走入了政治活动的旧轨。此种旧轨忽歧为相反的两途。其一为自由主义的景慕，其二为社会主义的追寻。此外则小径别开，隐进了官僚士大夫的泥淖。
没有自主而为政治奋斗的第三身份即市民，则公民教育虽为民主政治的良药，而病者却退缩而不能急起直追。没有发达的资本组织，则职业教育虽为改良生计的要义，而需要之缺乏仍抛弃技术人才于饥冷的街头。失业流散的农民与工人也没有受平民教育的优闲和福气，所焦心者别为简单切迫的衣食问题。
八、结论
依于上述，我们可以说：中国固有的特权教育，定型思想，治术积养，是旧来土地兼并与商人资本交相为用的经济以及士大夫政治所造成的。依据黑格儿所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达与民权政治的要求，必然扫除此种教育制度。依黑格儿的推论：一切非现实的，都是不合理的。
但是乍见似乎合理的，却不必是现实的。军国民教育、公民教育、职业教育及平民教育，虽反于古代的特权教育、定型教育与治术修养，而注力于技术人才的造就与第三身分的培植，然而基础与对象既与西欧悬殊，西欧制度的移植，却竟没有成效可言。整千整百的技术人才仍流入治术的活动，而使古代的教育又有复活的危机。
在教育家看来，这是悲观的。在历史家看来，这是必至的。教育制度及制度的理想本可求之于欧美的文明。教育的实际与实际的效用却仍决定于中国的历史。
但是“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我仍旧用黑格儿的话。中国旧制不是不能扫除，而且应当扫除。欧美新制不是不能参用，而且应当参用。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教育不可分离的基础现象却非先加深刻的观察不可。无论如何，教育制度改革案若不对中国政治经济加考察，而唯以法美英的现行制度及中国的传统思想作基础理由，必定是一个不合理的改革案。这是我所能提出的不能使教育家满意的消极的结论。
一九二九，二，二五，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