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我曾在老杭大图书馆的七楼、八楼待了大半年，几乎天天去那里，主要是看《大公报》影印本，也顺便看看其他的报刊。有一天，我在那里发现了一期《教育杂志》，随手拿起来翻，那一期正好是1935年1月号，有“全国专家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全国专家对于学制改造的态度”、“全国专家对于教育上特殊问题的意见”，周予同、吴俊升、王造时、周鲠生、杨端六、高觉敷、陶孟和、吴经熊等各领域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谈教育，他们知识背景各不相同，对教育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但他们各抒己见，坦诚地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贡献出来。（已收入本丛书中的《给教育燃灯》）
抚摸布满灰尘的旧杂志，许多观点今天读来却依然新鲜。冬天的图书馆，不仅铁铸的楼梯是冰冷的，而且连每一页纸都是冷冰冰的，但是那个冬天因为这些很多的发现而变得温暖。
1909年《教育杂志》诞生，正是晚清新式教育勃兴之初。已有十几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编辑上刚刚获得巨大的市场，有意在教育上为古老的中国开辟新路。
1909～1948年，可以看成新式教育在中国最初的起步阶段，也是一次壮丽的跋涉。《教育杂志》在这四十年间，历经世变：清朝垮台、民国破土、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北伐洪流席卷江南、日本虎视眈眈、“九·一八”到“一·二八”、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内忧外患连绵不断；《教育杂志》也曾两度被迫中断，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停刊，直到1934年9月复刊，1941年12月随着香港在太平洋战争中沦陷停刊，直到1947年1月才复刊，最终在政权更迭的前夜——1948年冬天戛然而止，画上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句号。然而，四十年间出版的33卷300多期杂志，却保持着连贯的气韵，将几代教育研究者、第一线教师和教育编辑的思考和事迹记录了下来，体现了他们教育报国的情怀，他们在一个大变动时代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持续努力，他们在动荡岁月里以教育为切入点不断回应外部环境挑战的精神，他们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怀，他们对每个具体教育环节细致深入的探索，都足以令后来者动容。如果考虑到这一切都是在那样不安定的环境下完成的，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从容，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坚定；他们安静的心态、开放的姿态，呈现出的正是这个老大民族在文化根脉未断时健康的状态，他们面临的压力、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但他们并不妄自菲薄，更没有固步自封，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寻找合适的教育，在特定的时代探求一条更富前瞻性的教育之路。三百多期杂志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不仅有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探究，也有具体学科、课堂教学的深入；不仅有对中国教育的回顾、摸索和展望，也引入了大量外国的教育资源；不仅有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讨论，也有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的拓展，特别是公民教育的线索始终清晰。大量的国内外教育资讯和国外教育期刊的介绍，也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引入了活水源泉。在这里，教育从来不只是学校、学科教育，更是全人教育、终身教育。作者和编者呈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只是对教育的专业思考和实践，更是他们完整、健康的价值观，他们的思想或许是多元的，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他们的负责、他们的认真，都是值得尊重的。他们眼望世界，他们脚踏实地，他们有自信，更有谦卑。
台湾出版的《〈教育杂志〉（1909—1948）索引》，使我们可以更便利地检索四十年间《教育杂志》留下的资源。在不同的时期，《教育杂志》曾推出许多有深度的专号，涉及教育的各个层面。1923年6月的“赔款办学计划专号”，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给中国办学，陈启天、周太玄、张印通等十多位教育家和教育研究者发表了看法。同年8月推出的“性教育专号”是中国对学生性教育问题首次集中的探讨。（已收入本丛书《让性回归常识》）1924年1月、2月，连续推出“小学各科教学专号”，执笔的包括沈百英、舒新城、吴研因、黎锦熙、王伯祥、周越然、丰子恺等人。当年10月推出“小学教育参考书专号”。1925年1月20日推出“职业教育专号”，吴俊升、卫士生、刘湛恩、夏承枫等人执笔。1927年9月、10月连续有两期“平民教育专号”、“城市平民教育专号”。1928年3月有“职业指导专号”。1929年5月、6月，连续两期都是“实验小学教育专号”。1930年6月、7月两期是“现代世界教育专号”，不光介绍英、美、法、德国的教育，也介绍了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日本、土耳其、印度等国的教育。1931年8月是“成人教育专号”。1935年5月，以全部篇幅刊登“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蔡元培、唐文治、任鸿隽、李书华、江问渔、翁文灏、陶希圣、林砺儒、柳亚子等数十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同年8月有“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1936年4月有“毕业会考问题专号”。1941年1月，推出的“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穆旦介绍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王星拱介绍武汉大学，共介绍了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岭南大学等二十七所大学，有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有综合性大学，也有专门的学院和上海美专、西北技专等专科学校。同年7月出的“抗战四周年纪念号”，介绍了抗战以来四川、广东、江西、贵州、湖北等地的教育，以及中央大学等高校。1947年1月，《教育杂志》复刊伊始，就连续两期推出“战后中国教育专号”，不仅讨论大学、中学、小学、师范等学校教育，而且讨论了国民教育、文盲教育、职业教育、华侨教育、边疆教育等。1948年是《教育杂志》办刊最后一年，1月有“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专辑”、4月有“教育心理研究专辑”、8月有“中学教育专号”、11月有“社会教育专辑”，专题如此密集已比较少见。包天笑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等也都是首先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的。这些作品今天仍有读者，而《教育杂志》早已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但我深信，在这些发黄的老杂志中蕴藏着不会逝去的新生命。
教育从产生之日起——无论是古希腊时代，还是我国的诸子百家时代，目的只有一个：提升人类。教育到底是什么？不少人眼中的“教育”只有“教”，没有“育”。“育”是什么？我们可以联想到孕育、哺育、养育、涵育……这些都跟生命有关。如果我们把这个“育”作为“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就像一棵树的生长，是从一粒种子到大树的过程。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面朝未来。
我粗浅的理解是，学校应该提供的是“常人”教育、“常态”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态”教育。它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学校并不担负培养爱因斯坦、莎士比亚、毕加索的责任……它不是为培养科学天才，也不是为培养文学家、艺术家而存在的。试想贝多芬、莫扎特是学校能教出来的吗？他们本身就有天赋异能，在任何环境下他们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脱颖而出——当然，学校教育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具有文明常识的社会人，或者说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自进入民国以来，《教育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公民教育的文章，并译介了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的范例，从理论到操作，从理念到实践都有探索，将这些放在我们面前，有一种陌生的新鲜感。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贯穿其中的其实就是公民教育，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老辈人对此都有记忆。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应该以人为本，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尤其是基础教育。“把人当人”，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把人当人，而是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把人当成工具。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教育设计更多的是把人工具化，因为学校要求学生在考试中胜出，要他成为考试的机器。整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教他成为一个人而存在的，这是最大的问题。当所有人都往这一个方向去的时候，你要扭转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去拼，拼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些问题，民国的教育家和老师们大致想清楚了，在诸多的文章和讨论中也一再得到了体现。在《教育杂志》存世的四十多年间，时局动荡，充满了不安和惊悚，但是，从教育家到一线的老师们，包括关心教育的学者和各界精英，对教育仍充满着温暖的关怀，从没有停止他们的思考和探索，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不断地、一次次地逼近教育的本质。
我试图在过去寻找未来。
过去并没有过去，有那些前辈的思考在，有那些载入老杂志的文字在，他们已经融入这块土地，化为民族的精神养分。当我们打开尘封的杂志，这一切就会奇妙地复活。
我把自己的想法与郭初阳、王小庆、蔡朝阳、许骥等朋友分享，得到他们的支持，决定先从中选出3个专题，重新整理出版。郭初阳一直关注中学生的性教育，他编成了《让性回归常识》，王小庆留意公民教育多年，他编了《如何培养好公民》，许骥编了《给教育燃灯》，蔡朝阳欣然写下万字前言，从一个中学教师的角度，向民国教育致敬。没有他们的参与，这套书就不可能编成。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接纳了这套书，愿与一同关注中国教育和中国未来的朋友们一起继续朝前走。农村教育、职业教育……都是值得关注的，也是《教育杂志》中现成的资源。我一直说，回望过去，不是怀旧，而是为了寻找未来。回望民国教育也是如此。
2012年10月18日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