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目睹许多习惯成自然并得到认可的可怕行径，不止一次或数次、百次，而是不计其数。这类行径非常不正直、不人道——我以为是恶中之最——只要一想起就感到厌恶；我为之感到惊诧的程度几乎与憎恶的程度相同。这种出奇的恶毒，如同谬误和放纵一样，都体现了一种活力和精神力量。众人出于共同的需要走到一起，会聚在一处；偶然的结合进而演变成法则；有的法则反映了人类思想中最野蛮的一面，却历久不衰，不亚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定的法则。各种从理论上凭空设想出来的政府模式，荒唐可笑，难以付诸实施。那种关于理想社会形式和最合理的人类组织规范的长期大争论，不过是纸上谈兵，只宜于练练我们的脑子而已；好比“自由艺术”中的某些主题只适宜论战，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生命力。对政府构造进行这样的新构思，只能是在崭新的社会中。然而当今人类已经适应了（某种社会形式），习惯了某些习俗；我们不可能再像皮拉或卡德摩斯那样孕育出新的人来。我们也许有可能对人作修正，以新模式来塑造他们，但不管用什么办法，恐怕在矫正他们自然习惯的过程中，难保不破坏一切。有人曾问梭伦：他是否已尽其能力为雅典人制定了最佳的法律，他答道：“是的，起码是他们所能接受的最佳法律。”
瓦罗也以类似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如果是在宗教起源时著书评论，他就会写出自己的想法；但现在宗教既然得到了承认而且已经定型，那他只好就更多地依照习俗而不是按自己本心来作评说了。
一个政体若曾维系、延续民族的生存，便是最佳、最出色的政体，这不是一种看法，而是真理。政府的形式和主要功能取决于习惯的运用方式。我们一般都不满于现状。但我以为，在民主国度中追求少数人统治，或在君主制中要实行另一种政体，都是严重的谬误而且荒唐之极。
爱国爱国，爱其现状；
国为王国，则爱王权；
寡头统治，民主管理，
爱无分别，既生于斯。
——德·皮布拉克
我们不久前才痛失尊敬的德·皮布拉克先生：他品格高尚，思想睿智，性情和蔼！失去他的同时，德富瓦大人也离我们而去，两人的故世对于王室是极大的损失。这两位加斯科尼人诚实高明，为王室出谋献策，我不知道在法国是否还有别人可以替代他们？两个都是杰出人士，表现形式不同，就本世纪而言，均为罕见的精英，各具特点。可是谁让他们投到我们这个时代来的呢？他们和我们的腐败、我们的动乱是何等格格不入！
国家最承受不起的莫过于革新：变革本身就带来了不公和暴虐。建筑物某一部分松动时，可以进行支撑加固，各种事物都会自然而然产生变异和腐化，可予以纠正，使原有的基础和基本原则不致走样太大。但若要推倒这么一座庞然大物，改换其地基，就好比有人为画除尘，结果将原作抹去，或是为了修补瑕疵而全盘打乱，治疗疾病而令病人一命呜呼，与其说改换政权形式，倒不如说是干脆将它摧毁。当今世界已无力自行康复：它自觉负担沉重，想千方百计去掉包袱，甚至不考虑代价。我们从千百个事例中见到：康复的过程往往要付出代价，仅仅除去当前疾患，整体状况没有改观，是称不上恢复健康的。
外科医生除去病痛的肌肤不过是治疗过程中的一种步骤，而非根本目的。他的目标更为长远：期望患处能长出新的健康的肌肉，病痛的肌体能恢复正常。仅仅主张切除病灶并不等于大功告成，因为恶去不一定意味着善来，也许还会引发另一种更严重的疾病。杀害了恺撒大帝的凶手将罗马帝国弄得一团糟，连他们自己都对插手政事感到懊悔。此后，许多人都经历同样的事情，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当今的法国人这方面也可谓经历丰富。重大变革无一例外动摇国家制度，令其陷入一片混乱。
谁若想直接动手整治国家，只要于行动前略加考虑，热情便会很快降下来的。对于革命式的做法，帕库维尤斯·卡拉维尤斯曾通过一个出色的事例纠正其错误。他的同胞曾起而造反，要推翻他们的立法官员。帕库维尤斯是卡普城中的权势显赫的大人物。有一天他设法将元老院的议员们全都囚禁在宫里，接着将民众召集到公共广场上，向他们宣布，长期压迫人民的专制者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手无寸铁，旁无他人，任由摆布，人们可以完全随意申冤报仇。结果决定抽签，按顺序逐个提审，单独判决，裁决当场付诸实施，但同时必须指定一位贤明之士取而代之，以免出现空缺。刚一读出一位议员的名字，人们立即异口同声地声讨他。帕库维尤斯于是说道：“好哇，此为恶人，理应撤职；咱们就另请高明来替代他。”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感到为难，不知该推举谁好。有人比较大胆，首先报上一个提名，人群中反对的声音更是响亮，历数此人种种缺点并举各种理由反对他当选，众说纷纭，愈演愈烈。提到第二个议员时，更是糟糕；轮到第三个议员，亦复如是；反对推新的与赞成撤旧的旗鼓相当。一阵骚动之后，毫无结果，人们开始一个个慢慢退去，脑中带着如下的结论：旧有的、熟悉的恶人恶事总比崭新的、未体验过的更容易忍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