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4日，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在海南基地举行！在本次活动中，曾任中国海油[1]总经理的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与中国海油副总经理吴振芳、中海化学CEO兼总裁杨业新等人谈起中海化学10年的发展历程，感慨不已！
10年，中海化学实现了从单一以天然气为原料向利用天然气、原煤、磷矿等多种资源的转变；10年，中海化学实现了从单一生产尿素产品到集研发、生产、配送、贸易和服务一体化经营的转变；10年，中海化学实现了从海南东方发展到海南、内蒙古、湖北、河北4个生产基地和山西、贵州、黑龙江3个筹建基地立体布局的转变。
当年，致力于海上原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并身处垄断行业的中国海油，为何选择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利润率偏低的化肥行业呢？
当然，很多石油企业都需要下游产业支撑，一个成熟的石油企业应该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这是中国海油当初进入化肥行业的朴素想法。由此，中国海油第一个下游企业——中海化学也随之诞生。不过中海化学规模越做越大、利润持续增长的格局，还是远远超出了中国海油内部和社会外界的预期。
利润丰厚、收入稳定、现金流充足的中国海油何以在这一利润稀薄的行业“越陷越深”？
中国海油前任总经理傅成玉说得好：
“作为国有企业，我们不仅肩负着企业发展的经济责任，也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供给的政治责任，还肩负着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的社会责任。深刻认识并自觉承担起这些责任，是保障国有企业正确发展方向的基础。”
这种理念，不仅向国人展示了央企领导者在能源领域的一种强烈使命感，也成为中国海油通过中海化学做透化肥行业（具有战略意义的农资行业）的推动力，更体现了现代新国企的责任感！
[1]本书涉及多家企业名称，为叙述方便多用简称，企业全称详见书中附录。
1.透视农业大国的根基：粮食的安全与粮食的“粮食”
粮食安全是所有国家的国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现代社会的粮食安全则极度依赖于粮食的“粮食”——化肥是否安全，因为粮食对化肥的依存度已经超过了70％。
2010年11月30日，中国政府宣布，自12月4日起至12月31日，将对磷铵等化肥执行110％的出口关税。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调整必然会抑制化肥出口增长。日本在华的一位大型商社高管对《朝日新闻》的记者称：
“未来将出现与稀土资源类似的状况，中国可能希望长期确保国内资源的供应。”
种种迹象表明，与稀土、铁矿石一样，化肥已逐渐成为事关国家利益的战略物资。预计世界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91亿，化肥需求量必然呈现爆炸性增长。
2010年8月底的一则消息迅速登上了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发起对全球最大化肥生产商加拿大钾肥公司Potash Corp的收购。
一石激起千层浪！
作为钾肥的最大净进口国，国内企业都担忧会在钾肥上重蹈铁矿石的覆辙！
人们在关注粮食安全的同时，开始将注意力迅速转移到粮食本身的“粮食”——化肥上，也逐渐明白了一个看似简单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化肥行业被国外产业巨头控制，尤其是钾肥等稀缺性化肥企业被国外控制，中国的粮食安全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所带来的影响会远远超过铁矿石的影响。铁矿石问题还可以通过限产令（2010年9月政府发布钢铁限产令）直接打压铁矿石的价格，然而化肥问题（尤其是钾肥问题）能够通过限制粮食产量来解决吗？
粮食安全：农业大国的危机与挑战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在金融危机蔓延的今天，国内外大资本似乎不约而同将目光盯在了人们永远不可缺少的第一资源——粮食的投资上，以至于“粮食战争”的说法甚嚣尘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来自2008年1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则报道，该报道题为：
“围绕粮食展开的争夺正在进入新阶段”。
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矿业巨头必和必拓正积极准备进军粮食市场，加拿大化肥生产商Agrium也准备收购澳大利亚谷物交易商AWB。
“这一切必定意味着什么，它肯定意味着粮食投资将是下一个有利可图的大领域。”该报编辑认为，拥有数十亿人口的中国和印度，不仅要铁路和铜线，也需要玉米片和华夫饼，“软”商品必然紧随“硬”商品而来，没有比这更大且更诱人的概念了。
美国著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反复强调要“投资耕地”，经营着庞大对冲基金的索罗斯据说正计划在阿根廷购买大量耕地。俄罗斯的对冲基金和美国金融巨头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也获取了乌克兰的大片耕地。
从最近的情况看，这一争夺战确实有很多依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0年12月1日发布通告称，2010年11月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了3.6％，接近2007—2008年的峰值水平。
该组织资深粮食经济学家阿卜杜拉·礼萨·阿巴西安表示：
“情况令人不安！”
他担心，未来会重演以前从孟加拉到海地等国发生的粮食骚乱。
2011年初，俄罗斯、乌克兰等农产品大国突然限制谷物出口，迅速引发了全球性的农产品价格高涨，而新兴经济体国家粮食进口量的增加，也让全球的农产品价格似乎成为一个难以预测的数据。
同时，2011年春天我国北方的大旱情再一次给我们这个用粮大国敲响了警钟。
围绕粮食领域的争夺战已是硝烟四起。中国，则是这场争夺战无可争议的主角，因为中国人口最多、需求量最大。
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
“解决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始终是推动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吃饭没有保障，一切发展无从谈起。”
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和粮食储备工作。早在1959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他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更是把粮食储备确立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国策。
我国是人口大国，耕地却不断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制约日益增长，而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及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粮食供给长期处于偏紧状态。
日本主流刊物《经济学人》报道说，中国在2009年5月以确保粮食安全为由，敦促国内企业于原本在资源和能源投资领域建立了密切联系的非洲及南美洲等地获取耕地。英国渣打银行CEO冼博德也在2009年9月对外界说，中国对于非洲资源和能源领域的投资正在扩大至农业，甚至猜测，2010年2月胡锦涛主席访问非洲前夕，中非双方就进行了有关农业问题的事务级别磋商。
我国年粮食产量和消费量大约占世界年粮食产量和消费量的1/4.目前，全球年粮食贸易总量将近2.5亿吨，仅相当于我国年粮食消费量的四成多，由于国际市场粮食供求呈偏紧态势，大量进口粮食不仅会引发国际市场粮价大幅度上涨，而且国际市场也根本无法满足我国巨大的粮食需求。
其实，粮食安全应该包括3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保障粮食供给的数量与质量，即不仅要供应足够的粮食，还要保证所供应的粮食安全、卫生，满足人们生存和健康的基本需要；二是保障粮食供应的稳定性与长期性，即保障粮食供应在任何时候都是充足、卫生的，满足人们的长期需要；三是保障人们的购买力，即人们不仅能买得到而且能买得起其生存和健康所需的基本食品。
如果放松国内粮食生产，过度依赖国际市场，无异于将自己的饭碗放在他人手上，在战略上极易受制于人，在关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从中长期发展趋势分析，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将受人口持续增长、耕地和淡水资源约束趋紧、国际市场粮食供求变数增多等因素的影响，必须应对诸多严峻挑战。
粮食问题具有“放大”效应。粮食是必需品，供需紧张，就可能引发大的波动，带来连锁反应。20世纪80年代未（1987-1988年）和90年代初（1993—1995年），我国的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都与粮食供给出现问题、粮价大幅上涨有关，二者相互推波助澜，国家不得不进行收缩性的宏观调控。2003年“非典”期间，国内粮价波动，进入秋收时节，各地纷纷出现快速攀升迹象，中国粮价出现6年以来的首次上扬，平均涨幅达到20％左右。2006年随着国际粮食偏紧，价格再次波动上扬。迄今，粮食价格每年以10％的涨幅上扬，低粮价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粮价一旦出现大的波动，将直接危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不论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还是90年代初发生的全国性粮食价格暴涨，事实证明，都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影响，而且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恢复调整过来。前车之鉴，刻骨铭心。
粮食的安全是永远牵动着大国的“中枢神经”，农业的健康发展是大国永远的基础战略。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天下粮仓”。尽管我国在2005年就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国，但是，近年来粮食价格的不断攀升，还是让我们感到了来自农业的危机和挑战。
令人费解的现象：粮食的“粮食”浪费严重和供应紧缺并存据英国《卫报》报道，随着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和人均农用可耕地的减少，对于化肥，特别是碳酸钾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碳酸钾是制造化肥的重要原料。使用化肥将有助于生产不断增加的世界人口所需的粮食。
而就在2010年的8月初，英国《金融时报》称，俄罗斯拟打造化肥业国家冠军企业，并说这是自2005年前后该国支持能源行业整合以来，首次打造一家国家冠军企业，该计划正是涉及相关钾肥企业的并购。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的技术与国家安全政策中心在一份向总统提交的秘密文件中通过大量的数据声称：
“农田将与油田产生同样的重要意义！”
中国，作为粮食的需求大国，自然是化肥的需求大国。
中国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化肥居功至伟。
专家们普遍认为，在其他生产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作物施用化肥可增加产量40％~60％。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农业科技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农业对化肥具有很高的依存度。从稻、米、麦、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到甜菜、各种果蔬等经济作物，都离不开化肥。
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和消费国。
不过，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出现了。随着农业的发展及农民对化肥依赖度的加大，农业却渐渐被化肥困扰，与化肥有关的诸多问题不断显现：
首先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氮、磷产能过剩，乱象丛生，价格混乱，并存在恶性竞争，而至关重要的钾肥长期依赖进口，自给率只有51％，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钾肥进口国。
其次是产品的复合化程度很低，西方发达国家复合肥占化肥施用量的60％~80％，而中国仅占30％左右。
再次，不合理的大规模施用化肥也造成了土壤和水资源等环境污染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的化肥平均利用率仅为30％，其中氮肥的利用率为30％~35％，磷肥的当季利用率为10％~20％，钾肥的利用率为35％~55％。在氮磷产能过剩、钾肥大量进口的产业格局下，这种利用率令人震惊，不仅造成了每年数千亿资金的浪费，而且施肥效果还大打折扣！
据农业部门调查，中国每年通过淋溶、挥发等途径损失的化学氮多达1200万~1400万吨，价值430亿~500亿元，也就是说每年都相当于损失国内一个超大型化肥企业一年的产能；现有复合肥中的磷在进入土壤后大约35~40天左右其有效性即下降80％，绝大部分养分被固定而失去效果，这样不仅增加了农业成本，造成了资源浪费，也严重污染了环境。
现在，农民普遍感到土壤板结了，庄稼难种了；消费者们普遍感到果不香、瓜不甜、菜无味，农作物的品质严重下降。
有人把这类问题直接归咎于化肥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太多的施用化肥确实是元凶之一，不过真正的问题却不在化肥本身，而在于大量不适当地施用化肥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生态要素品质下降，土壤中氮、磷含量普遍偏高，对土壤造成了二次污染，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和生存环境。
据统计，我国单位耕地面积农田的化肥使用量为世界平均用量的219倍。如果不能及时、全面的推行科学施肥，在今后的10多年中，我国的环境状况总体上将进一步恶化，土壤污染也会更为严重。
也就是说，中国人面临的不仅是饥饿问题，还有农产品的质量问题，而这种质量的基础要素就是要科学、合理地施用化肥。
尽管化肥行业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基础行业，产能的集中度却低于农业发展还落后于我国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我国化肥总体产能异常过剩，各地却还在盲目扩产。
我国氮肥生产企业分布不集中。行业数据显示：2009年氮肥总产能达到6500万吨，其中大氮肥产能只占全部产能的1/3，其余为中小化肥，而国内消费量仅有5000万吨左右；磷肥总产能约2000万吨左右，过剩约40％~50％，真正大规模、有资源依托的磷肥企业数量非常有限。而在发达国家，有的尿素生产企业年产能达几百万吨，有的甚至达到上千万吨；化肥市场只有几家大型化肥集团，比如北美只有七八个化肥企业集团和40个大型的合成氨工厂，欧洲也很少。国内百万吨级尿素生产企业太少，小化肥企业却占到总企业数的70％以上，产量仍占半壁江山。
问题在于，目前的化肥行业几乎处于“失控”状态。
2010年，曾有一项全国化肥产能调查认为，如果目前的化肥企业扩产计划能够如期实现，到2012年氮肥新增产能将达到：合成氨700万吨、尿素1107万吨，尿素总产能7000万吨以上，大大超过目前5000万吨的国内消费量；到2015年磷肥将增加到2200万吨，也大大超过了目前国内每年1200万~1300万吨的消费量。
据2011年1月27日中国石油化工行业经济运行形势发布会上公布的消息：2010年国内化肥产量达到了6620万吨，其中氮肥4521万吨、尿素2516.3万吨、磷肥1701.4万吨、磷铵实物量2329万吨、钾肥396.8万吨。
失控的速度显然比预测的还要快！
化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将决定产业的命运。方向在哪里？整个产业都在追寻。早在2000年，业内人士就提出了我国化肥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认为我国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调整化肥产业结构。首先要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根据规模效益原则，绝大多数小化肥企业应退出基础肥生产；其次要根据资源分布情况建立生产基地。按氮、磷、钾生产的资源分布，建立几个能与国际化肥企业竞争的氮磷钾生产基地，无资源优势的企业应退出基础肥生产；同时，要实现产销、科技创新一条线。为了保持市场份额、提高企业竞争力，小化肥企业应成为生态肥、生化有机肥的开发基地。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2009年的权威报告曾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意见：提高氮肥、磷肥准入门槛，发展高效复合肥、缓控释肥等高端产品，提高钾肥供应能力和高浓度肥比例，提高产业集中度。争取到2015年将高浓度化肥比例提高到85％，施肥复合率达到40％以上，复合肥前10名企业的产量比例提高到50％以上。支持中小企业由生产基础肥向肥料二次加工转移，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劣质煤生产尿素，推广氮肥生产污水零排放、废水超低排放、废气废固综合利用等技术，以及磷矿钾矿伴生资源和磷石膏渣的综合利用技术，提高节能减排水平和资源综合利用效率，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直销网络，减少流通环节。
针对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负责人指出，必须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加强源头控制，建立并实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环保评估和审查制度，禁止落后生产能力异地转移，充分利用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手段，抓紧建立和完善淘汰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严格市场准入。
面对化肥行业的现状，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自身都已经清醒，跟风、一哄而上的时代渐行渐远。
与氮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钾肥资源比较匮乏。根据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的预测，未来10年我国钾肥的供需缺口仍在300万~400万吨左右。
化肥产业内部氮磷的严重过剩、大量浪费及钾肥极度短缺等3种冷热病症并存，这在世界大国中极为罕见。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农业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制约，也就不可能真正进入现代化，中国的农村也就不会因为只是把农民变成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而真正成为现代化农村。
在这样的背景下，闯入化肥业混战的年轻国企中海化学究竟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它痴迷于这样一种乱象的化肥行业究竟要干什么？它的出现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
2.中海化学：化肥行业的新生力量
尽管化肥行业已有中国石化这样的石化巨头涉足，但是这样的国家战略性农资领域，似乎还是与中国海油这样的专业海上油气勘探开发企业不大相关。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不断强调央企要归核化的今天，中国海油深入涉足化肥可能给人以“不务正业”的口实。
可是，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海油控股的中海化学却“横空出世”，并迅速跻身于中国化肥行业的主力行列，成为与国际化肥生产巨头进行直接谈判的国内三大化肥企业之一（另外两家则是资历极深的中化集团、中国农资），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更有意思的是，它的出现既没有石油产业的垄断优势可以依靠，又没有充足的国有银行大批贷款“输血”，更没有兼并大型民营企业的“国进民退”手段。
从这个角度看，中海化学的出生显得“突兀”而又“平淡”！
中海化学为什么会在化肥行业产能过剩的状态下诞生，又为什么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成为具有领军企业潜质的新生力量？
中国海油为什么钟情化肥：偶然还是必然
追寻中海化学的前世今生，绕不开中国海油，因为中国海油是“母”。
中国海油是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之一，主要负责开采海洋石油及在国际市场相关产品的销售。在中国的三大石油公司中，中国海油规模最小，但效率却颇受关注，连续6年成为国资委绩效考核中效益最好的央企之一。
海洋是中国海油的主战场。这个以蔚蓝色为标志底色的央企，它高调地并购海外油田可以理解，也让人记忆犹新。可是，它为什么要把触角伸到陆地？又为何在寻找着陆点时独钟情于化肥？
中国南海，分布着3个新生代沉积盆地——北部湾、莺歌海和琼东南盆地，面积共12万平方公里，是油气资源勘探远景区。其中，莺歌海盆地揭开了中国海上石油开发历史的第一页。
莺歌海，一个诗意的名字。据说，它的得名源于岸边曾经飞鸟云集，有莺歌鸟、黄莺、八哥等，它们用动听的歌喉，唱出了浪漫的“莺歌海”。
1983年8月，美国阿科公司在莺歌海盆地发现了崖城13–1气田，探明地质储量870亿立方米。由中国海油、美国阿科中国有限公司及科威特科佩克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中国海油拥有51％的权益，设计年产天然气34亿立方米。
天然气开发运输有半径，必须有市场保证。如果没有准确的市场保证，开采的天然气将无法利用。为此，中国海油曾设想在海底铺设一条天然气管线到海南岛，再穿过琼州海峡一直铺到广东。广东省为此曾非常高兴。
然而这个看起来很简单而且有极大市场保障的设想最终却没有实现，因为中国海油的合作方是美国公司，天然气销售收入分成需要用美元支付，而20世纪80年代的广东省外币管理没有开放，无法支付美元，该设想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幸运的是，崖城气田的开发伴随着亚太地区能源需求的增长和商业用气市场的发展而显得一切顺利。尽管如此，中国海油仍然与日商、港商寻找合作机会，并最终与香港中华电力经过了8年艰难谈判达成协议。于1996年1月1日，通过778公里的海底输气管道，崖城13–1气田开始向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输气，年输气量29亿立方米。留在海南的天然气还有5亿立方米，当时，海南的天然气民用一年不到2亿立方米，为了消化这5亿立方米天然气，必须有大工艺、大装置，于是就有了海南省自己成立的富岛化工。
崖城13–1气田不仅让中国海油获得了丰厚的上游资源开采利润，也进一步让中国海油看到了利用天然气加工下游产品蕴藏的巨大商机和发展空间，更加坚定了其上下游一体化的发展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海油处于开创初期，业务主要集中在上游的油气勘探开发上。国际油价行业价值链由勘探与生产、运输、炼化、销售等部分构成，其中勘探与生产一般被称为上游业务，运输、炼化、销售等被称为中下游业务。中国海油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局限于勘探与生产，开采出的原油和天然气直接作为原料出售，在运输、炼化和销售等方面甚少涉足。狭窄的业务范围限制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实力，而且有被行业整合的远虑。
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严格监管的原因，中国海油不能通过购买期权或期货等衍生工具对油价做套期保值，难以平衡国际石油价格带来的波动，抗风险能力差，业绩易受油价和其他环境因素影响。比如，在1994—1996年，国际原油价格持续攀升，到1997年上半年达到顶峰；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原油价格从20美元/桶的价位迅速下跌，1999年初最低曾跌破10美元/桶。受国际油价下滑的影响，中国海油的销售收入在1998年下降了近1/4.相比之下，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的销售收入仅分别下降了6.5％和11.5％。上下游一体化的公司尚有化工和其他下游产品作为缓冲，而中国海油这样单纯的上游公司几乎完全暴露在风险之下。
从国际石油行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看，油公司的规模越大，业务就越成功，其业务就趋向于覆盖产业价值链的所有环节，从而成为上下游一体化的公司。上下游一体化是扩大规模、分散风险的有效策略，已为众多国际石油公司采纳。产业链加长，业务分散，有利于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完整的产业链有利于提升公司开拓新市场、新资源的竞争力。更何况，中国海油要想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综合性能源公司，上下游一体化是它的必由之路。中国海油发展态势良好的上游业务也为其向下游领域延伸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2年2月23日，中国海油在南海又发现了东方1–1气田，储量为996.8亿立方米，年可开采量24亿立方米，进一步推动了其下游战略的实施。
东方1–1气田的天然气当中含25％左右的二氧化碳，以及14％左右的氮气，热值才4000多达卡。
经过反复论证，中国海油决策层决定做化肥，因为尿素本身要消耗掉一大部分的二氧化碳，低热值的天然气正好做尿素的原料。
1994年，中国海油将化肥作为进军下游产业的突破口，利用东方1–1气田的天然气资源，打算在海南省建设一个大型化肥生产基地。
在20世纪90年代，国产化肥一般只能满足农业施用量的70％左右，在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所用化肥用量的20％左右依赖进口解决。国内化肥非常紧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抢化肥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发中国海油大化肥项目顺理成章。
1995年，海洋石油化肥项目办公室正式成立。
中国海油的第一个下游战略“定情”化肥，既顺应了国家农业发展的需求现状，也开始了自身上下游一体化之路。
迎风创业：信念造就激情
化肥项目在海南迎着苦涩的海风开始了！
1996年9月18日，国务院第125次办公会议决定将海洋石油化肥项目厂址定在洋浦。根据这一决定，中国海油正式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于199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在洋浦建设海洋天然气化肥厂项目建议书的补充请示”。同年12月9日，国家计委批准了中国海油东方1–1气田开发和化肥生产基地项目建议书。
1997年1月，中国海油正式成立海洋石油化学公司筹建处。化肥项目的重担落在了当时中国海油南海西部公司副总经理吴振芳的肩上。中国海油任命吴振芳为“化学公司筹建处主任（正局级）”。有领导跟他开玩笑：
“老吴，全国筹建处级别最高的就是你了。”
吴振芳下过乡，当过兵，参加过辽河油田会战……艰苦的环境铸就了他不怕困难、不怕苦、不怕死的坚强意志。他1980年加入海洋石油队伍，在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工作了17年，1993年担任该公司副总经理，是当时中国海油最年轻的局级干部。随着海洋石油化肥项目组的筹建，他被调到海南，开始了他一生最难忘、最艰辛和最自豪的创业经历。
1997年1月18日，吴振芳带着一纸任命书和从西部公司抽调的8个同事，来到海南岛，开始了长达3年的筹备工作。
西部公司在美丽的湛江，那里已经建设得非常漂亮，是这些创业者生活了多年的根据地。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这些人的心里挺不是滋味，家属也不是非常情愿，但是，为了中国海油大化肥项目，这些人毅然抛家舍业，来到海南艰苦奋斗。
筚路蓝缕，但雄心炽热。
洋浦经济开发区77号是海洋石油化肥项目选址所在地，而1997年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已经败落。就在吴振芳还未到海南之前，中国工商银行洋浦分行行长就已与他见过面，等到了洋浦，工行人员与筹建处人员一起吃饭，工行的几个女同志心情特别激动，说了这样的一席话：
“我们来洋浦已经七八年了，终于引进了大项目。如果化肥项目真的能落在洋浦，我们能做点事，那一生都没有遗憾了。”
可见当时海洋石油化肥项目的影响力。
筹建处设有办公室、人事部、财务部、工程部4个部门，当年定编25人，实际配员只有13人。
筹建处一到海南就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一方面积极与海南省政府工业厅、合作厅、计划厅、物价局、工商局、电力局等有关部门沟通，与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的有关部门就化肥项目占用土地、公司税务、海岸线和海域使用申请等问题展开谈判，争取政策上的支持和费用优惠；另一方面准备注册公司的有关文件，与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工商局、税务局、公安局等一一联系，建立关系，完成了《公司筹备报告》、《公司章程》、《公司组织机构和部门职责》、《内部财务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起草工作。
经过筹建处的艰苦努力，1997年3月7日，中国海油与海南洋浦土地开发公司在钓鱼台国宾馆签署关于海南大化肥项目落址洋浦合作协议。合作协议规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获国家正式批准的“海洋天然气化肥基地项目”定址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南洋浦土地开发有限公司将以优惠价格向该项目转让1.2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并负责向该项目供水供电。为支持洋浦加快开发，中国海油将在今后至少16年内以优惠价格向洋浦开发区每年供应5亿立方米天然气，由洋浦用于对外招商。“海洋天然气化肥基地项目”由中国海油独家投资，总投资额达155.8亿元人民币，项目分上游和下游两部分：上游是在海上建6座生产平台、32口生产井及243公里的输气管线；下游是在洋浦开发区内建设两套生产化肥装置，建成后将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化肥生产线。
1997—1998年，筹建处还先后参与了化肥项目的港口方案、环评大纲评估、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预审等工作，同时对国内外化肥生产企业的工艺技术及管理方面进行了考察，了解了装置的设备性能、操作运转情况，为今后生产管理打下了基础。
为了大化肥项目的顺利开展，1997年年中，筹建处招聘了40个大学生。这些意气风发的大学生都为能够参与这样一个大项目感到兴奋，虽说当时的中海化学只是一个筹建处。回忆当年初到海南，他们很多人印象最深的是吴振芳给大家描述的愿景：
“将来，我们在海边修一条马路，周边是我们的厂房，在马路那边修建公寓、网球场、生活设施。这里将是非常漂亮的化肥生产基地……”
一席话说得这些大学生热血沸腾。
为了让这批大学生将来在化肥项目上发挥力量，筹建处把他们派到西部公司接受培训，了解中国海油还送去大连培训外语；当时海南就只有富岛化工一个化肥基地，于是，吴振芳派人与富岛化工接洽，带队让这批大学生在富岛化工实习……筹建处的工作进展非常快，技术谈判进行到即将签署合同的程度，海洋石油化肥项目已经计划于1998年上马。
就在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平稳顺利的方向发展的时候，经济形势却急转直下……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农产品价格持续下滑、原材料价格上扬，国内化肥市场动荡不安，尿素在国内市场严重滞销，化肥价格急剧下降，国际市场也出现价格低迷的状况，不少老化肥厂陷入了困境。鉴于这种形势，国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启动，国家有关部门对于新上项目审批更严，中国海油的大化肥项目只得缓批，重新论证研究。
一时间，全国的同行都知道了海洋石油化肥项目停滞的消息。
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国海油内部对大化肥项目的意见有了分歧。
持反对意见的认为，化肥是支农产品，中国海油在当时的规模还比较小，化肥项目没有多少效益，容易拖中国海油的后腿，况且当时中国海油并没有任何下游项目的经验；持支持意见的认为，为了开发东方1–1气田，应该继续实施上下游一体化战略，支持化肥项目。
有人曾对中国海油化肥项目办公室负责人高万良说：
“老高，你的化肥厂别把我们海洋石油拖垮啊！”
化肥项目中断，筹建处人员每天都生活在焦虑当中。那些20多岁、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本来就没有实际岗位，又遇上项目停滞，更是感到彷徨，那段时间，被他们认为是最黑暗的时候。
“希望和信念主宰一个人的命运。”吴振芳回忆说，“那个时候，每次我来北京汇报工作，领导就说‘老吴，这个问题我们不谈。’”
筹建处身份尴尬，既不是公司，也不是企业，周遭反对声音很多。
不少人回忆说：
“要不是吴振芳顶着，不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坚持，化肥项目早就夭折了。”
希望和信念确实决定了吴振芳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主宰了中海化学的命运。
他没有退却，而是依然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断地找门路，带领海洋石油化肥项目办公室和化学公司筹建处一班人落实项目启动的各项工作。同时还不忘激励身边的年轻同事，稳定全体项目组的人心。
他对筹建处的同事说：
“我相信肯定能做成，一定能做成，绝对能做成！”
他给那些彷徨的在接受培训的大学生开会，详细介绍了项目的实际情况，明确现实中的困难，希望他们消除顾虑，他说：
“把你们招来，你们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我会对你们负责，对你们的父母负责，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
激励带来希望。
一席话让这些没有“名分”的大学生心里稍觉安慰。虽然后来还是有一些人走，但是，领导的关心让更多的人选择留下，与项目共进退。而这些留下的人才也成为了中海化学后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希望仍然存在，梦想没有彻底破灭。
随着经济慢慢复苏，国务院重提大化肥项目。1998年5月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化肥项目厂址迁至东方市八所工业工发区。中国海油根据总理办公会的精神，从国家建立基地的总体规划考虑，开始了对东方厂址的究工作，决定调整东方1–1气田的开发计划，将两套80万吨尿素装置改为一套并移址东方市，剩余的天然气用于海南的发电和民用。同年7月28日，中国海油向国家计委上报“关于海洋天然气化肥厂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补充报告”，报告就化肥厂迁址东方市、两套变一套的可行性进行了补充。
1998年10月16日，国家发政委以2048号文正式批复海南化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同意开发东方1–1气田，年产天然气20亿立方米。下游部分建设一套45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装置，配套建设相应的氨加工装置。”
虽然项目已经得到审批，但是，对于停滞了近一年的化肥项目，重新启动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然而，受尽煎熬的筹建处终究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为了重新启动化肥项目，筹建处积极提出建议，从协助上游销售东方天然气入手开展工作。1999年，吴振芳主动承担起东方1–1气田天然气的销售工作——销售合同谈判的成功与否和时间长短，将直接影响到海洋石油化肥项目的开工之日。
因为没有销售天然气的经验，吴振芳带领团队参考、学习崖城13–1气田的销售合同，在补充、完善了崖城13–1销售合同不足的同时，编写了销售东方1–1气田天然气的合同文本，并对合同文本讨论了近10次，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经中国海油批准后作为正式合同文本提交给购气方合同单位。随后，与之经过长达近半年的8轮艰苦谈判，最终与海南两家买方就天然气销售和购买合同的绝大部分条款达成一致意见，结束了前期的合同谈判。
为了贯彻中国海油的效益发展战略，1999年，筹建处对化肥项目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项目的建设方案、降低项目投资，把项目的总投资估算从原来的36.8亿元降至29.53亿元，项目内部收益率从原来的9.54％提高到12.1％，提高了项目的经济性。他们还委托不同的化肥项目建设设计单位进行详细的经济评价，进一步确认项目的可行性，反复对国内及东南亚的化肥市场进行调研，落实今后产品的销售方向及市场可能的容量。
通过对影响和决定项目生存的诸方面因素进行反复调研和论证，融会许多业内专家、规划设计部门科学合理的建议，筹建处得出了结论：项目投产后的产品成本低于国内同行业产品的最低成本，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这为中国海油领导下决心启动海洋石油化肥项目的决策提供了科学、全面的依据。
在听取筹建处和化肥项目组的汇报后，中国海油对项目的市场定位、概算投资、项目用地、引进装置询价、技术商务招评标、工程管理等事项进行了仔细研究，2000年3月12日，投资预算委员会审查批准该项目，停滞的海洋石油大化肥项目重新起航。
2000年7月3日，筹建处注册成立了“中海石油化学有限公司”，在海口召开了第一届第一次董事会，中国海油总经理卫留成任董事长，吴振芳任总经理。在中海石油化学有限公司首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卫留成宣布海洋石油大化肥项目正式启动。
经过3年筹备，中国海油第一个下游项目——海洋石油化肥项目平稳落地，中海化学正式诞生。
中海化学辗转定址东方，其实也无形中促成了中海化学与富岛化工的机缘。
一方面，中海化学正是应海洋石油大化肥项目而生，它要在东方建设化肥厂，必须投入大量资金，为此必然与富岛化工竞争；另一方面，富岛化工虽是海南的明星企业，但是高负债率一直是它的隐患。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中海化学与富岛化工联合是化解此矛盾的好办法，这就是所谓的“机缘”。
在国务院的支持下，这段机缘终成正果。2001年1月13日，中国海油以2.28亿元受让富岛化工。
海南东方，中海化学的大本营，在这里，经过百折不挠的创业，经过对富岛化工的成功并购，中海化学从无到有，正式进入化肥行业，成为化肥行业的新星。
随着富岛化工归属中海化学，中国海油以富岛化工为基地，围绕着海南丰富的天然气发展产业，在短短的两年内总投资超过100亿元，中海化学一步一步完善产业链，打造并做大做强了一个东方化工城……富岛化工进入中海化学不久，海洋石油的第一个化肥项目——富岛二期也提上了日程， 这是中国海油从海洋向陆地延伸产业链的第一个下游项目，设计年产45万吨合成氨、80万吨尿素。富岛二期的成功投产，意义深远，中国海油终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套下游装置。
随着富岛二期的投产，中海化学的建设步伐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几年间，中海化学不仅完成了富岛化工的资产重组和改制，还推进了富岛二期建设，盘活了洋浦电厂，与海南省燃料化学总公司共同出资建设东方—洋浦—海口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甲醇装置及塑编厂所需装置、复合肥装置等诸多装置……目前，在东方，中海化学已经拥有多家控股下游项目，涉及大颗粒尿素、复合肥、产品运输、编织袋、绿色农业、港口装卸等。一个主业突出、配套齐全、功能完备的天然气化工产业基地已然形成。
随着中海化学在海南的成长壮大，它的底气更足了，内蒙古、湖北、河北、贵州、山西、黑龙江……它的化肥布局已经延伸至全国。伴随着钾资源的寻觅，中海化学把触角伸到国外，开始了全球的资源获取之旅。
作为东方化工城的主力军，中海化学仍然只是一个生产型企业。但是，随着对八所港和天野化工的成功并购、山西河曲煤资源协议的签订、对中化建旗下两个复合肥企业大峪口化工和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的成功重组、成功参股贵州锦麟化工，以及顺利完成鹤岗华鹤煤化的收购，中海化学正逐步走向集团化发展之路。
一步一个脚印。中海化学从单一的氮肥向着氮肥、复合肥等多元化方向发展；从海南东方扩展至全国四大化肥生产基地，外加山西、贵州、黑龙江3个筹建基地，完成了南北呼应的全国化肥生产布局。中海化学从一个区域性的化肥厂变成了一个跨区域、全国性的化肥集团企业，尿素产量也排到了全国前三位。
从海南到全国乃至全球，中海化学的使命感也在随之变化。从最初的单纯为天然气找市场，开始向多元化发展。随着在化肥行业的深耕细作，中海化学对自身的使命感有了更深的认识：
化肥是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作为农资央企，社会责任不容置疑，服务和谐新农村建设天经地义……中海化学的成长轨迹，也是中海化学对自己作为一个农资企业的使命感加深的过程！
3.使责任命感：中海化学诠释新的社会
中海化学的发展令人瞩目，更令化肥行业感到惊奇，也让很多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感到奇怪。一个极为薄利的行业何以让这样一家国有企业情有独钟，而且成功地做成了一家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
化肥行业的薄利特点是现实。做化肥不如做化工，更是很多人的理念，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和现状。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中海化学也顺着这样的思维把触角伸向了化工，上装置生产甲醇、聚甲醛。
然而，公司的领导层逐渐发现这条路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走，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光鲜，做化工规模要求更大、风险更高，而且国内化工行业生产能力更加过剩，利润也相对变得非常不稳定。
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对农业发展依赖化肥、急需科学施肥的现状，让几乎都与农村打过交道的中海化学管理层开始了深刻的思考：
一个企业的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满足顾客和社会真正需要的基础上，国有企业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更应考虑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既不能仅仅为了利润，更不能与大批的中小民营企业进行狭隘的混战，抢夺一个利润很小的市场。
怎么办？
业内专家一番话打动了中海化学的领导层：
“中国可以没有石油，但绝对不能没有化肥。”
当然，这只是一种感性的慨叹，但也确是一个事实：没有了石油，我们会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如果没有了化肥，就意味着没有了粮食，那结果呢？
毋庸置疑，农业是中国发展的基础。可是，就在国家三令五申重视农业、重视三农问题的时候，中国的化肥行业发展却不尽如人意，集中度差、不少业内企业信誉不好、不能帮助农民实现科学施肥等诸多问题存在于化肥行业之中。这是一个让政府感到尴尬、让农民感到不满的行业，是一个除了中国石化等传统的化肥企业外，很多大型央企都避之唯恐不及的领域。
中海化学领导班子认为，作为一个以化肥开始的中央企业，不应仅仅为了被动地利用天然气，它是不是也有责任、有义务为国家农业的发展做一点贡献，是不是应该专注于化肥行业，把化肥做好、做强，从而更好地为农业的现代化服务、为农民的转型服务、为农村的进步服务？
这个想法的出现，像一束光，使中海化学的管理层豁然开朗。从2005年开始，他们开始探索自己的新思路，盯住了公司的专业能力，专注于做化肥，并且提出了“要做化肥行业领军企业”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像一声嘹亮的号角，吹响了中海化学的新征程。
超越企业使命：关注农业大国的农业进步和农民转型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社会是否整体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2010年9月的一则信息震惊世界，尤其是令远端的美国、近处的日本都紧张不已：
中国GDP（国民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第二季度为1.33万亿美元，日本为1.28万亿美元，中国在百年来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消息，也是我们多年来一直追求的目标，毫无疑问地证明着我国整体国力的强盛。
但是，众所周知的另一个事实是：我国的人均GDP在国际排名仍处于100位以后，在全球的国家和地区中位于后列；我们国家仍有1.5亿人的收入低于国际贫困线，这些人口基本上都集中分布在我国的广大农村；我国有2.57亿个农户，乡村人口数量仍然有9.56亿。这么多农民，放到哪儿？让他们干什么？仅仅通过把他们变成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就解决了农村的问题吗？
不管农民的名义、身份如何改变，如果我国的农业没有实质性的生产模式改变和技术进步，农村人口就不可能真正的脱贫，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就是空话。
其实，我国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已经很多年了，我国的农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与工业的发展和增长比较起来，还是相差太大。这其中有土地使用制度的问题、农业体制的问题，不容忽视的还有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施肥的现代化和精细化这样的技术问题倘若得不到实质性的突破，农业现代化就会受到巨大的制约。而这些技术问题仅仅依靠农民自身认识的进步也显得不太现实。
调查显示，全国5亿多农村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0.2％，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7.3％，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87％。这一状况严重影响着新知识的吸收和农业科技的推广，进而直接影响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
为此，政府部门也给予了很多的投入，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地大规模培训农民，不断提高农民增收致富的能力，实施了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构筑起了农村的成人教育体系，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造就出了一批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主体。
早在2000年的时候，安徽有个52岁、名叫王石武的农村小商贩开始用互联网做生意而轰动一时，连新华社都就此事给予了连续的报道。到了今天，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农村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人数超过了当地农村总人口的60％以上。
也就是说，农民自身确实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强大工业力量的支撑和外部技术力量的持续支持，单纯靠农民自己仍然是不可能迅速走向现代化的。
在这样的状态下，与农村、农业有关的政府部门及相关协会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以农产品为基础的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家也就此给予了税收及各个方面的支持。那么，作为农资行业的化肥国企应该做些什么呢？应该如何体现自己的价值呢？难道仅仅是像其他化肥企业一样，将手中的化肥卖给农民，只要以优惠的价格销售就算是支援农村现代化建设、就算帮助农民了吗？当然算，但这是几乎所有化肥企业都能够做到、而且都应该做到的基本目标，作为化肥行业的央企代表，中海化学也应该拥有与其他普通化肥企业同样的使命和愿景吗？
这正是中海化学领导层不断思考的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仅仅是这样的定位，以央企之身份大力从事这样的行业就不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要做，就做其他企业特别是大量中小型民营企业可能无力做、甚至不愿做的事情，这才能真正体现央企的独特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央企的社会责任。
中海化学管理层认为：作为化肥领域的央企代表，公司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国分忧、为农民分忧，不仅仅是将化肥卖给农民，而且要关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转型过程中的技术瓶颈，尤其是施肥技术，让更多农民掌握更多相关的技术和技能，增强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能力和本领，使他们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在中海化学领导人的心中，公司不应仅仅是化肥产品的销售者，而且要成为先进施肥技术的传播者、现代农业经营的辅导者、新型农民的打造者。
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有句名言：
“只要你不计功利，就能做成任何一件事！”
中海化学领导层对于农民和农业的关注恰恰就不完全是一种企业功利的追求！
他们相信：通过中海化学的不懈努力，不仅能够带动行业的进一步优化，更能够推动农业施肥技术的不断提高，从而实现农业施肥的精细化和现代化，进而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国农民由传统到现代的真正转型。
创造新价值：将为农民、为农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落到实处按理说，涉农企业基本的任务就是为农业提供相应的服务，使自己生产的产品能够很好地实现其使用价值。所以，在追求自己企业发展的同时，为农民、农业创造新的价值自然成为涉农企业的基本责任。
承诺承担责任是容易的，而落到实处是非常难的，特别是涉农企业。
农民是很务实的，希望通过看到实际的效果来检验涉农企业的社会责任承诺是否真实，可是，化肥领域（尤其是化肥流通领域）中不法企业坑农、骗农的事件层出不穷。
新生的涉农企业中海化学要怎样才能获得农民的认可呢？杨业新的一句话铿锵有力：
“真正为农民、为农业创造新的价值，才是真正的社会责任！”
这一理念，让中海化学的发展有了灵魂，也给中海化学注入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没有短期利益是不成的，短期利益让企业生存；但仅仅看到短期利益，那只是一般企业的使命，对于央企而言，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角色意识和责任感。以社会责任为重，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把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直接挂钩，致力于为农民的服务，如此才能真正成为社会责任的引领者。
谈到为国家农业作贡献时，杨业新总结道：
“这个产业并不是个利润很高的产业，我们之所以执着地投入，是想在为国家贡献石油天然气能源以外贡献一些独有的价值。
农业是国家安定之本，国家非常重视农业。而化肥又是农业之本。化肥稳，农业稳；农业稳，农村稳；农村稳，社会稳。
中国有很多化肥企业，谁愿意承担更多的推进施肥技术这样的事情？
很多中小企业无力承担，还有些企业根本就不愿意做，只能眼看着辛辛苦苦生产的化肥浪费惊人，甚至还造成了土壤的变质。
我觉得，央企应该有一种一般企业所不具备的责任感。
我们的理念是：通过推进科学施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希望能够提高化肥利用率，引领科学施肥，减轻农民负担；通过建设集生产、研发、配送服务为一体，资源、贸易为一体的大型农业服务企业，推进中国农业的精细化和现代化经营模式。通过这样的独特价值创造，尽到我们作为一个央企的社会责任。”
杨业新的话很平实，不华丽也不张扬，但是却极富内涵，真切地体现了中海化学作为一个大型化肥产业的央企，对农业重要作用的充分认识和为农业尽责任的意识。
本着回馈农业、贡献新的价值的理念，中海化学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承担起央企为农民、农业创造新价值的社会责任，倾力回馈农业，积极参与国家倡导的科学施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长期以来，农民盲目施肥、过量施肥现象普遍，导致化肥利用效率低下，大量的化肥有效成分流失。化肥的使用量每年增长2.8％左右，2006年化肥使用量为4927.7万吨，2007年为5107.8万吨，已占全球化肥用量的35％左右，且仍处于上升阶段。这不仅造成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而且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威胁着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特别是近年来化肥价格持续上涨，直接影响到春耕生产和农民增收。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资源浪费，还造成了土壤、水体和大气等各方面的环境污染。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的化肥平均利用率仅为30％，其中氮肥的利用率为30％~35％，磷肥的当季利用率为10％~20％，钾肥的利用率为35％~55％。因此，提高科学施肥水平，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海化学把政府鼓励的方向看成企业自己行为的指南。
作为国内最大的化肥生产企业之一，中海化学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己任，坚持“全心全意为农民”的企业宗旨，在持续向广大农民朋友提供优质化肥产品的同时，积极参加国家测土配方施肥工程，向农民提供贴心专业的农化服务，推动中国农业施肥方式的变革。
中海化学首先在吉林、广西、海南3个省区大力开展化肥支农惠农工作。
在支农惠农措施上，中海化学将化肥直供与测土配方施肥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建立直供销售配送网络，减少流通环节，全力打造化肥直供体系，有效降低产品终端零售价格，让广大农户能够以最低价格直接购买到公司的优质化肥产品。自2006年以来，化学公司每年通过直供方式向广大农户供应尿素40多万吨、配方肥料10多万吨，通过化肥直供方式为三地广大农户仅购买尿素产品就每年节省费用近2亿元。
另一方面，在农化技术服务上，中海化学针对三地日益严重的农业污染，以及复混肥生产分散、技术落后、利用率低等问题，充分利用企业自身资源优势、技术优势，与配方肥料生产等专门机构，组建了农业技术专家咨询和基层服务队，充分利用公司科研力量和化肥直供配送渠道，深入田间地头，通过建立示范田、加大宣传引导、组织农户培训、实地施肥指导和技术服务等手段，以点带面，倡导和推广科学施肥，并且初步在三地建立了测量、配、产、供、施一体化的化肥直供测土配方施肥运营模式。
中海化学还投入了近100万元资金自行建立测土实验室与当地农业部门合作，开展土壤养分测定，为不同养分的土壤配方施肥提供科学依据。2007年以来，每年为三地种植户免费测试土壤样品8千个，测试项目近4万样次，为农户提供配方施肥推荐表8千份。
中海化学同时投入资金，进行缓控释肥高端化肥技术的研究，旨在提高作物对化肥的吸收利用；他们聘请了一批专家、教授等农业技术顾问，在土壤养分测试的基础上，针对三地的农业种植特点、施肥习惯，结合田间试验、示范结果，研发出70多种肥料配方，建立配方肥料生产中心3个，每年生产配方肥近10万吨投放市场。改变农民施肥习惯，降低了农民施肥成本，最大限度提高农民的经济效益。
公司还建立了一支有战斗力、长期扎根并活跃在广大农村的农化技术服务队，充分利用化肥直供的网络和渠道，深入农户田间地头，解难释疑，提供农化技术服务，有效指导农户科学种植与施肥。
中海化学销售部农化服务中心和科技发展部技术开发中心，每年经常到三地各地区开展农化服务技术指导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还大力开展科学施肥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每年累计举办作物栽培、平衡施肥、配方肥料高效施用等技术专题培训1000多期，直供网点、乡镇农技人员和农户每年约6万人次接受培训。另外，公司还加大了科学施肥宣传力度，为测土配肥形成社会反响，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田间科学管理水平。公司每年都投放电视广告进行宣传，制作和发放农化宣传光盘，印发技术资料、张贴和发放海报、传单等一百多万份。
中海化学“千村百乡”农化服务培训活动从2008年开始，一直深受农民欢迎，他们的参与热情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农业知识、施肥技术的渴望。每场培训后，工作人员都会给农民朋友留下服务电话，并告知免费测土施肥的流程。农民对测土施肥意识增强了，已收获的作物均取得了很好的收益。
“为满足不同作物施肥时期服务工作需求，中海化学认真组织、提早安排落实农化服务工作。根据农事热点，灵活有效地开展农化活动，如11月份海南进入瓜菜种植高峰期，我们将组织多场瓜菜测土施肥培训活动，为促进农民丰收作贡献。”农化服务中心负责人如是说。
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有一对父子，他们各自承包的稻田彼此相连。2007年播种时，爷俩因为化肥起了争执。儿子坚持用进口肥，父亲则坚持用中海化学富岛BB肥。
到收获的时候，人们惊奇地发现：相邻的两块地，因为作物生长高度明显有别，竟成了“梯田”。儿子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用的是进口肥，价格高，撒得多，反而长得慢，于是红着脸找父亲讨教经验。父亲则带着他来到镇上中海化学化肥直营店，找到了农化服务人员。原来，这其中的秘诀就是来自以“科学测土、专业配方、优质配肥、肥料直供、指导施肥”为主要内容的中海化学系列农化服务活动。
从最初的几块试验田起步，中海化学如今已结出累累硕果。
谈起这些年奔波在田间地头的经历，一位农化服务人员坦言：
“做给农民看，教会农民干，不怕山路远，就怕推广难。”
虽然困难重重，可在中海化学人眼中看来：农化服务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是产品推销的手段，而是一个企业产品的延续，是产品品牌的重要构成部分，必须用心去拓展、去维护、去坚持。
2006年，“达维”台风让海南省澄迈县的詹大叔一夜之间损失惨重，灾后心急如焚的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了中海化学农化服务宣传活动现场，当工作人员了解到他的情况后，给予了全程的技术指导。在中海化学技术人员的帮助下，詹大叔很快从破产的边缘重新站了起来，还成为当地有名的测土配方施肥示范户。第二年春节前夕，詹大叔拎着几只活鸡、活鸭来到了中海化学农化服务点要表表心意，工作人员在推辞之间，却看到这位精壮干练的汉子不觉间流下了热泪——“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哪会有今天啊！”
日前，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再次明确指出：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
这无疑为破解“小农经济”体系下测土配方施肥回报率低这一难题提供了契机。在中国农业集约化程度最高的东北，2010年10月12日，中海化学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项目在黑龙江省鹤岗市开工，海油化肥正式挺入东北大粮仓。这不仅将为中国海油建设东北大型煤化工基地、实现化肥产业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将为中海化学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公司在以上三地建立了遍及乡村一级的门店直销网络，打造以配送中心为核心的化肥直供体系，减少流通环节，实现了统一的价格、统一的服务、统一的市场管理模式，实现了降低终端零售价，直接通过直供方式向广大农户供应尿素和配方肥料，为三地农业的稳定发展作出了企业自己的贡献。
中海化学的为农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贡献是嵌在每一位员工内心的自然的观念，就像他们当中一位普通的员工所说：
“我们这么多人去努力，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一点贡献，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支撑农业结构调整：将引领涉农企业转型作为公司的使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中国的涉农企业也得到了迅速成长。但是，随着油气资源的短缺和涨价，涉农产业尤其是化肥产业的各种问题也日益突出并阻碍和影响了包括农业在内的发展。氮肥生产企业资源掌控能力弱，无烟煤相对垄断，价格坚挺；天然气资源紧张，价格上涨压力大；尿素产能相对过剩，出口受阻，需求相对稳定，增长潜力小；部分大型装置技术装备仍依靠引进；生产企业不掌控销售渠道，市场调控能力弱；集约化程度低（400多个企业，4000万吨产能，单个企业产能仅10万吨）。复混肥重生产、轻农化服务，产品不能适应精准施肥的要求；炒作概念，鱼龙混杂，假冒伪劣产品依然存在；生产厂家众多，企业规模小，营销成本高，全国有2000多个生产厂家和品牌；布局不合理，原料和产品大进、大出现象严重，增加了社会运输负担。复混肥行业的无序发展增加了农民用肥成本，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化肥行业的产能过剩，企业过于分散、集中度不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大背景下，随着对化肥行业认识的不断加深，中海化学领导层意识到：如果专注做化肥，想把化肥做大做强，做化肥的领军企业，推动并引领化肥产业的转型及结构的调整和重组，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资源的集中，而且对于化肥行业和农业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这应该是一个央企应有的基本使命。
一些中小企业，出于资金、生存方面的考虑，或者由于意识落后等方面原因，目前尚不可能对农业的现代化产生更大的影响。有一些大一点的企业也更多地考虑怎样使企业本身有很好的发展，怎样能够得到更多的利润，也没有精力去想其他的事。而央企中仅有的几家与化肥相关的企业，有不少主要精力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于国内生产企业的乱局无更多精力干预，当然也无法干预。
针对此格局，杨业新谈道：
“中国应该有一部分比较大的企业来做这个事情。企业的发展，应该和国家的大战略结合在一起。中央企业，更是责无旁贷；央企思考问题的基点要高，不仅要思考企业本身的发展，还要思考国家的战略要求。
所以，我们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完全靠我们不行，我们是希望通过将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