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中央关于改编红军游击队的方针政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开始进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成为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
1937年2月，周恩来与顾祝同在西安谈判中提出，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民团或保安团，并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南方游击区。但蒋介石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他坚持“北和南剿”的方针，继续对南方各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清剿”，妄图在短期内彻底消灭红军游击队。这样可以：1.孤立陕北的主力红军；2.消除南方的革命武装；3.铲除南京当局所认为的“心腹之患”。5月24日，周恩来与顾祝同进一步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南方各苏区联络，并要求首先派人去鄂豫皖和湘鄂赣。顾祝同电蒋介石请示。蒋迟迟未答，谈判无实质性的进展。在新的困难形势下，各游击区的党和红军游击队清醒地面对蒋介石的“清剿”，他们一面提高警惕，继续战斗，一面扩大部队，开展广泛的抗日活动。与此同时，想方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以获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指示，以便正确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和谈出现新转机。党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张云逸、李克农等在南京和武汉，就南方红军游击队问题，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张云逸还奉命到南方与各地方当局谈判。这时，国民党迫于社会舆论及抗日需求，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7月18日，周恩来将所拟关于谈判的十二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给蒋介石。其意见包括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根本态度没有改变，虽然停止了军事“清剿”，但他们仍然企图通过“谈判改编”来取消红军游击队。
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的斗争非常重视。为了尽快实现南方合作抗日，保存南方的“战略支点”，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1日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导南方各游击区的谈判斗争。指示明确规定：
（1）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脱离生产的小的地方的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
（2）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则“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继续开辟统一战线工作。以灵活的游击活动，去发动与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捉杀汉奸，扩大党的新政策的影响。”
（3）取得与国民党驻军停战谈判机会后，即当用大力量，利用时机，进行整顿与训练，并掩护当地群众工作。用一切办法提高部队每个战斗员的政治水平及坚定的意识，防止一切收买利诱分化的阴谋。
（4）关于部队给养问题，在未与对方谈判好以前，可采取由富有者募捐的方式募集钱粮，只有确实是汉奸的财产，才采取没收的办法。
这一指示，为南方各游击区的党和红军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斗争，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灵活的斗争策略。指示中强调的“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使南方游击队的谈判斗争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成为谈判协议中最为根本的条件。“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提醒，极大地提高了红军游击队在谈判斗争中的警惕性。
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日军把战火烧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中心地区，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和英美等国的利益。对日作战成为国民党最为紧迫的任务，他们迫切需要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协助他们作战。为此，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抓住时机，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基础上，在南京与国民党展开进一步谈判，以便就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达成协议。
8月17日，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何应钦答应“允许我方派人到各边区传达党中央意旨，并协助各地区传达改编。谈判取得新的突破。为了尽快实现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周恩来还在上海会见叶挺，请叶挺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此时，日军进一步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速度。全国抗日运动高涨，一致要求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日军强大的攻势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舆论压力，都逼迫国民党必须暂时让步，加上害怕游击队“扰乱后方”，国民党最终同意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整编南方各省区红军游击队的建议。
1937年10月2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通过谈判，终于达成关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组编成一个军的协议。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电令：“一、鄂豫皖边区高敬亭部；二、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三、粤赣边区项英部；四、浙闽边区刘英部；五、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节统交新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曾山为东南分局副书记。以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另外，中共中央为了粉碎国民党企图通过改编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迅速派人到各地去传达党的正确方针。
（二）中央分局及各游击区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斗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抗战新时期。
在此前后，南方一些游击区逐步恢复与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从不同渠道得到了中共中央《抗日救国纲领》《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据此，南方各游击区进一步转变策略方针，由“抗日反蒋”改为“联蒋抗日”，正式向各地国民党军政当局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并相继提出或开始了和国民党当地驻军或地方当局的和平谈判。
然而，国民党军政当局缺乏谈判诚意，采取两面手法，玩弄阴谋诡计，企图以谈判为手段实现其在“清剿”中未能实现的目的。因此在谈判中，双方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绝大多数红军游击队都能根据中共中央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地分析形势，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斗争，是一场与军事斗争相交织的政治斗争。各游击区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坚持以谈对谈，以打促谈。红军游击队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进行了自卫还击，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进行和谈。为了实现共同抗日的目标，各游击队作了必要的让步，如停止打土豪、分田地，停止苏维埃运动，游击队改番号等。
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各游击区先后与国民党当局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
1.中央分局及赣粤边谈判——从大庾、赣州到南昌的谈判波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出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新形势。在未得到中共中央指示的情况下，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项英、陈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敏锐眼光，把握住机会，主动提出与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谈判，联合战线工作在粤赣各处广泛开展。
1937年7月22日，项英根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精神，亲自起草了谈判条件。7月29日，项英委托陈毅致信国民党江西省大庾县县长，倡议国共和谈，实现红军游击队的改编。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游击队的名义，正式发表了《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宣言指出，赣粤边共产党和游击队，为争取民族的解放，挽救中国的危亡，愿意放弃一切敌对政府的活动，停止游击战争；并希望军政当局立即停止对于游击区的“清剿”，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一致抗日。为了使民众及时地了解共产党合作抗日的诚意，赣粤边特委于8月25日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特委把宣言和告民众书分别寄给了国民党大庾、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和国民党第四十六师。
可是，顽固坚持反共的军政当局借此宣传游击队要投降，写信要求游击队出来自新、部队速下来改编。赣粤边特委不得不进行新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揭破敌人的一切造谣，以争取在政治上的胜利，取得有利条件进行谈判。项英、陈毅等严厉指斥他们违反国共两党合作精神，完全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希望他们改变那种“剿匪主义”的谬见，从政治上承认合作抗日，并力争他们承认共产党的代表地位进行谈判，否则拒绝接洽。
在这一新的情况下，一方面，项英、陈毅等出外接洽交涉，一方面整理训练和扩大部队，开办训练班教育干部，对全党及广大群众进行联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解释。不久，党的新政策取得了党内一致，获得了地方当局驻军及各社会人士的同情，推动了上层谈判的进行。
在全国抗日高潮、群众的舆论压力及我党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广东部队首先有了反应，接着大庾、南康、信丰3县的国民党县长，也被迫发表了“和平谈判”申明。项英、陈毅对当时情况作了分析，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利用机会进行谈判，并具体研究了谈判的对策和方式。至于谈判原则，中央分局决定，可以同意南方各游击队停止武装冲突，国民党应尽量给予交通方便，以便联络；政治上和行动上等重大原则问题，决定请示中央，由中央决定。④8月20日，赣粤边特委分别致函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王有兰和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要求立即实行抗日合作，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同日，特委命令南雄、大庾、信丰、南康、于都党组织及游击队立即停止游击战争及一切反政府之活动，以示抗日之诚意。⑤对此，国民党当局也较快地作出了回应。大庾县最先响应，他们用快邮代电承认合作抗日，并表示愿意与红军游击队展开和平谈判。
8月29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命令，决定将江西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抗日义勇军”，隶属于全省保安司令，收编经费暂以一个保安团计算，“其内部原有之政治人员得酌量编用”。省政府态度的明显转变，直接推动了江西省各县国共谈判的进行。
9月8日，大庾县长彭育英派秘书鲁炯雯到大庾池江，同陈毅开始谈判。大庾谈判结果，双方就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达成7项协议。
9月12日，陈毅由彭育英陪同前往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江西省抗日义勇军编练处副主任熊滨，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举行谈判。
赣州谈判充满着复杂的政治斗争，谈判桌成为无硝烟的战场。陈毅在谈判中对国民党“收编残匪”一类的恶意宣传给予义正言辞的揭露，同时勇敢地驳斥了国民党第四十六师代表的种种谬论。谈判期间，大叛徒、原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受命来拉拢陈毅。陈毅对此类叛徒的话嗤之以鼻，痛斥他的叛徒嘴脸。陈毅将国共两党合作意见书草案交付赣南国民党驻军和政府当局，提出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对游击区解除戒严，制止恶意宣传，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释放政治犯等条件。国民党方面则提出红军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停止打土豪，等待改编等条件。
经过谈判，双方正式达成停战合作的9项协议：（1）红军游击队于9月底之前在大庾池江附近集中改编；（2）改编后一切经费给养由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发给，与现有保安团官兵同样待遇；（3）所有干部，准由红军游击队保请省政府委用，但政府须酌派人员于各该指定地点予以整理与训练；（4）改编后，即改为抗日义勇军第×游击支队；（5）改编以后，须绝对服从政府一切命令；（6）在集中改编期内，由省政府令各县政府及各部队予以通行便利并停止进剿；（7）改编以前，由省政府先发国币若干，以为集中时给养之用；（8）所陈意见，准分别酌予呈请核示办理；（9）其他事项，可派代表来赣，随时商承第四区专员公署办理。
随后，《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相继发表，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总局势，促使国民党地方当局不得不承认赣粤边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赣粤边和平告成。
为解决南方其他地区游击队改编为抗日队伍的问题，国民党当局要求项英到南昌谈判。9月24日，项英前往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
项英到达南昌后，立即打电报给叶剑英及毛泽东，恢复了与党中央中断3年之久的联系，重新得到了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不久，又得到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告全党同志书》等重要文件。项英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国民党方面口头接受了如下条件：改游击队番号为抗日义勇军；游击区域老租老债废除；在游击队集中时期，一切费用由省政府负担；其余问题候国共两党中央决定。9月29日，项英以中央分局代表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正式传达党中央决定，将“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并要求各地接信后，“立即听候改编，以便追随全国友军及第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作英勇的战斗”。10月1日，项英由南昌经赣州回到大庾池江。
至此，南昌谈判获得成功，解决了赣州谈判遗留问题及南方其他游击区改编为抗日义勇军问题，同时也标志着南方国共合作的形成。
项英回到赣粤边后，立即召开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研究有关改编问题。中央分局决定由杨尚奎、陈丕显主持赣粤边各地的谈判和红军游击队的整编工作。为了贯彻中央分局的指示，履行谈判达成的协议，特委指示赣粤边各县、区委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的县、区代表谈判。三南游击队由于与特委联系中断，仍在开展游击活动，直到11月中旬，陈丕显前往虔南传达中央指示后，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了谈判。各地达成合作协议后，游击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和保安团、“铲共团”全部撤离。至此，中央分局与赣粤边和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谈判成功，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
2.闽西南国共和谈与何鸣事件
闽西南地区（包括闽西和闽粤游击区）的抗日战略转变相对较快，因此，国共合作谈判进行得比较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与国民党谈判，但其中充满着复杂尖锐的各种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