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菜根谭》说：石火光中争长竞短，几何光阴？蜗牛角上较雌论雄，许大世界？人生短暂如长江之浪花，转瞬便会销声匿迹。淡泊名利者方能不惧生死，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顾天下的豁达胸怀将短暂的人生变得别具意义。
1.淡泊明志肥甘丧节
【原文】藜口苋肠者，多冰清玉洁；衮衣玉食者，甘婢膝奴颜。盖志以淡泊明，而节从肥甘丧矣。
【释义】一个人，如果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那么他的道德、操守就会像冰、玉一样纯洁，一个人，如果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那么他就会表现出一副甘愿卑躬屈膝的奴才面孔。这是因为人的志向在清心寡欲的状态下才能得到最好地体现，而人的道德操守则是在贪图物质享受的过程中消失的。
汉桓帝时期，他身边有一个贴身的太监，名叫王甫，汉桓帝对他非常宠信。这个王甫仰仗着桓帝的宠信，用尽各种手段向朝廷的官员敲诈取贿，聚敛财富。他甚至敢敲诈皇帝的亲弟弟刘悝。刘悝在桓帝即位后，被封为渤海王，后来，他因为犯了“谋为不道”罪，被桓帝贬为瘿陶王（其封地在今河北宁晋县境），从食邑一郡之租，减少到仅食一县之租。刘悝原本是个奢侈浪费、挥金如土的王子，这下租税收入突然骤减，根本就无法满足他的日常生活，于是，他便想法设法要回到原来的封地。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到皇帝身边的“红人”王甫。于是，刘悝去找王甫，让他在皇上面前替他说情。
刘悝知道王甫是一个非常贪财的人，而且如果托他办事的人，不给他好处，他是不会尽最大努力去办，于是，他就和王甫私下达成了交易，如果王甫能在兄长桓帝的耳边多进美言，使自己恢复原来的封地，那么，他将给王甫五千万作为酬谢。
虽然两人已达成协议，但是，王甫因为没有马上得到实惠，所以虽然表面上承诺一定要做，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在桓帝面前替刘悝说过半句好话，恢复刘悝渤海王的事情根本就没有提及。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多久，桓帝得了重病，在病榻上的汉桓帝，想到之前对自己同胞兄弟刘悝的处罚可能是太重了，于是，便写下遗诏，恢复刘悝渤海王的爵位。
桓帝死后，遗诏当众宣读，刘悝恢复了原来的爵位和一郡的封地。王甫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突然，于是，他便将计就计，在刘悝面前装好人，说他恢复身份是因为自己在皇上面前说尽了好话的原因，才使得皇上在临终前幡然改悟。他在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言下之意，就是在提醒刘悝要履行他们的约定，但是，刘悝根本没有理会他，王甫见刘悝是这样的态度，干脆直截了当地向他索要五千万的报酬费。刘悝虽然整天吃喝玩乐，但是也不是个白痴，他早就打听到王甫根本没在兄长面前帮他说过一句好话。自己能恢复爵位，完全是因为兄长桓帝开恩罢了，所以他拒绝给王甫一分一厘钱，从此二人结下了仇怨。
王甫的个性和很多宦官的性格相同，非常阴险且残忍，他发誓一定要抱复刘悝。所以，他便挑拨灵帝刘宏和刘悝之间的关系，以解心头之恨。
灵帝是章帝之子河间孝王刘开的后代。因为桓帝无后，在他死后，太后与窦武便决定让刘宏继位。在灵帝继位时，有很多传言，说刘悝非常气愤称帝的不是自己，所以曾打算“钞徵书”赴京即位。王甫就抓住这个机会，在灵帝面前将这种流言添油加醋地传到了灵帝的耳朵里，灵帝虽然没有表示怎样，但实际却感到相当不快。王甫看着灵帝的表情，心中暗喜，想刘悝的好日子应该没有多久了。
不久，王甫用了一个小小的手腕，便让刘悝背上了大逆不道的罪名。
王甫知道灵帝听了流言后非常生气，所以他决定再给加把火。于是，他收买了尚书令，让他诬奏中常侍郑飒等人暗中谋划要迎立刘悝为帝，而且刘悝也在招兵买马，时刻做着准备。灵帝盛怒之下，没有做任何调查证实，便命冀州刺史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刘悝收捕入狱，同时将他全家上下一百多口，也全部打入大狱。灵帝还命大鸿胪持节与廷尉一起拷问刘悝，刘悝被逼自杀。随后，他的家眷妃妾11人，子女70人，伎女25人，也全部死于狱中。不仅如此，灵帝还将渤海国的太傅、国相以下的全部官吏，以没有辅佐好渤海王的罪名，全被诛杀。王甫就这样完成他的抱复之计，而汉灵帝不但没有察觉到是王甫制造的冤案，相反还念其有功，加官封侯，实在令人叹息。
王甫对待皇帝之弟尚敢如此，那么对待一般庶民的敲榨就更加肆意大胆了。
汉代封建政府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以垄断其利称辜榷。而许多官员就是利用辜榷来获取利润的，王甫也是这些官员其中的一个。
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秦汉时期，“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说经商是最容易发财致富的。但那时，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经商的，官吏便是绝对不允许经商的一类人之一。如果官吏也可以经商，无异于监守自盗，因为，如果他们经商，就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贱买贵卖，大发横财。反之，经商者也绝不能在政府部门任职。在《史记·平准书》中载：“……孝惠、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为支。”在汉哀帝时期，还规定“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直到东汉时期，仍然是这样，这些皆反映出商人不能步入官场。
那时，为了防止官吏经商，政府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条例：“若买故贱，卖故责，皆坐赃为盗”，全部“迁徙免罢”。可见，那时对官吏经商处罚之重。
当时，身为中常侍的王甫，当然对这方面的律法了如指掌，但是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说白了就是明知故犯。当然，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参与经商事宜。他为了掩人耳目，采用了非常巧妙的手段：他在背后策划，而指使门生王翘出面活动，就这样他们肆无忌惮地“于郡官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就这样，王甫发了一笔横财。
常言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王甫执法犯法，暗中操纵经商的事情很快被京兆尹杨彪知道，他细细调查内情之后，把此事原原本本地上告于司隶校尉阳球。阳球主管司察京师百官不法行为，他对王甫的嚣张跋扈的行为早已恨之入骨。于是，接到上告后，马上采取行动，他趁王甫出宫的机会，进宫面见哀帝，将王甫的辜榷官财物等罪行全部上奏给皇上，请求皇上下诏，将王甫及其党羽收捕，“宜并诛致”，得到汉哀帝的允许后，阳球便逮捕了王甫及其子永乐少府王萌等人。
阳球在主持考审王甫时，王甫吓得一一招认自己犯罪的事实，但最终还是没有被免去酷刑，最后阳球命人将王甫的嘴里塞满了土，将其乱棍打死。而且“僵磔甫尸于夏门亭”，尸旁还用大笔写下“贼臣王甫”四个大字。随后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
贪秽贵骄的宦官王甫，就这样受到了严酷地惩罚。这就是道德败坏、贪图钱财的最终结局。
感悟做人智慧
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志士都崇奉“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这两句名言，表现出一种儒家的风范。而且老子和庄子都认为物欲名利是虚幻的东西，害人害己，认为恬静的生活才是一种符合人的本性的生活，符合本性的也是自然的，而自然的境界就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也是人性的真正本源。
2.君子立德小人图利
【原文】勤者敏于德义，而世人借勤以济其贫；俭者淡于货利，而世人假俭以饰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为小人营私之具矣，惜哉！
【释义】勤奋的人应该努力在品德和义理上下工夫，可是有些人却仰仗勤奋来解决自己的贫困；一个俭朴的人应该把财货和利益看得很淡泊，可是有些人却假借俭朴为名来掩饰自己的吝啬。勤劳和俭朴本来是有才德的君子立身处世的法则，不料反倒成为市井小人营利徇私的工具，真是叫人感到惋惜。
曾氏名满天下，名门望族，时人称：天下第一世家。
在河南少林寺有一块奇异的石碑，上有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的合体像，一为佛祖，一为儒圣，一为道尊，上刻有碑铭赞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说是江河百流，终归大海，教理不同，方法各异，却都能达致最高境界。
曾国藩就如这样一块石碑，身上刻有中国不同传统文化流派的印迹，他世事洞明却又纠缠其中，入世与出世相统一，成为中国文化一个独特的景观。
曾国藩喜欢读《庄子》，因为它的豁达对人的胸襟有多方裨益。《庄子》上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诸葛亮也有“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之说，就是说人要清静、超脱。然而曾国藩很多年来就“清静不得，超脱不了”，总是焦虑多多，一是他名利心太切，二是他俗见太重。平定天京，曾国藩可说大功已就，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然而他并没有及时抽身，而是听从清政府的安排督办“剿捻”事务。勇猛如僧格林沁者“剿捻”四年，却全军覆没，以身殉职，换了曾国藩，自然也好不了多少，很快便遭败绩，捻军攻破了曾国藩布置的防线。这一次，曾国藩“屡败屡战”的精神没有得到朝廷的安抚，却遭严厉申饬，为此，他心灰意冷，准备了种种理由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臣不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唯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怍。”
一句“以散员留营”道出了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因为一旦所奏开缺准请，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这都不是他之所愿意的，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文彩。近待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其有过人之才，故不愿久居林下。”曾国藩既怕回乡遭地方官排挤，又怕留在京城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此时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只恐清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
同治五年，朝廷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剿捻”事务交由李鸿章专办。曾国藩失去了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老子曾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诫人们与其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急流勇退，抛弃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则，才能永久。人须知足，方能长乐。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创立舟师，训练湘军，自与太平军开战后，运筹帷幄，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有方，屡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赏和嘉奖。咸丰十一年十月，两宫皇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可谓权绾四省。同治元年正月，又加授“协办大学士”，从而成为清朝自开国以来权势、地位最高的汉臣。而曾国藩的弟弟们也兵权在握，四弟曾国荃统兵近二万，由于屡立战功，仅同治元年就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七次表彰；五弟曾国葆也统兵五千之众。曾家兄弟权倾朝野，曾氏家族堪称“天下第一家”。正如曾国藩自己所云：“余家目下鼎盛之际……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家门的极盛，并没有使曾国藩得意忘形，却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且小心翼翼。他说：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也不是凭借一两个人的发迹来维持的。当家道鼎盛的时候，要做家道衰败时的考虑。上天既能使我们处于今天丰厚顺达的境地，就能使我们处于明天艰难困苦的境地。
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带来对自己的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例如，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贪名贪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对于这样的贪官，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推出一个满人担任领头的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
自古名利太过都是祸害，与人分享才能与人共处。在曾国藩做官后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自谦，与人为善的原则，才使他晚节得保，并在韬光养晦之中达到最高峰。
这样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不胜枚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