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炳坤也是腿不方便，如果腿方便，他就成不了我师傅，早到乡下备战备荒去了。许多像他这样的个体手工业户都拖儿带女地走了，回原籍的回原籍，找不到原籍的就投亲靠友，总之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他们全扫到农村去了。所以我们能成为师徒不容易，既得益于周师傅，更得益于我们的残疾。不过他残得比我好，他跟苏晓晓一样，只是一条腿不方便，他还有一条好腿。他走路不用凳子也不用拐杖，把重心斜在好腿上，弹出一步，用手带一下残腿，身子就画了一个弧，然后又再弹一步。他的弧画得很大，如果他走在巷子里，一条巷子只够他一个人画弧。他没有铺面，只有一个门脸。门脸很小，是他家的窗户。他家就一间房，就这么一个窗户，好在朝着巷子，否则他连门脸都没有。
梅炳坤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一天也难得说几句话。他的窗户前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堆满了等待修理的钟表。拆开的旧钟表散发着一种被机油吃透了的金属味道，我很喜欢闻这种味道。他左眼眶里嵌着目镜修表芯时，嘴上还叼着烟。他的烟瘾很大，嘴唇和牙齿都是黑的，左手的中指和食指也是黑的，快到指根时才渐渐显出一点焦黄。我猜他肯收我为徒，除了有周师傅的面子，烟大约也是一个原因，他通过周师傅跟我爸要烟，数量是一个月一条，标准是“欢腾”。“欢腾”属于中低档香烟，两块二毛钱一条，这个要求不高。我爸毕竟在南杂店上班，买烟还不是太难，为了让我师傅高兴，他没买“欢腾”，买了一条上海“飞马”。上海“飞马”是两块九一条，我爸很慷慨地给他把标准提高了七毛钱。其实这一条“飞马”远不够他抽，他还要抽别的烟，但他从来不麻烦我爸，而是自己画着弧上街，两盒两盒地买回来。他抽的都是中低档香烟，牌子也很杂，“欢腾”、“梅雀”都抽过，有时候还抽“劳动”和“庐山”。他抽“庐山”是有数的，因为“庐山”要票，还贵，要两毛八一盒。
他没有老婆。他说烟就是老婆。后来我发现他这话是瞎说的，烟是烟，老婆是老婆，烟是绝对代替不了老婆的。如果烟就是老婆，他半夜里摸我的屁股干什么？我们家离马家营巷比较远，隔了整整一个区，他就让我住在他家里。他说你撑着一只凳子，莫非还喜欢走路？要不跟我住算了。我就跟他住了。他对我不错，让我跟他睡一张床，还允许我往他的铜脚盆里撒尿。他说随便撒，没关系的。他自己也往脚盆里撒尿。早晨他端起铜脚盆，一弹一弹地画着弧往外走，居然不会泼出一滴尿。他把尿往巷墙根下镂空的阴沟盖板上倒，尿漏到沟里汩汩地响。倒了尿他又一跷一拐去冲脚盆，冲了脚盆又冲阴沟盖板。我爸交代过我，当学徒要手脚勤快，要帮师傅做事。现在我没办法帮师傅倒尿，还要师傅给我倒尿，我感到很愧疚。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夜里他会摸我的屁股，他把手放在我屁股上摸了两把，在这边捏捏，又在那边捏捏。捏过了又拍几下，他说你的屁股真瘦；过一会儿又说死人屁股，冰凉。我没想别的，也想不到别的，师傅摸摸你屁股，你瞎想什么呢。过了几天，师傅又半夜里摸我屁股了，而且摸了几把就摸到我前面去了。我吃了一惊，立刻把自己弯起来，心想师傅怎么乱摸呢。我拼命地往后缩，可是师傅的手热乎乎地跟着我，像摸鱼一样，生生把我摸硬了，又用手套住我耸了几把，弄得我小肚子一缩一缩，一下子就抖起来了。我感到很害怕，不知道师傅会做什么。我干巴巴地说，师傅，师傅师傅。师傅说嗯。师傅的喉咙跟我一样，也是干巴巴的，灰蒙蒙的。师傅停了一阵子，便把手抽回去了，仰面躺着。又过了一阵子，师傅便叫我摸他。我不敢摸，觉得这件事情很流氓，可师傅一定要我摸。他灰蒙蒙地、很深邃地说，摸吧摸吧，没关系的！他甚至将我的手拖过去，按在那儿。他那根东西疙疙瘩瘩，感觉像根拨火棍。他不但要我摸，还要我耸他，后来他就扑愣愣地在我手里跳起来了，把一些黏糊糊的东西糊在我手上。
早晨起床后他照样去倒尿，我心里发虚，不敢看他。我一直在犹豫，又忍了他两回，终于对他说我想回家了，他没吭声。我等了一阵子，他还是不吭声，戴着目镜拆一只上海表。我就撑着凳子咯咚咯咚地回家了。我从早晨走到中午，家里正在吃午饭，我爸妈问我回来做什么？我说师傅嫌我笨，不要我了，别的什么也没说。我爸便弯起食指，用指骨节在我头上凿了一个炮栗子。他还想再凿一个，被我妈拦住了。我爸便去副食品公司找介绍人周师傅，周师傅第二天给他回话说：“梅炳坤说你儿子不是那块料。”梅炳坤说的跟我说的对上了头。但我爸怎么也想不通，他皱着脸说：“不过修修钟表嘛，又不是造原子弹，怎么会不是那块料呢？”周师傅说：“谁知道呢？又不是我说的，是人家梅炳坤说的。”
千辛万苦给我找了个师傅，可我却不是这块料，我爸妈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其实我是想再回到梅炳坤那里去的，我喜欢钟表，修一辈子钟表多好。只要我肯回去，梅炳坤一定不会说什么，兴许他连那一条烟都不会要了。可是梅炳坤要我跟他摸来摸去，而且他那根东西确实叫人讨厌，好像还在我手里跳动，跳出来的那股腥臭我还闻得到。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从梅炳坤那里回来后不久，我也那样跳过。我是在梦里跳，跳得我晕头晕脑；梅炳坤是在我手里跳，跳得我心惊胆战。我在梦里跳都感到了一种恐慌，而他好意思在我手里跳。我觉得梅炳坤很不要脸，很龌龊，很恶劣，是个流氓。
我到底没回到梅柄坤那里去，我冤枉当过一回小流氓，我不想变成一个真正的流氓。
这样我就无处可去了。书读完了，又是个残疾，人家也没说要你下乡，你还能去哪儿呢。我就在家里翻小木箱里的连环画。好在小鸡公老会拿一些他妈妈收到的破书给我，除了那本要我躲进厕所里读的小册子，还经常给我一本没有封皮、前后都翻卷破烂的苏联小说，或是一本全是虫眼的章回小说。后来他还弄来过一个手抄本，但这回他没说是他妈妈收来的，他诡秘地说，你要躲着看啊。我就躲着看，反正家里经常没人。我也不知道那是小说，以为那里面全是真事。那里面写男女很细腻很露骨，弄得人整天心猿意马胡思乱想。
大约过了小半年，我爸找到坐在我们巷子口对面的鞋匠秃顶老宋，也是每月一条烟（档次降低了，不是“欢腾”，是“梅雀”了），让我跟他学鞋匠。我便一天到晚坐在街边巷口上，眼睛盯着人家脚上的鞋，要不就盯着宋老头的手。秃顶老宋一双手疙疙瘩瘩，很像枯树根，长在那些破皮鞋里。我觉得将来我也会是这副样子：被臭烘烘的鞋子熏得落光头发，手也会像枯树根，整个人会变成一个疤疤瘌瘌的枯树墩，会被一大堆破皮鞋埋起来。这个想法已经变成了一堆破皮鞋，提前将我埋起来了。
秃顶老宋的鞋摊斜对着老鼠街，我坐在那儿抬头就能看见东风理发店的大玻璃。东风理发店以前没有大玻璃的，前不久他们才将临街的铺门板拆了，新装了几块大玻璃，那天我就是在大玻璃上看到李玖妍。
本来我是想看小鸡公的爸爸蔡麻子，蔡麻子就在一块大玻璃后面，我听见理发店里有人嗷叫一声，便知道蔡麻子的刀子又割了人。蔡麻子不是故意割人，他割人是因为他有心脏病，他的心脏受不了那些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大卡车。那全是些拖麻石的大卡车，地动山摇地开过来，就像开过来一列火车。尤其是那种车厢后面再加一个拖斗的车，倘若是这种车子经过，蔡麻子手上又恰好拿着刀子，则必定要在顾客的头上或脸上割出一道血口子，割得顾客跳起来，跟着就是一顿恶骂。我好几次看见顾客骂蔡麻子，而蔡麻子既顾不得赔礼，更顾不得还嘴，他把嘴张得像一只喇叭，一口一口地喘气。他喘气时总是对着大玻璃。他脸大嘴大，那副样子很滑稽。他喘出来的气很快就使玻璃上变得雾蒙蒙的，把他自己遮掉了。那天我又想透过玻璃看他的喇叭嘴，但那天天气很好，大约是下午五点钟左右，阳光斜在我们这边，理发店的大玻璃变成了一面明晃晃的大镜子，我没有看到玻璃后面的蔡麻子，却从大镜子里看到了一辆东风牌大卡车。那辆车停下来了，驾驶室的门打开了，跳下来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我当时就愕住了，呆呆地看着，看着看着我就知道了，李玖妍回来了。
那辆沉重的大卡车摇摇晃晃地停在街边上，李玖妍跳下来之后，卡车又摇晃着，带起一团灰雾开走了。映在大玻璃上的李玖妍的样子有点怪异，像一张被裁下来的纸，窄窄的一长条。所有映在大玻璃上的东西都是窄窄的，街道和街道两边的房屋、街树、车辆，以及标语和浮动的灰尘，还有人。人都是刀条脸，都像被狠狠地挤了一下，都被挤得又扁又长。我死死地盯着那个扁扁的长条形的李玖妍，盯着她的刀条脸，虽然李玖妍不是刀条脸，可我知道那是被大玻璃弄的。我就不看大玻璃了，扭头往左边看，我听见我心里叫了一声，竟然扑通扑通地跳起来了。
她回来了？她怎么可以回来呢？我觉得我的脑子卡住了，不会转了。我用力挤脑门，终于挤得它动起来了。我想了半天才想起了“刑满释放”这个词，她算有事还是没事呢？她是从那个叫枣树沟的地方回来的吗？那些东风大卡车都是拖麻石的，她是在哪儿搭的车呢？她怎么会搭一辆拖麻石的车子回来呢？那些麻石是从枣树沟拖来的吗？
她从车上跳下来之后，在弥漫着的灰雾里站了一阵子。我看见她穿得不合时宜，当时是刚刚立秋，秋老虎还没过去，她却穿着一件驼色罩袄褂，也可能是灰色的。隔得有点远，那团灰尘又涌来涌去的，我看不太清。她旁边是大众浴室和红梅照相馆。街两边的洋枫梢头被阳光照得非常明亮。灰尘也很明亮，黄黄荡荡，有的还在往上飞，有的则在慢慢地沉下去。她掠了掠她的短发。她原来是两根短辫子。现在她的短发参差不齐。
她将身子转过来，往老鼠街里面走。她手上还提着那只灰色上海牌旅行袋。袋子很干瘪，看不出有什么分量。她走得有点慢，走进巷口时，碰到了准备去打酱油的费伯娘。她没跟拿着酱油瓶的费伯娘打招呼，低着头走过去了。费伯娘则站在那儿看她，似乎忘了要去打酱油。过了一阵子，我就看不见她了，却看见了李文革。李文革像风一样地跑进了巷子，跑过了费伯娘，一直往前跑；再过一阵子，李文革又跑出来了。他难道没回家？在家里没看见李玖妍？他不认识李玖妍了？他怎么没在家里停一下呢？我看见费伯娘在朝李文革招手，问了他一句什么，他点点头又飞快地跑掉了。我知道他是忙着回家去拿玻璃珠子，他要去跟人弹玻璃珠子，他弹玻璃珠子跟他以前弹酒瓶盖一样厉害。他兜里的玻璃珠子哗哗地响着。
我的手没停，吱吱地刮鞋底。我跟秃顶老宋这么久了，他总是叫我刮鞋底。那些鞋底有什么好刮的呢？无非是刮掉粘在上面的污垢和泥灰。那天我刮着刮着便发愣。我扔掉刮刀，解下脏兮兮的围布，撑着凳子要走。秃顶老宋一直拿眼梢斜着我，闷声闷气地问：“你又要去哪儿？”我说：“撒泡尿。”他便在脸上摆出一百个不满来。他也是一个残疾，否则他也到乡下备战备荒去了，可他不知道残疾和残疾要互相友爱。他的右腿伸不直，永远是个大弯钩，因此左腿也必须适当弯曲，这使他走路像鞠躬，走一步鞠一躬。跟他走路的姿势一样，他认为人要认命，要勤勉敬业，要低头做人，所以他从骨子里看不惯我，连我要小便他都满肚子意见，他摇着光溜溜的秃头说：“懒人就是屎尿多。”
我走到巷口时，费伯娘还窝着背站在那儿。她侧着身子，脸朝着巷子里。我在她后面冷不丁地叫一声费伯娘，她像受了惊吓似的，倏地转过脸来，看见是我，便耸着肩将脸凑过来，神秘兮兮地说：“兵子，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我说：“什么？”
她的眉一跳，说：“一个人，刚才我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很像你姐姐。”
我说：“费伯娘你不是要去打酱油吗？”
她说：“打酱油急什么？我问了你家革子，革子那个捣蛋鬼，什么也说不清。”
我说：“费伯娘你还是快去打酱油吧。”
她把脸皱得像一只桃核，想着，说：“她坐了几年呢？两年还是三年？好像没有吧？”
我说：“你怎么忘了你要打酱油呢？晚上你炒菜没酱油怎么办呢？”
她灰蒙蒙地看我一阵子，很彩旦式地撇一下嘴，提着酱油瓶走了。她脚上穿着袜子，却还拖着两块趿板子。我估计这应该是老鼠街上的最后一双趿板子。有了她，趿板子时代就不能算是彻底过去了，她就像一只时代的尾巴，从一个旧时代伸进了一个新时代。
她呱嗒呱嗒地走到理发店门口，满怀希望地探头看一看，见里面正在吵架，没人理她，感到扫兴，只好又一摇一晃地往前走，老老实实打酱油去了。
我快到家门口时，忽然停了下来，掉转头往回走。我弄不清我为什么不回家，要掉头往回走。我又回到鞋摊上，系上围布，坐下来继续有一下没一下地刮鞋底。
秃顶老宋用扁锉敲着一只鞋帮子，提醒我做事要用心。他说：“你的心思呢？”过一阵子他又敲鞋帮子，又问我的心思到哪里去了，这么左问右问，把我问烦了，便顶了他一句：“不就是刮鞋底吗，要什么心思？”他气得脸都变小了，说：“嫌我没教你手艺是吧？好，你本事大，我做不了你师傅。”
他大概以为他的手艺是天下最好最值钱的手艺。他紧绷着脸，也不再说我了，用力敲鞋帮子。他气呼呼的，把鞋帮子敲得嘎嘎地响。
但我确实没心思刮那只鞋底了，我东看看西看看，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我想我到底要干什么呢？我把鞋子和刮刀扔掉，又撑起凳子要走。街上的阳光已经很稀薄了。我对秃顶老宋说：“师傅，今天我不大舒服，想早点回去。”
他说：“别叫我师傅，我管不得你，你想怎样就怎样，问我做什么？”
秃顶老宋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气量狭窄，跟钟表匠梅炳坤相比，虽然他不摸我屁股，但却比摸我屁股的梅炳坤讨厌一百倍。我已经很尊重他了，既然他不要我尊重，我就不多费口舌，咯咚咯咚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