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香另一个能让我们记住的好处是帮我们灭了臭虫和跳蚤。她先让我妈叫我们全家都洗澡换衣服，跟着就把我们家的床铺拆了，把草席和床板都搬到河边的麻石台阶上让太阳暴晒；又一壶一壶地烧开水，同时招呼我妈把用过的垫褥和被子也拆了，和换下来的脏衣服一道，全扔进我们洗澡用的大木盆里，撒上碱粉，用开水浸泡，从早晨泡到中午，才提到河边去搓洗；再到河边将晒得发烫的草席和床板抱回来，全摆在雨檐沟旁，均匀地往上面撒几把石灰，又提一把铝皮壶，用开水淋得它们发出吱吱的叫声。最后一件事是往我们床底下撒石灰，她说石灰咬手，坚决不要别人帮忙，结果石灰飞了她一身，把她弄得白蒙蒙的。
她灭了臭虫跳蚤，我爸妈没说一句好。本来也是，我爸妈正在恩爱着，她忽然插进来，害得他们挤一张单人床；挤单人床还不要紧，关键是只隔了一道薄板子，他们互相抓痒时便不好再哎噢哎噢地叫唤了；她又把臭虫跳蚤给灭了，我爸妈挺喜欢抓痒的，现在不痒了，还抓什么呢？
我对水香印象最深的是她撩起衣襟给熊国庆喂奶的样子，虽然这种事情叫人难以启齿，说出来连我自己都感到脸红，觉得自己很猥琐（此刻我正在和自己的猥琐作斗争）。但当时作为一个懵懂少年，我确实忍不住偷瞥过她喂奶，而且不止一次，我的眼睛非常不自觉，贼溜溜的。我看到她的奶很饱满，白森森的，像一只翻盖在她胸脯上的大瓷碗，奶头是枣红色的，听熊国庆吸得啧啧直响，好像那是一颗糖。
为了水香，我还跟火柴厂陈大炮的儿子打过一架，原因是陈大炮的儿子陈光辉朝我家窗户上扔了两块断砖头，打破了三块玻璃。那个窗户是我妈房间的窗户，我们家开在巷墙上的只有这个窗户，而当时住在我妈房里的是水香，砖头砸进来时水香没一点防备，她正坐在九斗书桌前挤奶。她将奶水挤进一只小瓷碗里，熊国庆吃不完她的奶，她就挤出来给李文革吃。但那天李文革一滴也没吃到，那只小瓷碗都被陈光辉的砖头打破了。陈光辉扔砖头用了很大的力气，哗啦啦一阵响，砖头和窗玻璃都落在书桌上，碎玻璃屑子溅得到处都是。水香一声惊叫，敞着怀就跑出来了。她那种满怀颤动的样子令我至今难忘。我的眼睛肯定受到了惊吓，它们像兔子似的东跳西跳，就在跳的过程中，它们瞥见了陈光辉的影子。陈光辉的影子飞快地闪了一下。我相当激动，我先是恶狠狠地叫他爸爸的名字，陈大炮—！然后又叫他，陈光辉—！我估计我的声音都追不上他，他早就蹿得没影了，钻到斜对面一条鸡肠子似的小偏巷里去了。
我回头看见我妈找出了一瓶红汞水，我就知道水香受伤了。我妈用背挡着我，给水香胸脯上涂红汞水。我听见水香在咝儿咝儿地吸凉气。
第二天上午，我便在学校里咬了陈光辉，他不知道我会咬人，也就不知道要躲着我，结果被我一把揪住了。我手上有力气，他怎么挣也挣不脱。我跟他一起滚在地上，他用膝盖顶我，我不能用膝盖顶他，就一口咬住他的肩膀。这是我平生头一回打架。我把陈光辉咬得很惨，他叫得跟杀猪一样，把老师都引来了。老师好不容易把我们分开了，然后老师就让我撑着凳子跟她去了办公室，问我为什么咬人，我说他砸我家的窗户。老师四十多岁，长得很和善，没怎么说我，只叫我老实罚站。其实叫我罚站不过是一种形式，因为我不能站，只能趴。我在凳子上趴了一个上午。中午刚回到家里，陈大炮就揪着他儿子跑到我们家告状来了，陈大炮扒开陈光辉的衣服，要我爸妈看陈光辉的肩膀。陈大炮的脸都有些歪了，他问我爸妈：“你们是怎么教孩子的？有这样咬人的吗？这还像一只肩膀吗？”我也偷眼看了看，也觉得那不像一只肩膀，倒像是一只放多了碱、被人咬了几口又丢掉的黑馒头。当着陈大炮和陈光辉，我爸狠狠地修理了我一顿，梆梆地往我头上猛戳炮栗子。我当然不服。我猜他巴不得有个机会名正言顺地修理我，自从我对丁珠玉说过烧信的事后，他没碰过我一个手指头，他把怨气都积在肚子里，今天他终于有机会发泄了。我愤愤地说：“他打破的玻璃划伤了人！”但他像个聋子，根本不听我的辩白，只顾酣畅淋漓地埋头修理我。
还是水香把他拖开了，水香弯腰用身子护住我，对我爸说：“打两下就算了，他一个残疾还敢欺负别人？想必也是急了才咬一口的。再说呢，人家这位大哥也不指望你把孩子打出好歹来，你若真打出好歹来了，人家心里也是过不去的。”
在拉拉扯扯当中，我的头不断地被她软软地碰一下，碰得我心里怦怦乱跳。
我们家还是赔了陈光辉五块钱的医药费。他打破的窗户被我爸用一块塑料薄膜蒙起来了，又削了几根细木条，用细木条把薄膜压上去了。若在以前，他一定要找几块玻璃，镀上水银做成镜子再安上去的。现在他就这么一蒙了事。
因为被我咬过一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光辉都对我非常警惕，从不靠近我，看见我就绕着走，绕到一两丈远的地方，突然鬼叫一声：“反革命！”然后撒腿就跑，并不跑远，跑一个五六步或七八步就不跑了，回头看我一眼，高高兴兴地走掉了。他不知道他一句“反革命”对我有多大的杀伤力，我甚至在陈光辉张嘴之前，脸上便火辣辣的，同时用一种祈求的眼神对着他，希望他不要说出那三个字，可他照说不误。
如今陈光辉再也不会远远地绕着我了，更不会牙黄口臭地叫“反革命”，他在一家印刷厂当业务员，一个月至少要到我办公室里来三次。光是我给他的业务，估计他到手的提成也够买个车了，所以现在他跟我公司里其他人一样，开口闭口都叫我兵哥，而且一见到我便满脸堆笑。我说过他多次，我说我们是老同学，你叫什么兵哥呢？可是这回说了，下回他又忘了，见了我，照样是那一句，—兵哥哎，然后笑容便风生水起，生动极了。
时间一长，我妈都有点离不开水香了，水香有许多乡下人的事说给我妈听。只要我妈没去电影院上班，她就跟我妈扯那些事，有时候我妈发着呆，水香这里照样说她的，说着说着我妈就听一些进去了。水香满月要回乡下，我妈留了一天又一天，她走时，我妈一百个舍不得，眼圈都有点红了，再三对水香说：“你要常来，你答应我好不好？”水香答应了。水香换了叫法，她不叫我妈做嫂子，改叫表姐。因为巷子里的人都以为她是我表姨，她也就顺着人家的口气叫我妈表姐。她说：“表姐，只要你不嫌我打扰，我一定常来。”
那段时间水香来得很勤，她很乐意到城里来，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脸面的事，她多少有点骄傲地对乡亲们说，她在城里结拜了一个表姐，她是去城里走亲戚。她抱着正在吃奶的熊国庆，挽着一只篮子，篮子里装着乡下人的礼物，一包干腌菜，几个芥菜米饼、半个南瓜或一些红艳艳的干辣椒。回去时我妈除了给她买车票，还要往那只篮子里塞几样东西，有时候是糖果和饼干，有时候则是几尺平布或一包油豆泡。
过年时水香也来了。不是水香，我们家的这个年就没了一点生气。那些天我们家里实在是太冷清了，冷清得不像过年。当然，年是要过的，你过不过不要紧，年是要过去的，年是长了脚的。年来了，你不理它是不行的，爆竹是要打的，对联也是要贴的，可是我们的乡下亲戚金秀姑姑和细宝伯伯却没来了，不知他们怎么得到的耳信，不再走我们这门亲戚了。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堂兄李有志，他每年正月初一都要来我们家拜年的，今年也没来了，以后也再没来过。我们都没料到他会不来。那天我爸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其实心里是在等他来的，可是等了一上午，结果是空等。李有志为什么不来呢？不用想我们也明白了，连这点走往都不要了，这头亲戚就算断掉了。
水香是初七中午来的，初七是“上七”，在年腰上，俗话说“上七”大似年，是个大日子，可见她挑这个日子是很用了心的。那天飘了点雪，她抱着熊国庆在前，身上的罩袄褂浆洗得有棱有角，棱角上还薄薄地挂了些散碎的雪花；她后面是熊大头；他们一进门就带来了一股稠乎乎热烘烘的奶腥味。她说：“表姐，表姐夫，新年好！我们来给你们拜年啦！”听到她这一声喊，连我爸都有点兴奋起来，我爸一个劲地对他们拱手，说：“哎呀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下雪呢，还来给我们拜年，这怎么敢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