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地方叫洋西湾。和南方大多数山村一样，它依山傍水，烟笼雾罩。村后是逐级升高的清秀山峰，山坡上弯弯的梯田如画一般，一层层画在蓊郁的林荫之间。一只或者两只老大的苍鹰似一朵两朵飘忽不定的云影在头顶盘旋，俯视着鸡鸭们嬉戏的院落，一有机会就猛扑下来，闪电般抓起目标，迅速飞入屋后的森林。村庄左右是两个向前突兀延伸的山垅，构成这一方村落的天然屏障。清清翠翠的桐木江被一条古老的石堤挡了一下，向外拐出个小小的弯道，潺潺流过撑着一根竹篙静泊在江边的渡船，流过两岸山峰的剪影，流过密密匝匝的芦苇丛，给西面郁郁的山麓留出了一方月亮湾似的肥沃土地，洗濯着村里朴素的日子。一部分江水在村头拐弯处经由石堤下留出的孔道汩汩涌出，灌入田畴，在村前的沙洲里将一个个水泊如丝如带的串起，最后汇入位于村庄尾部最大的一个水泊，重又注入桐木江中。这些大大小小的天然水泊，水清草茂，鱼虾悠游，水底掩映出斑斓的云霞，水面飞翔着成群的白鹭。红蜻蜓缤纷的翅膀总是贴着水面，在夏天傍晚的霞光里快乐地嬉戏。它们是黄鳝、泥鳅和各类鱼儿和谐杂处的乐园，也是我们夏天戏水洗澡的天然泳池。尤其是村尾那个最大的水泊，名叫百子潭，约有四五亩的水域。这里的鱼最多，也最大，曾经被四个村民集体逮着过24斤重的甲鱼。听叔叔说，逮它的时候可不容易，一人像踩滑板那样踏在甲鱼的背上，以减缓甲鱼逃走的速度，另外三人各用鱼叉插住一条甲鱼的腿，这才把那只百年甲鱼制服。母亲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中午背个马篓出门，赤手赤脚在水荇里摸抓，两顿饭工夫就能抓半马篓鲫鱼回来。春雨过后，门前屋后小涨的水沟中也偶尔会有鱼儿误入歧途，闯进农家小院的阴沟里来。有一回，我在我的大姑夫家里玩耍，就亲眼看见大姑夫在屋后的小水沟里用渔叉叉住一条八斤重的鲑鱼。我看见鲜红的血顺着渔叉涌出来，把整个水沟都染红了。
那时，村里已经聚居了上百户人家。其中我的姓氏占了绝大多数。而在此之前，我的祖先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百年之久。
二
我姓衷，衷心感谢的衷。不是我们本地口音里常常混淆不清的龚，也不是闹钟的钟。我所以在这里要强调一下我的姓氏，是因为我在读书期间乃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以后，我的姓常常被笔误成龚、钟或者被误读成哀、衰和袁。尤其在诸如开会点到、上台表演节目或者领奖等公众场合，这类的笔误口误常常弄得我非常尴尬。所以再说一遍，我姓衷，衷心感谢的衷。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个标签，贴在我踽踽而行的背上，乃是一脉根须，扎在我灵魂的血泊里。
它的历史距今不到一千年时间—我说的是衷这个姓氏，所以被人叫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它是个在百家姓里都找不到的冷僻小姓。至于它的前身，如有些人不经意的口误，竟然还真就是哀姓。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字面上相近的偶合，还是冥冥之中宿命的安排。我是从族谱上得知衷姓是由哀姓演化而来的。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早上，叔叔从那只盖上积满了灰尘的旧书箱里翻出一大沓线装书，像搂着一叠武功秘籍那样郑重地抱在怀里，从挂满蛛网的楼角里钻出来，轻手轻脚地爬下木梯。我好奇地盯着那些发黄的旧书问叔叔：“那是什么？”“是族谱，是破四旧那会儿，为防止被人当四旧毁了，经族里大多数人同意让爷爷保管的，那以后就一直放在这儿。现在政策松了，族长公公今天突然向我提起这个老古董。”叔叔说，“我这就拿给他看看，好让他老人家放心。”头一回见这东西，我心里愈发好奇。叔叔看出了我的心思，临出门时回头对我笑了笑，“等我拿回来了你再看吧。”
那天晚上，我翻开那些用精美的小楷写就的家谱，一开始竟蒙了。上面的书写格式让我看得云里雾里—从开辟鸿蒙，到东征殷纣，再到“东鲁堂”的由来，我似误入迷宫的孩子，总也找不到通往自己身世的道路。
“前面是序篇，古人讲究慎终追远，寻根溯源。”叔叔大约看出了我的难处，说，“你还是从第二本开始读吧。”
我于是翻开第二本，并由此对自己身世的脉络知了个大概。由于已经时隔近三十年，谱中的原话我已记不清，大意是：衷姓始祖原本姓哀，叫哀愉，江西宁都人。哀愉自幼聪明好学，长大后学识渊博，擅长书法，深受皇帝器重，官至礼部尚书。有一年，皇帝大寿，哀愉没有前往祝寿，皇帝龙颜大怒，准备拿他是问。哀愉上奏说：“万岁大寿，普天同庆，而臣姓哀，不去也罢，去则扫兴。”皇帝听后觉得很有道理，转怒为喜，取来御笔，稍作思索，在“哀”字的口中间郑重地朱笔加了一竖，抬头对文武百官连声称道：“衷爱卿忠心可嘉，忠心可嘉！”这样，衷愉公就成了我们衷姓的始祖。其中有一支后来迁徙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一带。直到民国初期，衷姓学子仍有先用黑墨水写上一个哀字，再用红墨水加进中间那一竖来书写衷姓的习惯，以示对御笔朱批的尊重。
三
拓荒，作为农耕民族的生存之道，我的祖先也未能例外。三百多年前，我的第二十八世先祖与他的几个兄弟分家后，带领他的四个儿子从崇安大浑（今武夷山市吴屯乡大浑村）出发，跋山涉水，披荆斩棘，翻过位于武夷山脉腰身部的分水关，来到江西铅山县南部山区的桐木江畔—一个林丰草茂、土肥水美的地方垦荒辟壤，种地打鱼，开辟了一个新的家园，这就是洋西湾。
我的第一声啼哭就发生在洋西湾—一栋由我的祖先建造的老宅子里。这是栋坐西向东、灰墙黑瓦、六榀五间的老房子。正屋前的两边是南北厢房。正屋与朝门之间被一堵一人高的矮墙分隔成前后两个院子。靠里院一面的矮墙下用花条石架在石柱上，搭起一排花台。前后院的禾基上，除前院中间的通道用大一点的港石铺就，其余都用几乎一般大小的鹅卵石铺成，并且选用墨绿色的鹅卵石构成一幅幅互相相切的圆形和菱形图案。高高的朝门正上方书有“擢桂流芳”四个笔力遒劲的大字。朝门青石柱子两边因年代久远而白得发灰的墙面，绘着一些碳素色的花鸟。正屋和厢房的横梁、壁框、窗格和窗下的腰墙上也同样雕刻或绘有各式各样的精致图案。我记得右侧腰墙上方的那扇围棋棋盘格子似的老式窗棂上，总是会系着用红布裹着的一绺胎发。系着的时日够长时，那将胎发包裹成一只鸡胆形的红布，便会沾上一层薄薄的灰尘。所有这些，就像褐色的桐籽里剥出的白花花的仁，就像向日葵跟随太阳奇怪地转动着脖子那样，都曾深深吸引着我幼年时的好奇心。
古老的建筑就像一叠发黄的日记，总是记载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与耐人探寻的幽隐。我们从中可以听到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声，打开隔世心灵的通道，触摸岁月背面的秘密。这栋年过二百的老屋，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从老班人茶余饭后林林总总的闲话中漏进我童年的耳朵。
其中有一个被大家称为傻子的先祖，生了一身蛮力。相传建造这栋老宅的那些粗大的杉木柱子与横梁，多半是他的功劳。这些木头一般都要两人以上才抬得动，而他总是一个人驮一根，并且如履平地一般轻快，从三五里远的山上一口气驮到家里。后来，一个路人听说了这事，不相信村里会有这样的大力士。他指着村南凉亭边一块石板桥，跟正在亭子里休息的村民打赌，说如果有人能将那块大石板驮起来他才会相信大力士真有其人。这事传到正在不远处耘禾的我的那位先祖耳里。像受了奇耻大辱一般，他闷声闷气地走到那人面前，把脚用力一顿，大吼一声，弯腰抱起那块上千斤的大石板，再吼一声将石板扛上肩，沿着田间的大路向远处急行了有几百米远。他将石板“砰”的一声掼到地上，回头朝那个打赌的人骄傲地望了一眼，突然像被积雪压爆了的毛竹一般，哗哗地口吐鲜血，倒地身亡。
老宅鼎盛期在清道光至光绪年间。这期间，朝门里共有18个衷家子弟先后出门求学，史称“十八担书箱出门”（也有说是“二十四担书箱出门”的）。他们大多考上了秀才，也有被录为恩贡和附贡的。另有一个叫衷化麟的还考取了进士，在本省清江县当过一任知县，后在转任途中不幸染病猝死。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名叫衷化龙，天生一身神力，长大后潜心习武，有百步穿杨功夫，中了武举人，先后在安庆、苏州、武汉等地做过守备。他们俩的成才还有一段和他们的父亲衷浩然有关的励志故事。当时邻村车盘一个姓余的，花钱捐了个武举人。衷浩然第一次带衷化龙赴省里参加武科乡试，未中。姓余的听到这个消息，便在人前讥讽，说洋西湾的衷浩然不知天高地厚，也想让儿子考个武举，说武举是你想考就能考上的吗？衷浩然听了这话，便在心里发下重誓：一定要培养出一文一武两个举人来让世人看看，否则就再也不从余家人门前经过。衷浩然的第二任妻子周氏是祝公桥人，从洋西湾到祝公桥，由大路走要经过余家人门口。那以后他去看岳父岳母，便总是从小路上往返。待衷化龙衷化麟两个儿子先后考取了武举和进士，他才倒剪着一双手，昂首挺胸，从余家人门前骄傲地走过。说起这事，叔叔说他小的时候，曾见到过一块老大的进士牌，就挂在厅堂的正上方。牌子上面有四个凸起的描金大字“××进士”（由于时隔久远，前面两个字叔叔已记不起来）。“那后来呢？那匾到哪里去了？”我着急地问叔叔。“大队周书记知道我们家有这个牌匾后，以破‘四旧’的名义叫人取下来，扛到大队。后又叫人凿去匾上的字，架在他的办公桌上，做了书案。”叔叔说，“大概他觉得那东西能给他带来文才吧。”
四
在老班人的故事里，早先村里的生活是非常闲适的。由于地多人少，村民们一年到头只需半嬉半做就可以了。打破这一平静生活的是上个世纪初那场暴风骤雨般席卷整个南方的革命。当时，村里绝大多数青壮劳力都参加了方志敏、邵式平、黄道他们领导的红军队伍。我的一个同是长房的爷爷，名叫孟基，是我们“衷家军”的首领，带领衷家子弟在村头的马头岭、屋后的枫山、老鸦尖打游击，鲜血染红过桐木江。他们中绝大多数都牺牲在战场上，也有少数是死在自己人手里。有一阵红军内部杀“改字派”，每个营连都分派了任务，弄得人人自危，枉杀了不少自己的兄弟。孟基爷爷拉起来的这支二十几人的队伍也有两兄弟被当成“改字派”抓了起来，他们被五花大绑在村南亭子里的柱子上。工作组的人舍不得用子弹处决他们，就拿一把小弯刀去挑割他们的喉咙。因为那小弯刀不够锋利，第一个被杀的迟迟断不了气，于是第二个气愤地嚷道：“你们把刀给我磨快点！下手利索点！”
而在与我们村交界不远处的大坑，当年则有过一支由当地乡绅—我外婆的娘家人组织起来的队伍，叫“任家保卫团”，专门跟红军过不去。保卫团里有个叫任汉的，绰号“任老汉”，壮得像头水牛牯，十六岁就能挑两担谷子在田塍上走，能将三百斤重的舂臼举过头顶，跑步还能吹冲锋号，只要手能攀援，再高他也上得去。见他是块习武的料，任老汉的父亲便请来打师教授了他一身好武功。外婆说任老汉身手十分了得。有一次十几个红军把他团团围在一个院子里，竟始终近不了他的身。最终他硬是凭着顺手拔在手中的一根晾竿叉杀出了重围。
“都是那个女妖精害的，否则这天下还不知道是谁的呢。”外婆一讲到任老汉的故事总会气鼓鼓地骂一个女人。说任汉当年在石塘街上有个相好的“妖精”，是那个妖精害得任汉送了命。那天，任汉来到他的相好那里，正欲干那事儿，却听得外面枪声大作。他拔出手枪就冲了出去，很快召集保卫团前去巡街，并不把红军放在眼里。当他发现红军已经走了，便返回到女人这里来，欲完成他的好事。此时门却被反闩了。原来，有个姓冯的乡绅先他一步逃进了院子。因怕被红军发现，便返身把门闩死，还加了一根木头顶住。任汉是个火暴性子，见连喊几声“开门”没有动静，拿起驳壳枪照那门“啪啪啪”就是几枪（其中一枪打中了姓冯的人的大腿，不久后那人因枪伤感染而死），大吼：“你个臊屄看俺进来怎么收拾你！”而后纵身跃起，手脚并用，撑着弄道两侧的封火墙一蹭一蹭往上爬，就在他爬到墙头时，裆下被听到枪声返回的红军“砰”的一枪给打中了。他忍着痛纵身跃进了那女人的院子，藏身于一个稻草垛里，但他一路留下的血迹很快就将他的藏身处暴露给了紧追上来的红军。曾在十里八乡名噪一时的任老汉于是死在了十几个红军乱扎乱捅的梭镖之下。
任家保卫团当时是个民团，完全是自发性质的，政府并未有粮饷补给。为此，外婆在世时我曾问过她，当时他们任家人为什么要跟红军作对？外婆这时便露出一副很不服气的神情，俯在我的耳朵上说：“不能让那般穷鬼太妄行了，他们想翻天，咱们任家人可不答应！”舅舅他们总说外婆是个死脑筋，看来还真一点不假。
在所有参加红军的衷姓子弟中，只有孟基爷爷一个人最终幸存了下来。也只有一个衷姓家庭在新中国成立后享受了烈属的待遇—我的一个远房叔叔明清的奶奶，她生前领过二十多年的抚恤金。而据县志记载，我们洋西湾衷家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6人之多。他们牺牲时大多青春年少，不曾娶妻生子，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衷家的烈属之所以会远远少于烈士的原因。而孟基爷爷的命是在一次突围中捡回来的。在战斗中，他与其他弟兄走散了。在他跑到一个叫“风车弄”的山道上时，被包抄过来的白军的一梭子弹打穿了裤裆。他用手往下面一摸，两个睾丸全没了，整个人瞬间被抽空了一般，未再作任何抵抗就做了白军的俘虏。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他又当上了伪政府里的保安队长。好在不曾犯下血债，新中国成立后他蹲了二十年的班房。出狱后他从一个亲戚门下过继了一个小孩当儿子，为其养老送终。
孟基爷爷就是我在前边提到过的族长公公。
那真是一个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岁月，许多人的命运就那样被一双无形之手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一些人正在执意砸碎的东西，另一些人却在死死抱住不放。
五
我不知道我爷爷当时为什么没有参加红军。我爷爷叫衷定坤。他高鼻梁，高眉弓，瘦脸颊，是当时村里最俊的小伙子。听叔叔讲，二十出头的我爷爷跑到了当时的县城永平镇妹夫家里避难。我爷爷的妹夫也就是我的姑公当时在永平镇北门街开酒坊兼卖豆腐，家境还算宽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