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再次出现统一的局面，中国的疆域由形成大致轮廓进而基本稳固下来，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管辖和治理更加制度化，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更加深入。明清时期封建社会衰落，商品经济显著发展，封建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障碍，在上述历史条件下手工业中的丝织业等部门，产生了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以雇佣关系为剥削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由于封建制度的摧残，明清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处在萌芽状态，发展十分缓慢，旧的封建生产关系和自然经济依然占优势地位。张掖等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民族矛盾和斗争还相当尖锐，经济开发仍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的老课题展开，所以张掖经济发展的速度依然缓慢。
第一节元朝统治时期的张掖经济元朝从公元1271年建立，到公元1368年灭亡，前后共97年。元朝结束了自唐灭亡以来长达370年的又一次大分裂时期，使中国再次实现了大统一。元朝的大统一和民族融合，对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着深远的积极作用；元朝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活跃的中外关系，也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作出了独行的贡献。但元朝统治所带来的经济破坏、落后生产关系注入、民族压迫与歧视等等消极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
一、战争和落后的生产关系对张掖经济的影响一方面，蒙古是以军事征服为手段而建立起的政权，军队是其政权的主要支柱。蒙古进入中原之初，连年的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中原豪门世家破落，工商业的发展被限制。此外，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其攻城略地之法是每攻打一个大城，必先抄掠旁近小镇、村落，驱迫当地人民充当炮灰，不惜用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去夺取一座小城池。如此之法，使各地劳动力锐减，直接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从蒙古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的规定来看，其野蛮屠杀并不是个别拒不投降的城市军民，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攻掠张掖的战争自然也不例外。这种野蛮落后的行径，使人口遭受到严重摧残，直接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蒙古人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畜牧渔猎依然占据蒙古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长期习惯于畜牧经济的蒙古人虽然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经确立了私有制，但土地的私有观念却停留在游牧时代，保留着浓厚的游牧民族氏族公社所有制的习惯。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蒙古征服者热衷于掠夺包括人口在内的物质资源，对土地的农业价值和建立赋税制度，却不感兴趣。他们只是念念不忘把农田变为牧场，把土地上的人口全部杀掉，“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这种建立在游牧民族经济基础上的土地观念的顽固存在，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重农政策与经济的恢复为维护封建政权，元朝初期，以忽必烈为首的统治者调整了统治政策，推行了汉法，在全国范围内贯彻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如：忽必烈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并设立管理农业的政策机构；保护农业生产，限制抑良为奴；招集逃亡，鼓励开荒；大力开展军民屯田；免除苛捐杂税；设立粮仓、常平仓；兴修水利。元朝统治者的重农政策及措施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重农政策的制定及具体措施的贯彻，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创造了良好环境。
1．抚治救恤救治抚恤是元朝统治者贯彻重农政策的具体措施之一。由于长期战乱，“民罹浮戮，无所逃命"，加之天灾频仍，致使河西地区田园荒芜，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象。在这种情况下，为发展生产，保障劳动力的来源，使人民免除饥饿死亡的威胁，公元1261年九月，元政府“以甘肃等处新罹兵革，民务农安业者为戍兵所扰"，派阿沙、焦端义前往河西地区抚治。具体做法有：
其一，贷银两。中统四年（1263年）四月，元朝政府贷给“河西阿沙赈赡所部贫民银三千七百两"。此外元政府还给河西地区多次拨款，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给河西行省钞万锭以备支用"。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月，再“给钞万锭，付河西行省以备经费"。至元二十年（1283年）十月，又给“甘州纳硫黄贫乏户钞"。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三月，甘州发生饥荒，元政府“发钞万锭赈之"。再者，对大量的屯军，政府也给予抚恤。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给钞万二千四百锭为本，取息以赡甘、肃二州屯田贫困"。大德元年（1297年）春天，拨给甘肃行省“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元政府用借贷银两钱钞来解决发展生产中的困难，在当时，为推动张掖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迁徙入口由于战争使各地人口锐减，劳动力严重不足，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要发展农业生产，当务之急是增加人口，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元朝统治者采取的办法是大量移民。其移民形式有：一为从外地移入。至元七年（1270年）八月，诸王拜答寒部曲缺粮，元朝政府采取救灾措施，“命有车马者，徙居黄忽儿玉良之地，计口田；无车马者就食肃、沙、甘州”。这一措施，实际上是用移民的方式将他们迁入这河西等地。同年十二月，又“徙怀孟新民千八百余户居河西”。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遣蒲昌赤贫民垦甘肃闲田”。这些从外地迁入的人口，成为开发这一地区的生产者。二为本地区内移民，元朝统治者还在本地区内用自行调整的灵活方法进行人口迁移，作为移民的另一种补充形式。至元二十九年九月，将沙洲、瓜州地区的人民迁到甘州从事农业生产。
3．实行屯田忽必烈时期是元代屯田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屯田的极盛阶段。元承金制，在“海内统一"的局势下，“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以资军饷"，屯田遍及全国。河西走廊为元朝通往西域诸国的咽喉要道，为了加强与西北诸国的关系，特别是为了平定海都等人的叛乱，对于在河西走廊设置屯田十分重视，因而甘、肃、瓜、沙等地“皆因古制以尽地利"，实行屯田。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政府“立河西屯田，遣官领之"。
元代张掖的屯田是军屯、民屯共存，军屯以戍兵为直接生产者，民屯则以移民和当地人民为主要生产者。河西瓜、沙、甘、肃等地自古为边镇重地，驻军甚多，这个地区的屯田自然主要以军屯为主，屯田军有汉军、新附军、蒙古军等，屯田的直接生产者为戍边士兵。至元十七年（1280年）冬，元政府“以汉军屯田沙、甘”。至元十八年（1281年）六月，又让“太原新附军五千屯田甘州”，以供军实”。
除了军屯之外，张掖的民屯也有一定的规模。元初因肃州路时有兵事骚扰，于是甘州便成为耕植的重要地区。元朝政府为了扩大甘州的屯垦，曾把瓜州地区的人民迁到甘州屯田。对于民屯，政府常贷以耕牛、种子、农具，予以大力扶持。如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给瓜沙之民徙甘州屯田者，牛价钞三千六百锭"。
4．鼓励垦荒元朝时期，张掖人口稀少，旷土闲田甚多，历来为垦荒的重要地区。西夏末期，在河西进行的蒙夏战争更使河西疮痍满目，人口逃亡，土地荒芜。忽必烈即位后，重视农业生产，张掖便成为垦荒的重要地区之一。政府鼓励垦荒，大量移民入居张掖开垦荒地，并贷给耕牛、种子、农具。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政府将沙、瓜州民户迁到甘州，“于甘、肃两界，画地使耕"，对那些贫困无力者，则“给以牛具农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遣蒲昌赤贫民垦甘、肃闲田，官给牛、种、农具"。元朝统治者还采取赐地的方式鼓励人民垦荒。
5．兴修水利元初，忽必烈开始在西夏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地屯田，水利工程也随之兴起。至元朝元年（1264年），元朝政府设置甘肃总管府，始治水田，并派专人负责办理河西水利，“始开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河西地区的水利工程主要是充分利用祁连山的雪水，开渠引水溉田。元代在甘州地区兴修的水利工程有“黑山子、满峪、泉水渠、鸭子翅"等。由于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对已修的水利工程设施则采取保护措施，使土地得到灌溉。
元朝政府的重农政策使张掖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粮食产量相应增加，除自给外，还可供给缺粮或灾荒地区。
第二节明代张掖经济的兴衰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同年元朝灭亡。朱元璋对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进行全面改革，废除中书省，取消丞相制，军队按卫所编制，中央设立五军都督府，集军政大权于皇帝一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大兴屯田元末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也给明初的统治者一个深刻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弦急则断，民急则乱"。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借以巩固明政权。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为了发展农业，首先要把战后流散的农民固守在土地上。为此他多次令民归耕，并以减轻赋税为鼓励措施。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同时又以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面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又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丁少地多者，不许多占，丁多地少者，验丁拨给荒田。这些措施有效地召回了流散人民，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与发展。
明朝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形式。军屯系军队就地屯种。在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在边疆则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屯田之军，定额授田，并给耕牛、农具，屯田所获，按定额存储，以作军粮，余则做军官俸粮。民屯指迁移无田之民，其中包括一部分降民、罪囚到指定地点屯种，屯民所种的是官田，他们是官府的佃户。对屯民，官给牛、种者，十税其五，自备牛、种者，十税其三。商屯指盐商募民在边塞屯种，将收获的粮食就地交官，换取盐引。
明代“屯田遍天下，九边为多，而九边屯田又以西北为最"。河西是北方九边区之一，地处西北交通要道，在明代的屯田中占有重要地位。张掖屯田在明代是最为兴盛的时期，随着屯田的发展，其农业生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
明初大量迁移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人到河西屯垦，并实行“属兵于农"的屯田制度。驻守卫所的兵士，携带家属，利用河西丰富的水源，开辟田园。洪武七年（1374年）曾遣将安抚劝谕各屯，甘州田野渐有开辟。屯军三分守战，七分耕作，每人授田五十亩，又给耕牛、籽种，教以种植方法，大量开垦荒田。各守屯卫军均有开垦。英宗三年（1438年）户部侍郎罗汝敬巡视甘州屯田水利时始定田额，以朝命清理河西田赋，始定军田曰屯田，民田曰科田，各以上、中、下三则均其赋。当时，在甘州五卫中，左卫有屯、科田一千九百三十一顷三分六厘，右卫有屯、科田一千九百三十九顷三亩九分四厘，中卫有屯、科田一千五百九十三顷九十八亩六分六厘，前卫有屯、科田一千二百三十顷三十四亩，后卫有屯、科田一千四百八十三顷五十七亩。当时甘州共有屯田81．68万亩，已有相当规模。
宪宗成化年间，甘州五卫因设置年久，生齿日繁，各家户下正军一名，有余六七丁或一二十丁者。明政府把这些余丁“编成一卫，立于凉州，镇实地方”。又于五卫官军户下丁多之家，“招选精壮余丁，编收正军"。这样，不仅“补各所原伍名缺"，而且还“承种遗下地土"，使甘州五卫“屯田增广，而边储自矣"。正德三年（1508年），监察御史奉命前往甘肃各地清查屯田。据其清查后报：甘州等十二卫，古浪等三所屯田旧额，屯军“所种共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五顷五十亩，为粮十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余石……舍余人等所种一万五千一百七十六顷六十亩，为粮八万四千五百七十余石”，今又将“清了各卫膏腴田地共三千余顷”，“俱拨军壮余丁承种，庶几屯粮不缺”。此次清理屯田，清出余地并拨军屯种，扩大了屯田规模，增加了屯田面积。
嘉靖元年（1522年），又挑选头等精壮的屯丁二万五千多名，分驻甘州各堡屯垦。每大堡设屯长一人，屯副一人，小堡只设屯长一人，平日冬操夏耕，有事则战，无事则耕。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巡抚杨博查处甘州屯田时，发现农人不愿耕种荒芜土地，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民尚未开荒耕种，官府即入册征科。遂奏请皇上，将各边拋荒地土，听其尽力开垦，永不起科。这一措施使张掖农业得到了发展。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甘州左等五卫有田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一亩九分六厘，其中屯田四千一百四十四顷二十三亩三分，科田三千四百三十九顷七十八亩六分六厘。这些荒田的大量开辟，对张掖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对强兵固边起了重大作用。
二、设立荼马互市“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明朝统一中国后，将茶法、马政视为军国要政，形成了更为完整的茶法和庞大的榷茶官僚机构。故明代是我国茶马贸易最为发达的历史时期。
明代由于军事的需要，进行了马政设置，调整草场，大力发展养马业。同时，设甘州茶马司，让户部运汉中茶叶至张掖，以茶换马12500匹。上马酬茶120斤，中马酬茶72斤，下马酬茶50斤。凡私人交换者，查治死罪。为保证“茶马互市"的正常进行，明政府给陕西行都司所辖各卫所以及今青海南部少数民族发茶马金牌十六面，作为进行茶马交易的官方凭证。同时，在各卫所进行征马，每三年一征，年征岁马1900匹。为实现其目标，设甘肃行太仆寺，督理五卫所马政，并诏令民间养马。永乐四年（1406年）兵部诏曰：“比闻马价腾贵，盖因禁民间不得私畜，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养马，勿禁，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因此，在秋七月，河西设立宛马寺，甘州五卫设甘泉监。地处广牧川东岸，建置官署，管辖广牧、麒麟、红崖、温泉四宛。永乐十三年（1415年）设甘州五卫六处，一在城北偶，一在东乐，一在沙河，一在扶樊，一在黑河，一在盐地。正统元年（1436年），设甘泉、祁连两监，辖广牧、麒麟、西宁、大通四宛。正统二年撤销甘肃宛马司，隶属陕西宛马司。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五月，重建甘州茶马司，招商中茶，以茶易马，神宗万历十二年（1588年），放宽养马禁令，规定茶马司易马定额：张掖茶马司为1000匹。
三、明代的工业和建筑业明初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方针。商税实行低税政策，一般是三十税一，而且免除了元朝开征的农器税、婚丧嫁娶之物的税课和舟车丝布之类的税课，裁撤税课司局三百五十四所，改由州府县直接征钱，并为商人建立储货之地，为商品流通提供种种方便。此外，又限制官营矿业，许可百姓开矿。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明代不少产品已由手工制作转为初期的机械生产。最发达的是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弘治年间，福建发明了织机，明末织机在全国得以推广，织出的成品“巧变百出，花色日新"。当时，张掖出现了脚踏纺车和搅车。元朝棉花弹弓用竹弓绳弦，明时已改为以木为弓，以腊丝为弦。元朝的搅车样式很多，专供轧花籽之用。元朝一般用二人，这时改用一人，其生产量可当三人，有的搅车一人可当四人。在明代棉纺织业已成为普遍的家庭副业，也是当时产量最多、销路最广的手工业制品。
明代时，张掖的煤炭开采已具有一定规模。如在祁连山大野口，大小磁窑沟一带挖窑采煤，但产量不大。明代中期产量渐趋增多，《甘镇志》记载：“踏寻新煤厂……新开煤窑七座，掏出见在石炭四千石。"这是张掖最早的采煤组织，并具有较大的生产能力。同时，煤炭开始用于砖瓦烧制、铜铁冶炼等手工业生产，并得到迅速发展，官营手工业，如采铁、铸铜、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等等，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产品质量，都超过前代水平。《甘镇志》载：“原解铁料俱系铁渣，每五六斤止（只）一斤不出，恐系坚冒，随行带管局捕都司姚瀾，拘匠监护试炼，回呈：委果五六斤方炼一斤。"以此证明明代张掖已有官办冶炼业。
由于冶炼业的兴起，铸造业不断扩大。现存的民乐县（甘州后卫）南古小学的大铁钟，铸于明宣德元年（1426年），钟高1．5米，周长3．56米，厚12厘米，重约吨余。钟上有五层图案，一层为云彩图形围绕；二层铸有六颗圆球，中间有文字符号，下有四片树分置两边，形似蟠桃；三层六格铸有观音、地藏、普贤、文殊等菩萨和广目、多闻、增长、东方持国四天王牌位；四层铸铭文载：“甘泉马蹄寺铸造洪钟，铸造匠马智、姚旭、王志刚等"。钟体造型独特，图文清晰。铸造这样的钟，需要同时熔化上吨的铁水，可见当时铸造技术已具有很先进的水平。
明代兵器制造设置于张掖，《甘镇志》说：“铸铁飞炮万余。以诸城虽可守，而行可为阵，止可为营，尤莫便于火车，乃竭智殚思，先造飞轮游刃八方应敌万会霹雳火车一百辆，整修旧旋风炮火车百辆，修整冲枪飞火独脚车四百辆……用京降式造鸟嘴铳，金刚腿诸火炮、连珠双头诸枪及铸生铁榴炮共二千余。"现存甘州区博物馆的万筒炮，即是明代张掖所铸。《甘镇志》又载：明代甘州五卫，每年制造盔3200顶、甲3200，刀3200把、弓3200张、弦6400条、撒袋3200副、箭24万枝、圆牌（即盾牌）1600面。另外还制造火枪、火炮、火药，年产量数万杆（门、斤）。巡抚都御史瘳逢节在奏章中写道：“各营若兵及三千名，先备火炮一百二十位，三眼枪一千杆，大快枪五百杆，宋城涌现枪大城先备六十位，次者四十位，再次二十位；三眼枪大城四百杆，次者二百杆，再次一百二十杆；快枪大城一百二十杆，次者一百杆，再次者六十杆，共约用铁三十万斤。……先于产铁县州买到，前项铁斤，解运本镇，听臣分发各道，照数造备火器完，将用过铁斤，打造过火器，各数目册，候大臣查阅。若各卫所误事管局官若官局以及五年，全与住俸；三年者，一年住俸；六个月不及三年者，一年住俸；四个月责令监造。"这份奏疏中，有制造枪炮的名称，数量及赏罚规定等，说明张掖的铸造能力和兵器制造，其生产规模十分可观。
明代张掖的建筑行业，能工巧匠闻名于西北，而且建筑别具一格，具有西北民族独特风格。因此，官府的御史、巡抚、名将在这里建庙修寺留于后人。元代丞相脱脱创建，明代西宁侯宋晟重修的关帝庙和明太祖朱元璋第14子朱模的肃王府以及佑善观、显应观、普门寺、赞化宫、东岳庙、医祖宫、神机库、崇神祠、奎星闰、城隍庙、玉皇庙、万寿宫、风神庙、公输殿、马神庙、八腊庙、武庙等20多座宫、祠、寺、庙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构思巧妙，设计合理，布局严谨，造型奇特，结构坚固，雄伟壮观，建筑技艺高超。从这些建筑物的结构看，大部是由砖木、土石、琉璃建造的，说明张掖不仅拥有一支泥水匠、砖瓦匠、木瓦、石匠、铁匠、油漆匠等建筑队伍，而且建材业也很发达。
明代的张掖城，号称河西第一城，且有新旧城之别。旧城周长九里三十步（一步为五市尺），新城是明洪武二十五年，都督宋晟于旧城东面墙筑三里二十七步，城周合为十二里多，城高二丈二尺（7米多），厚有三丈七尺（12米）；城门四个（东、南、西、北），都有重閨，角楼四个，巡铺四面各六个，城郭只有三面，南的二里多，高二丈二尺，厚二丈一尺；东廓垣四里多，高厚如南的；北廓高厚如东廓垣半之，无西廓。
《甘州府志》记载：“元大德中扩修，至大二年重修，明洪武二十五年都督宋晟扩修。"明万历二年（1575年），总兵李震、检事徐节、巡抚新御史廖逢节奏准当朝，将城墙包以砖石，加固城区防务。三月初二到九月底包完东、南两面城墙和瓮城六洞。全长1259丈9尺，高4丈，底宽5丈，顶宽3丈。用中砖7689900块，大砖4786057块，石条9231块，石灰75000石次年底，西、北面城墙包筑工程竣工，用砖、石料大致相同。可见当时制砖业规模之大，已超过前朝各代。为了防御敌军攻城，在城门前挖有护城河，深一丈七尺，阔三丈七尺，河面架设石孔拱桥，控制城门的要道，四道拱门，拱门除各有铁皮包木门外，并装有上下引动的“千斤闸"。城门高达十五米，城墙底下有一排石洞，古称藏兵洞，每洞可容百余人，石洞对于储备物资和潜伏兵源极为重要，如敌军贸然闯城门，启动机关千斤闸落下，伏兵四出，闯城门的敌军断了归路。说明在这一时期，张掖建筑技术具有很高的水平。
五、腐败的吏治与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明王朝在张掖大规模地屯田和实行茶马互市，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采取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军需，是为边防服务的，因此，对张掖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明中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国家政治日趋昏暗，明朝统治开始走下坡路。这个时期，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土地急剧集中，皇帝的皇庄迅速增加，王公、勋戚、宦官的庄田远远超过前代，官豪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他们阡陌相连，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屯田也多被宦官兼并，从而遭到严重破坏。百姓丧失土地到处流亡，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英宗以后，宦官专权，残害人民。嘉靖时，宦官势力受到排斥，又出现了闰臣之争，官僚之间联结朋党，朝廷一片混乱。万历初（1567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首辅张居正对经济、政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试图通过整顿扭转明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民穷财竭的状况，以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张居正的整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政治危机一度得到缓和，社会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但是，这些措施不过是补偏救弊而已，经济、政治上的弊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彻底革除。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明王朝积弱的形势已经无法逆转。
明王朝的腐败吏治给极其脆弱的张掖经济带来了灭顶之灾。其“不材将官罔利营私，军储半入其家。如报纳粮草则占窝转卖，而令贫卒包賊开支；帑藏则任意侵渔，而以空文出纳；招商中盐，则通同克免，而斗争官攒得以上下其手；甚至逃卒之口粮，死马之草料，皆寄名见在之籍，而乾没入己，边政大坏。"在这些目无法纪，胡作非为，胜似强盗的官吏的践踏下，明廷经营张掖等河西地区的梦幻终被其自身的腐败所破灭。
明代张掖等河西地区吏治的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侵占土地。土地既是封建经济的支柱，也是封建官吏攫取财富的基础。为了夺取土地，他们不择手段，置国法于不顾。“掌屯之官，武职则惯于侵渔，文臣则事多姑息。在法之坏，职此之由耳。”河西“膏腴"之沃土，皆为“镇守及各卫豪橫官旗所占"。侵占之后，他们“俱不报官输粮，间有报者，十仅得一"。屯田被大小将官所侵夺，从根本上破坏了明代河西的军屯制度。明初，“军士月粮出于屯田"，“国用以舒"；到了中叶，却变成了军士“含怒赔粮，衣食不足"。二是抢夺水利。在明代河西，“膏腴”之地往往与水利连在一起。“该镇屯田，全资水利”。尽管河西为干旱地区，难保丰裕，但引水灌溉之地“虽旱亦收”。故在河西的大小将臣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侵占膏腴屯田的同时，也在极力争相抢夺水利，“占据水道”。他们“既占肥饶之地，复专灌溉之利”，使河西农田之“膏腴在官，而瘠薄归军；官享其利，军任其赋"。在其淫威欺凌面前，河西“军民莫敢与争，多误耕种"。三是转嫁税粮，课外加课。在侵占屯地，抢夺水利的同时，大小将臣更把所占屯田的土地之税转嫁给屯田军民。如《明英宗实录》所言，甘肃凉州等处的总兵及镇守等官“占种田地，侵夺水利，不纳税粮"，“子粒不归于公廪"，强制剥削屯田军民，使“军士受苦，不可胜言"。此外，还任意征收赋税。明朝明确规定开垦“拋荒之地"，“永不起科"。但有司不能严格执行此一政令，而“一概追征，更无分别"，使开荒者“未受富饶之利，先罹剥肤之害"。更甚者，“种未入土，名已在册，人已在逃矣"。四是役使军卒。尽管明朝禁止边臣“擅差屯军，妨其农务"，更不得“私地利役军士"而“废坏边务"。但有司熟视无睹，充耳不闻，而“科差无度"。据载：孝宗弘治年间逃亡士卒达三万二千八百余人。而到世宗嘉靖年间，河西士卒纷纷逃亡，使“两千里内计丁一万七千耳"。为了欺瞒朝廷，管屯之官“至计十岁以下幼男报充电丁"。河西屯政就这样葬送在这些利欲熏心的险恶之徒手中。
和平的环境与稳定的社会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根本保证，而封建小农经济更需要和平稳定。如果说，腐败的吏治是张掖经济残破的内因的话，那么，战乱则是张掖经济凋敝的外部因素。
为了减轻河西地区的外部压力，明廷设置“关西七日"作为缓冲地带，且采取封官授爵、通贡、互市等手段招谕沿边少数民族的部落，以缓和双方矛盾来换取边疆的安定。明廷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但这毕竟是有限的。事实上，在张掖，或大或小的战争或冲突时有发生，而且连绵不断。
洪武、永乐年间，由于朱元璋、朱棣父子深谋远虑，“抚驭"得当，使“诸夷"“不敢坐视启衅"。因而“边境晏然"，“无事干戈"。此后，随着国势的日益衰弱，大小冲突频频发生，干戈不止。宣宗宣德年间，阳台朵儿只怕“犯甘州"。英宗正统初年，鞑靼多尔济巴勒、阿尔台等“数犯甘、凉"，“为患数年"，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别骑“犯甘州"。嘉靖三年（1524年），吐鲁番“深入甘州寇掠，以杀降为词，攻破堡砦，屡戮人民，其祸甚惨"。嘉靖十年，“套贼二万，西海贼数千一时并犯，自庄浪至甘州无处日寇。"时“边报日棘"，“番虏"屡犯河西，致使“西陲之元气日索"。战争日繁，使张掖屯田，茶马互市等经济措施流弊日深，难以正常地发展下去。
第三节清朝前期张掖经济的缓慢发展16世纪末，东北女真族在其首领努尔哈赤的统领下，逐步壮大，建立后金政权，皇太极时改金为清。公元1644年，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军。清军从沈阳迁都北京，开始长达268年的统治。
一、移民屯垦发展农业清朝初年，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张掖与内地一样地旷民稀，疮痍满目，加之新疆接连发生回部叛乱，清朝派兵西征，张掖更要担负军需转输以及支前的繁重任务。因此，安抚人民，恢复生产，不仅是清朝稳定对内地统治秩序的第一件大事，而且是直接关系到它的边疆军事之成败。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当时普遍推行于全国的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在张掖同样得到贯彻落实。如：下令满洲贵族、将官停止圈占土地，实行“更名田"，命令军士复员，参加农业生产，发展农业、水利、屯田等。其中在河西推行且收效最大的仍是屯田垦荒政策。
顺治元年（1649年），清政府规定：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何处，都要广加招徕，编入保甲。同时，将本处无主荒地拨与耕种，官给印信执照，准为永业。待耕垦至6年后，方由巡抚、布政使等官亲自查勘核实成熟亩数，奏请朝廷批准，然后才能征收钱粮。不到六年，不准开征，不许分毫佥派差徭，以此稳定民心。
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从官吏考核方面定出则例：总督、巡抚，一年内督促垦地至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2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300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如开垦不实，或开过复荒，新旧官员分别治罪。这些政策有力促进了张掖荒地的开垦。
康熙帝在上述规定的垦荒则例的基础上，又从“士"的角度作了补充规定；士（监生、贡生）民垦地20顷以上，再经考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相；不能通者，以百总用。100顷以上，文义通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这是用授给官职的办法，号召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来出资垦荒。
雍正时，清廷继续推行奖励垦荒的政策，采取的办法主要是推迟新垦荒地的起科年限。如规定永田6年、旱田10年才交纳田赋。还进一步实行了“议叙法"；军民自筹工本者，按开垦亩数多寡记功。此外，清廷还直接出资帮助民众恢复生产，如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曾招徕“无业穷民"240户在敦煌开垦屯种，并发给前往敦煌途中所需的口粮、皮衣、盘费，借与耕牛、农具、籽种、建房价款以及七个月的口粮等。除招民垦荒外，清政府还尽量利用军士垦田，减轻政府开支。
清朝初年，由于屯垦政策正确，奖励措施得力，张掖屯田的范围不仅广泛而且效益也比较突出，较为典型的有：
三清湾屯田。在高台县城东南15里处。雍正十一年（1733年）垦辟。由原任南宁知府慕国典负责，通判廖英专司水利。有地162132顷。灌渠从张掖县鸭子渠引水，全长90里。渠分5个字号，每号灌地2~4千余亩。开垦当年下糜、粟种1445石，收获后除去籽种，官民各分得1484石。次年下种小麦、青稞、豆子、糜、粟共1710石，除去籽种，官民各分得3214石。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种麦、稞、糜、粟共973石，除去种子，官民各分得2462石。乾隆元年以后，下种量更大，收获也相应增加。
柔远堡屯田。在高台县城西南10里处。雍正十一年开垦。先后经理人员有驿丞李洪绶、州同荆有庆、县丞王敷等。乾隆时由高台县主簿管理。有地51108顷。灌渠长79里，内分四号，每号灌地一千数百亩。雍正十三年，下种小麦、青稞、糜、粟共376石，收获后除去籽种，官民各分得578石。乾隆元年以后下种量更大。
大坝屯田。在高台县西北20里处古城外。雍正十一年（733年）开，有地12116顷，灌渠长9里，当年下种糜、粟80石，收获后除去籽种，官民各分得95石。次年种麦、糜、粟109石，收获后除籽种外，官民各分得90石。后因土地碱化、沙太重，不宜耕种，奉文停种。
平川堡屯田。在张掖县北80里处。雍正十一年开垦，有地21169顷。灌渠主要由接修现成各渠坝而成，新开渠只有9里。初由张掖县令李廷桂经营，后交由主簿黄河文、驿丞李洪绶主管。乾隆时，由高台县主簿管理。开垦当年下种糜、粟、豆豆、粟共145石，收获后除去籽种，官民各分得787石。雍正十三年下种麦、豆、糜、粟119石，收获后除去籽种，官民各分得912石。平川堡屯田地质肥沃，产量高达下种量的十几倍，乃至接近二十倍，开垦费用又很少，因此官民都从屯田中得到很大的收益。
张掖人民不仅对本地的屯田出了力，还由清政府调派到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对迪化直隶州（治乌鲁木齐，当时属甘肃管）的屯田作出了贡献。例如：甘州府张掖县的农民，就曾多次被派。据《甘州府志》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派拨甘州农民200户，男女大小777口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十月，派拨张掖县农民350户，男女大小1387口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派拨张掖县农民300户，男女大小1173口赴木垒奇台西吉尔玛泰等处屯田。等等。
二、清朝前期的水利建设、管理办法及灌溉技术的改进清朝前期，张掖人民在原有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祁连山的雪水以及泉水大搞水利建设。根据《五凉全志》、乾隆《甘州府志》记载，张掖、民乐、山丹、临泽、高台等县都修了不少干渠，干渠套支渠，支渠再套毛渠，形成了一个发达的灌溉系统。清代河西地区的各级行政长官，都有兴修和管理水利的职责，在屯垦地集中的地方，设有“州同"、“县丞"之类佐治官员“专司水利"。在这些官员下面，有农官、渠正（长），管水乡老（水老、水利乡老、水利老人），水利把总等事目，专官具体事务。
清代前期的水管制度，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水法严明，各县分水渠口，大都立有“宪法碑文"（水利碑文），本着“按地载粮，按粮均水"的原则，立石刻文，载明各地额粮额水，分水渠口长阔，水管人员职责等内容，有效地防止了许多水利纠纷。二是水规具体。一年用水，除夏秋水不在分牌例之外，其余都有时限，并立碑县署，据此管理。“渠口有丈尺，闸压有分寸，轮浇有次第，期限有时刻"。这是灌水的一般规定，它有效地防止了农田灌溉中的争时抢水，浇灌不均等弊端。三是按粮出夫，不得减免。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清朝前期，不少有识之士为了提高河西地区的水利灌溉效益，曾经想了很多办法。《甘州府志》卷十六载，甘山巡道庄廷伟《治甘记》云：“进见各处，地面稍高者，土色极佳，辄因水不能上，都置闲旷，累陌盈阡，最为可惜。吾江南偶旱，士女踏水车，即数百丈陡峻，引而升，四口不悖，宁有仅悬几尺，竞作芜槁耶？户县《王丰川集》载田中掘井法，每数区共浚一大井，用牛马辘轳引水，灌数十亩至数百亩，更为简便。甘郡处处皆泉，何弗仿此井田之法，家自为溉，较诸聚众争渠，抢挖孔洞，讼案连年，岂不息事息人乎！再城中每逢秋涝，街衢积水成湾，大妨行路。宜于东西相度高下，系何发源，系何归壑，广开沟湖数条，导浚深壕，旁筑土岸，多种树枝，照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城内风景，既于地脉发秀，人文自兴，而养鱼载果，日用薪柴，取之不匮，尤自然之美丽也。”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准备“檄募南人，教造戽水车，并于高地以掘井，甘泉左右酌疏城湖，次第行之"。无奈“军需正忙，有志未遂"。
清朝前期张掖水利灌溉技术，尤其可述者为凿洞通水，飞槽渡水，偃水上流，衬砌渠道等。衬渠防渗、植树固沙是戈壁地区水利灌溉事业中一项成功的经验。清代三清湾屯田用这种办法取得了很好的灌溉效益。三清湾一带全是沙地。雍正年间，主持三清湾屯政的慕国典看到附近鸳鸯湖内有草丛，其根盘结。此种草俗名土垡，乡人取晒以备过冬，他认为这是衬砌渠道的好材料，就调动民工，挖取土垡，在水渠上砌成帮沿，中间用泥沙填实，再用柳桩管住。等土垡生芽，柳桩行根以后，就能坚固地锁住沙龙，而渠水再也不会大量渗漏了。同时，为了防止沙堤被水冲垮，慕国典又指挥民工在渠道两旁也用柳桩土垡，犬牙交错地衬砌地面，加固渠道基址。每隔一丈，建一土墩，从三清湾渠口至屯地，沿渠道两旁，都用草皮树桩固沙，致使绿树成荫，风回沙落，树长根行，盘绕交固。昔日滚滚流沙地，终于变成了数十万亩的良田。
清代张掖的水利事业，是古代张掖开发瑰丽的一章。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代水利兴修的基础设施和管理经验，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可资利用的财富。甘州黑河沿岸的大满渠、小满渠、古浪渠、马子渠等等，今天还在发挥作用。
三、农业、畜牧业、采矿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缓慢发展1．农业清代张掖农业生产，分国营和民营两种形式。国营的屯田前面已有所述，本处则重点在民营耕地上。清前期，张掖民营农业生产的基础差别很大。
清初张掖农业生产比明代中期还要落后，其原因除了自然条件差，水、旱、雹、虫等灾害频繁，而民众的抗灾能力又相当弱小外，主要还是由人为因素即社会的动乱造成。
从康熙末年起，以清廷对新疆准噶尔部用兵为契机，张掖的农业生产才得到清朝政府的重视。农业政策上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由橫征暴敛，改而采取减免赋税、赈济灾荒等政策。
清朝前期张掖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反映在农作物种类的繁多。据文献记载，河西当时的农作物品种有几十种，其中粮食作物主要有大麦、小麦、莜麦、荞麦、糜、谷、青稞、高梁、玉米、蚕豆、豌豆、黄豆、脑核豆、扁豆、豇豆、绿豆、稻子、洋芋等；经济作物有棉花、胡麻、菜子、芝麻、甜茶、大麻、烟草等；蔬菜类主要有葱、韭、蒜、白菜、莲花菜、菠菜、萝卜、茄莲、芹菜、茄子、辣椒、苜蓿、南瓜、黄瓜、番瓜、莴苣等；瓜果类有西瓜、甜瓜、醉瓜、北瓜、石榴、哈密瓜、桃、杏、苹果、梨、揪子、红枣、沙枣、葡萄、桑葚、李子、樱桃、林檎、墨梨、山楂等；园艺作物品种更加繁多。其中大多是传统品种，也有一些是清代的新品种。
总的来看，粮食作物的主要品种是小麦和豆类；经济作物以胡麻、菜子最普遍；此外，蔬菜中的白菜、萝卜，瓜类中的西瓜、南瓜，果类中的杏、梨、枣等，都是最为常见的品种。
2．畜牧业清代张掖的官牧业比不上前代规模，这主要是由清代张掖等河西地区在全国的政治、军事地位变化引起的。清代以前的河西，由于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与中原王朝风云变幻的战和关系，遂使张掖成为边防军事要地。无论是战马或屯垦马匹的需求，都要求中原王朝在这一带大力发展牧马业。到了清代，由于内蒙、新疆等边远地区的统一和国家边防线的西移，张掖相对变成了内地。加上人口的增加，农垦的发展和边疆地区的安定，官牧在张掖的重要性愈来愈小。顺治初，清政府曾在甘州等地设置茶马司和监牧地，“甘、凉、肃三州及西宁各设马场，分五群，群储牝马二百匹、牧马四十匹。"不久，清朝在西北的主要官牧场移到了天山北路，形成巴里坤、乌鲁木齐和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大牧区。河西牧监撤销，官牧逐渐衰落。
康熙元年（1662年）减裁牧场，废除明代所设各牧监。康熙七年（1668年）裁茶马御史，以巡抚兼理马事务。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清史稿．兵志》载：“牧马唯口外（指新疆、内蒙古）最善，水草肥美，不糜饷而孳生甚多。如驱入内地牧之，即日费万金不足矣。"遂停茶易马制度。此后，仅在张掖为中心的周围置牧马场。
雍正十一年（1733年），从陕、甘两省购马很难，军用马匹需从内蒙古、山西、新疆等地调拨，代价昂贵，加之长途远涉，疲乏瘦损在所难免。《甘肃通志稿．马政》载：“肃州、嘉峪关之处花海子、湃湖一带，周围约二百余里，水草富裕，至甘州之大草滩，凉州之黄羊川，水草尤丰裕，皆可设场放牧。"乾隆十八年（1753年），设甘肃省牧马繁殖场，三十三年（1768年），拨西宁各场各种马1100匹，分牧于甘州大草滩，肃州黑水湖、凉州石门寺等处。甘州提标所属各场，历经十年的繁息，至嘉庆元年（1793年）牧马数达1800匹。其后十年间调拨出军马4000余匹，出卖老弱马3300匹，嘉庆十年（1805年）时，马存栏19700匹。当时，张掖设绿营马（即由汉人编成地方军所养之马），例贡马、驿马等。贡马（即地方向清王朝进贡马），分本色、折价两种。甘州城守营，龙首堡贡马二匹，南古城营贡马十二匹，洪水营贡马八匹。贡马以银折价，每匹马交银八两。除各地方官府和军队所养贡马处，并向各地大户摊贡马。张掖的少数民族，也必须向朝廷贡马。瑞都扎什，驻牧地在牛心滩，方界近一百三十里，每年贡马十五匹。善目巴，驻地地恩曼处，地界近内地一百里，每年贡马二十三匹。纳卷缺的，驻牧地位于大牛毛山，地界内地一百二十里，每年贡马二十三匹。簪巴嘎，每年贡马十二匹。贡格每年贡马九匹。张掖每年共贡马为一百零七匹。
道光元年（1821年）甘州牧马达2万余匹，每年绿营马数百匹。咸丰五年（1855年），据《甘肃通志．马政》记载：“甘肃马场设于乾隆年间，非徒以孳生马，拨营缺，可以节省价银，秦陇水甘草丰，适宜养畜，甘肃可设马场。原备一时缓急之用，今以樽节经费，遽议裁撤，于马政实有妨碍，应在其议而从之。"当时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所设马市均废。
经咸丰，同治年间之兵燹，河西各牧场马驼所存无几。
光绪初（1875年），甘州大马营养马2000余匹，光绪十二年（1886年），经陕西、甘肃两省提督协商购马480匹，分为两群，在甘州、凉州设场放牧。光绪二十年（1894年），两场共产马驹240匹。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甘州大马营马场存马2280匹。《甘肃省志．大事记》记载：“陕甘总督陶模以甘肃各属皮、毛为出产大宗，畜牧之利饶于耕褥，劝民发展畜牧，其极贫而勤苦耐劳者，由地方官于公款内酌借若干，以资发展。"宣统三年（1911年），北洋政府军队接管山丹大马营马场，后改为甘肃种马孳养场。
清代，张掖民间畜牧业发展受阻，清王朝统治阶级为防止汉族的反抗活动，禁止汉族人民养马，清末禁令虽驰，但严重地阻滯了养马业的发展。但随着养牛、养羊、养猪、养驼的发展，大部分家畜都集中在农、牧主手里，广大贫苦牧民无畜可养。清末，畜疫猖獗流行，无人问津，加之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侵略，国内反动势力的敲诈勒索，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畜牧业也深受其害。
3.手工业和采矿业清朝前期张掖的手工业仍然只有一些服务于人们生产生活的传统部门，如毛纺织，皮革加工、铁、木、石、玉器制造、米面加工、榨油、酿酒等。
毛纺织业是张掖带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业部门。拈毛成线，织褐为衣是张掖人民的日常生产活动。也是当地民众的主要衣料来源。织褐的技艺更为精湛。河西地方志对此有普遍的反映。乾隆《甘州府志》记载当地人民“衣多裘褐"，“其用毛，其上驼"意即织褐的绒毛以驼毛为上。
皮毛加工和制革业也是张掖一门十分普及的手工业。其原料羊、马、牛皮及皮硝等，就地取材，来源丰富。羊皮熟成后裁为皮筒，制作精美的皮衣。马、牛皮革熟制后则主要用以制靴、帽、挽具、皮箱、兵器配件等。
铁、木、石料加工，是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几种行业。除了向人们提供农具和日常生活用品外，还用以制作水碾、水磨、水车及房屋建筑构件。正如地方志记载：“攻金攻木，不过场供常用。"这些民间匠人“各习一艺以糊口，无淫巧之技，乏厚藏之廪，往往称贷典地，请人伙种以分取其半"。他们世代相承，“长春裘相绍，弓之子恒为弓，冶之子恒为冶而已"，生活条件是相当艰苦的。
碾磨米面和榨油业，是河西地区最关民生日用的手工业部门，也是当地税收的一大来源。甘州府水磨一般，课银全者5钱，减半收者2．5钱，油站一条，课银全者3钱，减半者1．5钱，所收总数虽无明文记载，当也不是一个小数。
清代建筑业也是很发达的。在建筑工匠中，已出现了包工头，凡城乡大兴造，总揽者估计工料，董其众，获利为独半。众工分利，酌其巧拙勤惰以为差，其公举座头，轮年任事，凡遇公约，则纠众工往应，不敢落后。许多大的建筑，由以前的土木结构，一改而为砖、瓦、灰结构，这不仅是建筑业的进步，而且也是整个手工业包括砖瓦灰烧制的一大进步。例如清雍正八年山西客民赵世贵、赵继禹、张朝枢等建造的山西会馆；康熙年间建造的十方院、太白庙、道德庵、财神楼、三官庙、牛王庙等；乾隆年间修造的紫阳宫、广庆寺、节义祠、文昌祠、火神庙及雍正年间的太普寺、道巷庙；光绪年间建筑的左公祠、民勤会馆等。同时，清代对历代张掖的建筑物，大都进行了改建和重修。尤其是清代多次改修的城隍庙，庙内正殿五间，东西两庑各五间，中门后左为圣母庙，右是火神庙，前有正门，稍南有外门，门内对面有戏台、牌楼等。正殿内的两座神龛内供县城隍和府城隍，后有县城隍和府城隍寝殿，设有床位、铺盖、盥洗用具等，旁立侍童、侍官。另建有“幽都"，是按照神鬼传说修造的，不仅刻画了“阴曹地府"，而且有类似人间的司法诉讼程序，精心塑造的阎罗天子、大小鬼神、官员一百多尊。塑像群规模宏大，造型生动，技艺精良，令人赞赏。整个庙殿红墙碧瓦，檐角飞翘，雄姿巍巍。左右相衬的庑廊配殿，也是精雕细刻，花纹多样。特别是城隍寝殿，不仅陈设有整套睡寝设备，还有城隍爷奶的坐像，两座泥塑对面相坐，神态威严，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令人肃然起敬。
清代张掖建筑集西北各民族的建筑艺术风格，将中国和印度、尼泊尔等中外国家的建筑艺术融为一体。可以说，张掖有技艺很高的设计师、建筑师，并有一批木刻、雕塑、绘画、建筑、安装等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还有一支泥水、砖瓦、木工、石匠等建筑专业队伍。
张掖矿藏较为丰富，如金、铁、煤、盐等等。但由于生产条件落后，清朝前期还不可能大规模的开发利用。食盐是当时早已开发利用的一类矿藏。重要的产盐地如山丹县的红盐，色如丹，坚如石，以作器，拟琥珀，色味俱佳，百姓将它运到外地，换回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高台县境内有个盐池，不需人工，自生土盐，供应甘肃一带。对石炭或煤的开发利用，也是清朝前期张掖矿业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甘州物产中有“煤，山丹佳"，“地煤，于湖滩中掘取者"，“青烟煤，抚彝南大口子最佳"。此外，还有对金（甘州府之野年沟、八宝山等处有金砂）、铁矿产的开发，因规模小，在当时张掖的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
4．商业清代的甘州府，是一个“四面番回"，“华夷交会"的地方，民族贸易十分活跃。清代张掖的物产，除粮、棉、油、麻、甜菜、烟草、各种蔬菜、瓜果、木材、牧草、家畜、家禽外，还有野生动物、中药材及金银碳盐等矿产，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这些物产及其加工品被越来越多地投入市场。据史料记载，张掖既有市内交易，也有乡下集镇贸易，有钱物交易，也有用谷物、羊、马、酥酪、毡毛等物物交换。当时，张掖县城有米粮市、炭市、菜市、木头市、房笆市、油市、麻渣市、苇席市、骡马市。还有栉比鳞次的店铺，出售布、絮、裘、褐、毡、毛、皮及铜、锡、铁器等日用品。山丹县除粮市外，各类商品混合在南关厢交易。东乐县丞、抚彝厅治所也有市场，顺治八年（1657年），总兵官张勇在洪水开设市场，与青海番民“辞行皮马之利"。清代茶马交易沿袭明制，甘肃仍设太仆寺，辖6监24宛，进行茶马交易。顺治初（1644年），甘州茶马寺遣一御史管理，挑选良马，公马上缴边兵使用，母马送宛马寺饲养繁殖。茶除易马外，也易驼、牛和羊。
清代张掖商品贸易的繁荣，不仅丰富了本地人民的经济生活，而且在推动与内地、新疆乃至国外的商品贸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张掖保存完好的，建于清雍正八年11730年（的山西会馆和光绪年间建筑的民勤会馆，足以证明当时张掖作为古丝绸路上商贸云集的重镇，客商往来、商贸流通的繁荣景象。
四、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特点及经验教训清王朝建立后，在张掖遣官驻军，以安定社会统治。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民族众多的区域内实行了怀柔、防范与扶助等调整民族关系的政策，使得张掖在这一时期内生产有所恢复，屯田垦荒面积进一步加大，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灌溉技术得到提高，商品经济十分活跃。自顺治至乾隆时期，张掖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家给人足，莫不欣欣乐业"的喜人局面。但是，清代对张掖的开发，使张掖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主要表现为：
1．不合理的屯垦导致森林植被的破坏自汉武帝在河西实行屯田以来，张掖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第三次大规模开发——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毁林垦田活动愈演愈烈，乱砍滥伐的现象更加严重，而且伴随着农垦规模的扩大，一些浅山区也变成农田。古代张掖天然植被良好。史载：祁连山“东西百余里，有松柏五十，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牧畜养"；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十，其水草茂美，宜畜牧。《张掖县志》记载嘉庆时八宝山“被奸商借采铜名义，大肆砍伐"。祁连山支脉焉支山“又名青松山，向多松"，嘉庆时“樵采殆尽"。清代地方政府也注意到保护森林对绿洲农业的重要性。嘉庆初年，甘肃提督苏宁阿驻守甘州时也意识到“山上（八宝山）之树木积雪，水势之大小，与甘州年稔之丰歉攸关"，论述了八宝山森林对黑河水流量的调节作用，而且在树上悬挂铁牌，“以告乡民：有伐木者，与命案同"。但是，森林植被大量破坏，使山林涵养水源的能力和保护水土资源的能力有了很大的减弱，给张掖的绿洲农业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时，祁连山积雪失去林木荫蔽，春暖则骤融，融水不能有效利用，秋季用水之时而流量微弱也就在所难免。这使得张掖的水资源短缺矛盾更加突出。水资源的短缺又进一步加剧了绿洲沙漠化过程。
2．大规模的屯垦使天然绿洲沙漠化清代，黑河流域屯田主要有九家窑屯田、三清湾屯田、柔远堡屯田、双树墩屯田、大坝屯田、平川堡屯田等。至雍正十一年，开垦田地面积总数大约为581顷220亩。据《乾隆朝甘肃屯垦史料》记载：“乾隆七年，计自雍正十一、十二两年开垦至今，屯民感激圣泽，尽力田畴，各地屯田共计收过官分粮三十一万余石……从前开垦之始，地属初辟，收成丰稔，尚于勉力陆续偿完，迨后耕种数年，地气渐薄，收成亦减。"而且由于这一系列的屯田，流入下游的水量大为减少，可见这一时期对土地资源利用程度之充分。然而绿洲生态系统的环境容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尽管清代水资源利用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有限的水资源终难满足日益膨胀的人口负担及不断扩大的农田面积的需要。绿洲生态环境沙漠化在所难免，沙患吞噬了绿洲、淹没了农田，严重影响了张掖的生态环境。
36人口过度增长造成土壤沙化清代张掖人口数量的急增也成为土壤沙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综观古代张掖开发历史，无论是过度开垦、过度放牧、过度伐薪、水资源的过度利用等等，都与人口的激增有着直接的关系。清代康熙年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之后人头税逐渐被取消，人口出生不再受限制，人口的数量也是直线上升。据《汉书》记载：至汉元始二年（2年），张掖郡辖“10县，户24352，口88731"。照此推算，当时张掖人口密度仅为0671人／平方公里。而至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张掖人口猛增，达到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最为繁盛时期，据清史稿记载。嘉庆25年（1820年），甘州府共有282496人，辖地120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25634人／平方公里。由此可见清代人口增加之快，已经超过了绿洲生态资源的承载量，加之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这样的承载量必然会导致绿洲生态环境的破坏，沙漠化就是绿洲生态环境破坏的表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