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因为一个人物、一篇文章或一段历史掌故而引发起地区归属的纷争，屡见不鲜。但湖北襄阳和河南南阳，因为诸葛亮躬耕之地而结下的不解之缘却是历史上少见的。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篇著名的出师表最先全文收录在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事实上，诸葛亮由隐居地出山入仕，不仅仅是表达一种感激之情，更重要的是三顾草庐之中的刘皇叔完全倾倒于他对形势的分析，完全听从了他谋取天下、恢复汉室的雄韬大略。这就是先取荆州、益州，建立自己的巴蜀根据地，接下来，分兵两路，进取中原，恢复汉室。诸葛亮对形势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战略部署，构成了著名的《隆中对》的主要内容。同样，《隆中对》也收录在《三国志》中。正是因为诸葛亮在他躬耕之地的草庐里与刘皇叔一番《隆中对》，才有了后来那场波澜壮阔的“三国演义”的风云历史。所以《隆中对》所在的准确地理位置，自然会引起史学家的极大关注。
诸葛亮在出山之前，曾隐居躬耕十年。在躬耕地上，他胸怀天下，广交士林，苦读史书，磨砺了他出仕以后的思想、品格、智慧和为人处世之道。南阳人依据《前出师表》说诸葛亮躬耕之地在南阳卧龙岗，刘备三顾草庐就发生在卧龙岗中心区域那块地形隆起的地方，自魏晋后期在此建有武侯祠。襄阳人则依据《汉晋春秋》中关于诸葛亮家在南阳郡内之邓县，襄阳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地区的记载，说诸葛亮隐居在家乡隆中躬耕，因此，躬耕之地上的《隆中对》就发生在襄阳境内。由于《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是襄阳人，南阳人更加不服，由此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襄阳、南阳躬耕地之争。唐、宋、元、明以来，笔墨官司不断，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明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采取折中办法，既说刘皇叔襄阳三顾草庐，又复云诸葛亮南阳躬耕陇亩，让读者云中雾里，不着边际。但是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力，他实际上又为这场争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清代，这种争执更加高潮迭起。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湖北人顾嘉衡，既不敢得罪为官之地的臣民，又要对家乡父老有所交待，情急之中写下一副对联送给南阳武侯祠：“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由于这副对联寓含的思想、哲理使之名噪一时，为人们传诵、思考，从而缓解了这场躬耕地之争。
2004年大年初四，我在催办工程设备的返回途中，经过南阳；同年9月，又在去襄樊开会途中，经过襄阳。巧合的是，途经两地都是下午4点多钟。由于心中蕴藏着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情结，所以还是坚持去匆匆一游，期望通过实地感受，能有一个自己的分辨。
南阳卧龙岗，现在已与市区相邻了。武侯祠坐落在卧龙岗上。《龙岗志》载：诸葛亮殒没五丈原后，其故将黄权曾率族人在南阳卧龙岗建庵祭祀，时称诸葛庵。后经历代增建和维修，现有殿房150多间，占地200余亩，分布在中轴线两侧的主体建筑依山势鳞次而建，拾阶而上，亭、台、碑、阁与龙岗十景疏密相宜、互为对景，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纪念诸葛亮的古建筑群。
大拜殿是武侯祠的主体建筑，也是历代祭祀诸葛亮的主要场所。殿内，诸葛亮羽扇纶巾，端坐凝思，一副“韬略宗师”的风姿，长子、长孙配享左右。殿堂的檐下、柱上，匾额楹联高挂低悬，琳琅满目，表达了世人对诸葛亮的景仰之情。顾嘉衡那副著名的对联就篆刻在大殿的门柱上。大拜殿的墙壁上嵌满了历代文人迁客和行政官员来此凭吊的诗赋祭文。院内和碑廊内保存有大量的碑刻，其中有岳飞亲手书写的前后《出师表》，共有21块石碑组成。碑跋记载：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抗金名将在抗金途中路过南阳，“遇雨，随宿于祠内”，感慨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夜不成眠，挥泪手书1300余字的前后《出师表》，以抒胸臆。
绕过大拜殿，拾级而上，进入古木交错的院落。院内有八角攒尖式建筑，砖木结构，茅草盖顶，这就是南阳人和襄阳人争论不休的刘备三顾草庐之处。坐在草庐中，看四周景致，龙岗十景中有八景可尽收眼底。据碑文载，康熙年间，南阳知府罗景依前人“龙岗全图”石刻修复卧龙岗十景，所耗资金巨大，其中仅捐款就达2600余两黄金，由此可见诸葛亮在南阳人心目中的地位。暮色苍茫之中，游人稀少，坐在静谧的草庐中，油然感受到一种淡泊宁静的意境，一阵清风徐来，听草庐八角上悬挂的风铃声，好象在娓娓叙说着“草庐对、出师表、三分鼎业，六出祁山，鞠躬尽瘁，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段千古佳话。
襄阳隆中，位于襄樊市以西，和地处闹市相邻的南阳卧龙岗不同，它是一个隐在山中的村庄。山村以隆中山为依托，整体感觉正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那样：“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密。”依山就势，建有古隆中牌坊、武侯祠、三顾堂、诸葛草庐等纪念性建筑，其间有历代留下的许多匾额、对联、碑文，证明此地作为诸葛亮躬耕之地也是历史悠久的。从碑文内容所见，隆中立祠比南阳晚；从纪念设施总体结构上看，隆中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气势没有南阳宏大。诸葛亮在襄阳有故宅，并在此隐居过，南阳人并不持异议。隆中群山环抱，林木葱葱，清泉淙淙，非常符合古代名士寄情山水、隐居求志的地理环境，但是南阳人坚持说隐居之地与躬耕之地并不是一回事。
诸葛亮，汉末山东琅玡人，幼年丧父，13岁随叔父从山东投奔他的故旧荆州牧刘表，居住在襄阳附近。三年后叔父去世，诸葛亮带着弟弟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从这以后，到他27岁随刘备出仕，期间，诸葛亮有10年躬耕生涯。南阳人说，诸葛亮叔父去世后，诸葛亮便带着弟弟从隐居地去南阳结庐躬耕，因为家庭变故，迫于生计，诸葛亮已没有条件再隐居山林去过一种隐士生活了。正是在南阳这十年躬耕生涯中，随着年龄增长，思想成熟，形成了自己的抱负，“每自比管仲、乐毅”。以后，时来运转，刘皇叔南阳三顾草庐，卧龙从此开始腾飞。南阳人这样解释隆中对：卧龙岗地形四周稍低而中部隆起，草庐恰巧建在卧龙岗上隆起的中部地区，所以草庐对也称之为隆中对。他们还引证西晋陈寿整理的《诸葛亮文集》，指出当时用的就是“草庐对”这个名字，对此说法，襄阳人认为是牵强附会，强词夺理，坚持隆中就是诸葛亮隐居躬耕的襄阳隆中对。
之所以会出现“躬耕地之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诸葛亮既在襄阳生活过，又与南阳有不解之缘。仅仅从历史地理考证的角度去说服争执双方，使之完全心悦诚服是很困难的。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基本上已有了一个定论，当年国家评定历史文化名城时，南阳、襄阳均榜上有名，南阳被评上是因为有武侯祠，襄阳被评上是因为有诸葛亮的故居，双方都接受了这样的评审结果。这是否意味着争执了上千年的这场“历史悬案”，可以从此平息下去呢？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200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教材第六册，节选了两篇古文。第23课《隆中对》、第24课《出师表》，如此集中的在中学教材中反映一个历史文化现象，着实让南阳和襄阳人激动不已。但是，南阳人很快发现了问题，在课文注释中说：“隆中，山名，在现在的襄樊。”“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对注释第一条，南阳并无异议，第二条则是他们千余年来与襄阳人争执不下的核心问题：南阳人坚持认为襄阳在汉代属于南郡，而南阳郡则是与南郡地理上相隔一水的另一个郡。教材前面的彩页，有一幅上半部分是岳飞手书体《前出师表》，下半部分是隆中的武侯祠牌坊，给人感觉好象岳飞所为不是在南阳，而是在隆中。再细看岳飞的书法内容，全文有头、有尾，就是没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南阳人心中的情结又一次被挑动，他们认为这些细节不是偶然之为，而是有人精心策划的。正当他们在为这种推断寻找证据时，襄阳人帮了忙。2003年7月，襄阳方面有好事者在襄樊晚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名是《隆中对复出的背后》，该文详细地介绍了襄樊方面为使《隆中对》重上语文教材，五上北京，做有关方面工作的一系列内幕故事。文章中引用一个学生家长的话道出了他们幕后工作真实动机，“当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就不会再有襄阳、南阳之争了，毕竟在教科书上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明白了。”这篇文章为南阳方面的快速反击提供了口实，南阳的师生尤其不能接受这样的教材。8月份，南阳市举行了“捍卫历史、尊重历史、诸葛亮南阳躬耕地********活动”。“教科书事件”将千百年来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又一次推向了高潮。为了平息事态，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迫对新版教材中有关“隆中”和“南阳”的注解作了修订，回避了最敏感的容易引发事态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历史上躬耕地之争是一场学术之争，或是两地人民对诸葛亮敬重、崇拜的感情之争；那么教科书事件引发的躬耕地之争，更多的成份已是两地的利益之争了。在襄阳，“借诸葛智慧、造襄樊商机”一类的标语、广告举目皆是；在南阳，卧龙岗也在被全力包装，以期获得更多的旅游收益。现在，诸葛亮在襄阳和南阳人心目中，不仅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家、军事家、忠君之臣，更是一个能给他们创造商机、带来财富的圣人，这种思想就可能引导躬耕地之争走向异化。其实，关于“三国”前后那一段历史，关于走向神坛的诸葛亮的历史评价，许多当地人也是知之甚少，更谈不上有理有据去说服别人了。
诸葛亮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的“天才”何以为见，当地人异口同声说：“有隆中对为证，未出山而知天下事，而能为天下事，岂不是天才。”其实，如何评价《隆中对》为刘备制定的恢复汉室的战略方针和如何评价诸葛亮的才能也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评价蜀汉未能恢复汉室而自己先亡的原因时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建安十三年，兵败长坂，只剩下刘备、诸葛亮几十人。虽然蜀汉当时军力远远比不上曹魏，兵败南撤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南撤过程中携带大批眷属、辎重，使作战部队步履艰难，无法展开机动灵活的战术行为，加重损失，也说明诸葛亮当时军事谋划和决策并不成熟。初次北伐，失街亭，斩马谡，历来以此褒扬诸葛亮者居多，******则不以为然。他说：“初战亮宜自临阵。”意思是这样重要的任务不应委责于人，而应亲率部队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围困之曹魏部队决战。兵败街亭的失误是诸葛亮用兵调度无方，摆出这些观点并不是全盘否定诸葛亮。他在躬耕陇亩之时，胸怀天下，磨砺思想意志，蓄势待发，这就是大隐士的天才素养。舍此，即使刘皇叔给他出山入仕的机会也把握不了。后来，随刘备出山，在率军征战的实践中，勤于思考，善于总结，迅速提高了军事、政治才能，这就是他政治家、军事家的天才表现。然而，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不可能是天生的，更不可能是从不遭遇失败的。但能够迅速摆脱失败，从失败中崛起，这就是天才。诸葛亮最大的失误是：六出祁山，连年征战，亲率一支疲倦不堪之师，去北伐强大的曹魏，明之不可为而为之。他本应让蜀国军民休养生息，从长计议，但在忠君报恩的思想支配下，急功近利，最终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君报恩思想是导致他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从一介布衣成功走向神坛的最重要因素。历代统治者并不缺乏出类拔萃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们缺乏的是诸葛亮类的天才及其对君主至死不渝的忠诚。
无论诸葛亮被神化、被一步步送上神坛的因素是什么，人们景仰他修身、齐家、治国、忠君的高尚风范是不争的事实。武侯祠等诸葛亮纪念性建筑，虽屡经战火兵燹，能够被保存下来，其中珍贵的历史文物内容说明了诸葛亮在人们心中的真实地位。
寄情于山水和历史古迹，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和精神的寄托。走过南阳和襄阳，确实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感应，南阳卧龙岗，建筑恢宏，布局严谨，文物古迹，内容丰富，身临其境，仿佛能看到一个温文素雅、羽扇纶巾的儒家大师，在三国演义的历史风云中从容不迫、长袖善舞的身影。他草庐一对，二出师表，天下三分，四方出击，五月渡泸，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八卦布阵……；他身居高位，淡泊自守，忠君敬业，鞠躬尽瘁；他的人格操守、智慧才干，使来此祭拜者肃然起敬。漫步襄阳隆中则另外一种心境，那小虹桥上暮归的老牛，那一湾河水边碧绿的田畦，那山林中莺莺歌唱的飞鸟，更容易使人畅想出山之前的诸葛亮。想象他躬耕陇亩的平淡：日出而作，他就是静寂的隆中山；日落而息，他就是遁入山林的龙。大隐入山林，修身养性，吟啸待时；一旦出山林，运筹帷幄，笑傲江湖。诸葛亮是儒家“入世”思想与“出世”传统最完美的实践者。古隆中，让来访者心中弥漫、激荡起这样一种千古大隐之豪气，也愈加显得这方山水的幽深和灵气。
如果将南阳卧龙岗开发为诸葛亮祭拜之地，将襄阳隆中山开发为诸葛亮隐居之地，既符合两地山水地理、历史文物的现状，又能整合旅游资源，同时彻底平息千百年来的躬耕地之争，这应该是一件利国利民、告慰祖宗的好事。好事多磨，南阳和襄阳需要诸葛亮的淡泊、智慧和勇气。1958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来南阳卧龙岗参观，他站在大拜祠中顾嘉衡作的那副对联前沉思，遂后，口赋一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国家何必争多得少得”。28年后，时任中央总书记的他，记忆犹新，亲书此联与大家共勉。真英雄者所见略同。愿襄阳和南阳人民认真地读一读这副对联，如果读明白了，又“何必辨襄阳南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