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3月，我率队去河南平顶山市，协调一批重要设备的按时交货。因为事情办理得比预期顺利，同行提出能否顺路参观游览一个好玩的地点，我几乎是不假思索道：“去南街村。”我曾在农村插队落户四年，其间认认真真地当了两年多的生产队长。对所谓“三农”问题感触颇深，对农村的改革发展也是比较关注的。而此时的南街村，正被一家新闻媒体又一次推向风口浪尖上。
2008年2月，《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万言调查性报道《南街村真相》。报道中披露，一直反对私有制的南街村领导，早在四年前就改制了，他们悄悄把集体财产，从法律属性上转变为“村里三大班子”的个人名下。其中，村支部书记王宏斌，曾经最坚定的毛泽东思想信仰者、公有制的捍卫者，已摇身变为红色资本家了。报道中还披露了南街村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不仅是经济领域，更与政治有关。
我最早知道南街村是在1994年。那一年3月，《中国青年报》也是以一长篇报道《昨日的梦，今天的梦》，使南街村轰动了海内外。农村经济通过集体化道路，迈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在中国广为宣传，全力推动，诱惑了亿万人民的美好梦想；但在历经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文革”运动之后，早已在许多人的嘲讽和鞭挞声中烟消云散了。而今，一个小小的南街村，居然能够旧梦重圆，梦想成真。南街村不仅已实现免费供应食品，免费分配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提供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而且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口号。
南街村真正在全国具有知名度，应该是缘于那篇报道。从那时起，去南街村考察参观者，不计其数，其中有将军200多名，省部级领导300多名。考察参观后，褒贬者皆有之。乔石在南街村视察时说：“你们干得好，路子对头”。而马立诚、凌志军合作的畅销书《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中，批判南街村“把文革的合理因素制度化”，是回归文革诸种怪现象中的一个发人深省的谜。时年84岁的老将军张爱萍则热情地给中央电视台写信，推荐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之后他又亲临南街村，表示要“永远做南街村最忠实的荣誉村民”。临别老将军赋诗赞美道：“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而《南方都市报》最近的报道，又似乎在向世人揭露，南街村正步入山穷水尽之境地。是是非非南街村，如此一介绍，同行者皆兴趣盎然去南街村。
（二）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临颖县城南部。全村总面积1.78平方公里，840多户3100多人。走进南街村，第一感觉，它不是农村，而是一座经过统一规划设计的、具有现代化气息的乡村都市。南街村的主干道颖松大道，宽阔整洁，绿树掩映。大道的南边是工业区，厂房鳞次栉比；北边是居民生活区、文化区和村党政机关办公区；大道的尽头是占地万余平方米的东方红广场。广场正中央矗立着毛泽东主席汉白玉雕像，雕像基座上刻着“为人民服务”几个毛体大字。雕像前有两位民兵24小时站岗值勤，雕像后耸立着马、恩、列、斯4位革命导师的巨幅画像，画像中间有40面红旗高高飘扬。
在工业区内，我们是乘坐南街村旅游专用车走马观花的。20多个企业整洁有序地排列着，外观上给人的感觉是挺壮观的。在生活区内，我们是下马观花，深入到村民家中。村民家中统一配置21英寸彩电、冷暖空调、组合家具，并享受20项免费供给的生活必需品。村民依据家庭人口数量，分别享受三室一厅和二室一厅两种户型的住宅。住宅楼四周有绿地、花园美化，并通过一条500米的幸福长廊与学校连通。在与村民交谈中，他们坦言南街村的村民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学、幼有所育是真实的。尤其是老年人，自豪感溢于言表。在文化区内，我们参观了村史展览馆、红色旅游主题公园，观看了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的录相报告。王书记的报告在这里天天播放，他向每一个参观者报告，昔日贫穷的南街村，是如何变成了令人羡慕的乡村都市。同时报告，他的“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目标，将如何推进？
王宏斌是有资格在这里作报告的。没有王宏斌，就没有南街村的今天和南街村的是是非非。
王宏斌是南街村的能人。他上完小学就辍学在村中务农，19岁担任生产队长。小小年纪，就展现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和能力。不几年时间，他就将队里的生产搞得红红火火。这时，他在县里任供销社主任的父亲，为他在城里谋取了一个铁饭碗的岗位。进城一年后，他觉得城里的工作没有意思，坚决要求回乡务农。为此，家人反对，女朋友分手。不恋城市铁饭碗，志在农村修地球，是那个时代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返回农村的王宏斌，入了党，后来又担任了村支部书记，这是他政治上的第一桶金。
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王宏斌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开始思考南街村致富途径。他明白无工不富的道理，决定建一座面粉加工厂，问题是办工厂需要资金、技术和资源。胆大心细的王宏斌盘算着，面粉机械可以赊欠，建厂房的工程费用大都可由施工单位垫付，剩余3万多元资金由村里筹集，是可以做到的。至于面粉加工的原料，对盛产小麦的豫中平原不是个问题。王宏斌算计精硬，实施果断，很快一座日产200吨的面粉厂正式投产了。接下来，他又想要建一座比县砖瓦厂更大的窑厂。这一次最大的拦路虎是30万元的资金无法迅速筹集。王宏斌眉头一皱耍了一点小伎俩。他首先以每块砖头低于市场价格一分钱的报价，向党员干部和其亲属预售，村里村外的其它人见此情况，批评干部不能特殊化，纷纷要求享受同等待遇。王宏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乘势放开预售，不到半个月，预售1300万块砖头，迅速筹足了建厂资金。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王宏斌连续建成了两个村办企业，实现南街村工业生产零的突破。王宏斌用这村办企业的第一桶金，购置大型农业机械，兴修农用水利设施，使粮食亩产超过1500斤。至此，他在村里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核心地位已被村民认可。
正当王宏斌踌躇满志要大展宏图时，中国的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制政策。虽然政策上是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事实上，分田到户势不可挡，能人承包企业成为一种时尚，违背者就是大逆不道。王宏斌随波逐流，忍痛割爱，将南街村土地承包到农户，两个企业也承包给村里的两个能人。王宏斌在困惑和痛苦中静以待变。转机终于出现了。土地分到一家一户的村民手中后，大型农机具无法使用，水利设施遭到人为破坏和失修，粮食亩产量迅速下降到500多斤。而最让村民义愤填膺的是，两个企业的承包者，长期拖欠工人工资和承包费用，而中饱了自己的钱袋子。王宏斌审时度势，顺应民意，代表村支部以违背承包合同、村民不满意为由，将两个企业收回。王宏斌亲自担任厂长，通过企业整顿，当年实现产值翻番，达到70多万元。
聪明的王宏斌将企业的利润，一部分用于企业的再发展，一部分用于村里的公益事业。从此，村民家里的水、电、生活用煤的费用，再不用自己承担了。王宏斌又一次赢得了民意。他小试牛刀，尝到了甜头。他看准了方向，从那时起，他以创办乡镇企业为主线，迅速提升南街村的经济实力。到2001年，南街村建成26个企业，实现产值14亿。同时，南街村的农业也成了村内的一个“企业”，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全部土地由集体生产经营，机械化耕作，自动化浇灌，实现旱涝保丰收。而专职农业耕作经营人员仅70多个人。有了庞大的企业利润作依托，提供村民们各种免费福利的资金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多少年来，为吃不饱肚子而担忧的村民，在王宏斌的领导下，经过短短几年的时间，不仅吃饭、看病、上学不要钱，还住上了城里人尚未享受到的宽敞楼房和配套家用电器。这时王宏斌在他们的心目中，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能人形象，而是比毛主席还要伟大的救星。
王宏斌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他知道小农意识决定了农民的思想境界。他已经看到了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刚刚走上致富道路的村民，已经表现出来的种种追求享乐、不思进取的现象，这不仅影响和谐稳定，最终将会阻碍南街村经济的发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王宏斌形成不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最熟悉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苦思冥想后，他豁然开朗找到了方法，这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
王宏斌是个看准了方向，就敢于执着追求的能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拿出不亚于创办乡镇企业的劲头，开展了一系列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
开展“三大”活动。即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雷锋事迹，大唱革命歌曲。南街村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三十为毛主席著作学习日。“老五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每个村民人手一册。学雷锋、做好事是共青团、妇联和民兵组织的主要活动内容。早晨，在东方红的乐曲中，村民们新的一天的生活开始了；中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村民们走出了工厂；晚上村民踏着社会主义好的旋律结束了一天的主要劳动。“三大”活动是南街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除此之外，几乎每年都要开展一个新的主题活动。
1991年开展“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活动。
1993年开展用身边故事教育身边人的“讲故事”活动。
1994年开展“共产主义小社区大讨论”活动。
1995年开展“思想作风整顿”活动。
1996年开展“五献一留”活动。即把忠心献给祖国，把爱心献给社会，把关心献给别人，把奉献献给企业，把孝心献给老人，把信心留给自己。
为了保证效果，王宏斌把他的政治教育活动与村民的经济福利挂起钩来，政治不合格，获得的免费福利就会减少。王宏斌深谙政治文化这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没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就是空中楼阁。为了发展经济，就必须适应市场大气候，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他提出了“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外圆”，就是按市场竞争法则和通行贯例，采取灵活措施。经济活动过程中，需要请客就请，需要送礼就送，该拿的回扣大胆拿，请客送礼的费用可以报销，回扣的钱财则要上交。“内方”就是要求南街人所做的任何事，都要符合村情民意，村规民约。
使用了这种两手都要硬的管理办法，南街村终于形成了在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自己特色的管理模式。
（三）
王宏斌不仅是南街村的能人，他也是中国农民中的佼佼者。他不失时机地通过媒体将南街村的发展成果、管理思想展示到社会上，令前来参观考察者耳目一新。1990年至1992年，曾是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迷茫时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严肃话题。而南街村这时已作出了坚定回答：走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集体化道路。他交出的试卷也不错：1991年，产值突破1个亿，成为河南省首个红色亿之村。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王宏斌开始正式登场政坛了。1991年，河南省对南街村的发展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集体经济是实现富裕的光明大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92年，王宏斌由村支部书记一跃荣升为临颖县委副书记，南街村支部升格为党委。1994年，随着《昨日的梦，今天的梦》在媒体上的传播，南街村响遍中国，轰动世界。仅1995年，就有23.2万人次来南街村参观考察。其中包括15个国家与地区的外国人。随着南街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幅上升，王宏斌的个人政治命运也在大幅转变。他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当选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官至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宏斌使南街村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由此带来经济上的最大附加收益是，南街村获得了各个银行的大量贷款。大规模贷款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而南街村的产值，从1991年到1994年每年都会实现翻一番，直到1997年达到鼎盛时期，产值达16亿。南街村的财政收入，最高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南街村财大气粗，政治根底深，王宏斌在县里呼风唤雨，几乎可以调动一切资源。
王宏斌是中国农民中的能人。他通过树立南街村鲜明的政治形象，获得外部经济资源，又通过这些经济资源，去塑造巩固南街村的政治形象。上世纪90年代，当全国乡镇企业纷纷倒闭之时，凭借巨额的银行贷款，南街村的村办企业却异常红火。在高负债的情况下，王宏斌修建了宽阔的颖松大道、朝阳门广场、金水桥等形象工程，并不断改善村民的福利。“只要我们的事业有人支持，什么困难都能战胜”，这是王宏斌当时的想法。只要有人支持，就会有人贷款，就能够将负债经营循环进行下去。
南街村现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新闻记者首先到来了，他们凭着自己的观察、认识和需要发出一篇篇报道。理论工作者也来了，他们把南街村放到广阔的社会大环境中，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中，纵横比较，研究考证，连篇累牍，发表了许多论文。这其中不乏有作者个人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色彩，赞美者说它是“当今中国独树一帜的，光华四射永不熄灭的社会主义灯”，反对者说它是“改革开放中的‘怪胎’，极‘左’思想的最后堡垒”。倒是一些专家和学者态度比较宽容，评价比较客观。他们从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发展的多样化角度，肯定南街村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历史进步。同时，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运用经济管理学的方法，提出了南街村发展过程中，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上的一些问题。王宏斌坦然面对外界的评说，他关注的是南街村的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他认为只要南街村在发展，争议越大，对南街村越有利，争议是在替南街村做广告。
王宏斌笃信人的作用，而忽视了经济规律的力量，他开始为此交付学费了。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加速，政府与银行脱钩，国家金融政策趋于规范，王宏斌在2003年遇到了他上任以来的最大困难。由于南街村无力偿还贷款，银行逐渐压缩了对南街村的贷款规模，到2003年所有银行停止了对王宏斌的贷款。一时，南街村负债达17个亿。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发展路子，王宏斌急病乱投医，荒唐地投入2000万巨资，试验制造永动机。失败之后，为了融资，他又秘密地将村内集体企业进行改制，由于企业效益达不到上市要求，结果上市融资的目的也没实现。船漏偏遇顶头风，南方都市报又将此事披露出来。洋洋万言的报道中，同时披露和评点了南街村过去一些鲜为人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王宏斌在世人面前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
王宏斌坦言，南街村目前有两大困难。一是经济上的困难，没有融资渠道，经济发展非常困难；二是教育上的困难，30多年来，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使他困惑的是出现了9 1=0现象。就是说关起门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村民9天，只要出去1天，就全完了。因为小环境和大环境差别太大了。
面对社会上对南街村“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质疑和争议，王宏斌回答道，争议的核心是南街村这个模式，这条道路到底适合不适合中国其它地方。说不适合者，希望南街村尽快垮台；说适合者，希望用这套模式实现共同富裕，解决“三农”问题，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来。问题是我只是个村支部书记，是个农民啊，我只负责南街村的事，其它地方的事我管不了，希望也好，失望也好，都可能是南街村和我本人不能承受得起来的。
王宏斌在困境中接受记者的采访，还是充分显现了他的大将风度。他不愧是中国农民中的能人，他道破了南街村被屡屡推上风头浪尖上的问题实质。作为一个农民，他自我评价道：“最大的成功是带领南街村在探索集体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最大的失败，是开发永动机的研制。”
（四）
走进南街村，近距离察看它现在的生存状态，了解它过去的发展历程，再读一读评说它的材料和文章，解开南街村的“谜”，其实也很简单。
南街村探索通过集体经济实现发展致富的道路，方向没错，效果也是显著的。它的农业通过土地集约化管理实现机械化耕作，自动化浇灌，无论是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是农业劳动生产力，比起联产承包制的个体农户，有统计数据说话，无需争辩。它的村办企业在经营中遇到巨大的困难，连续五年没有从金融部门获取一分钱贷款。如果是私营企业，一定是人走厂空企业垮，可是南街村没有，企业在困境中几番挣扎后，正在逐步起死为生。王宏斌策划，全体村民共同创造的南街村无形资产，已转化成南街村的旅游资源，每张门票80元。每年大量的来访者，带来的旅游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仅仅以上三个方面的收益，去支撑一个小小的南街村，让其村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反之，唱衰南街村，瓦解它的集体经济，南街村的主流民意也不会答应。
南街村内部管理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那些常人看不明白的现象，从本质上去剖析，那是王宏斌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些尝试。他屡屡尝试，屡屡得手，取得丰厚的回报。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些办法和手段呢？王宏斌不是圣人，他是个农民。你说农民的智慧也好，农民的狡猾也好，农民最关注的是生存问题。当他感受到生存的危机时，一定会采取应变的办法，寻求新的出路。南街村的改制，正是王宏斌寻求新的发展出路的一种手段。他意识到了秘密改制的风险，因此持股的管理层当时签订了一个声明，说明个人的股权都属于集体股，个人没有权力拿走。南街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村民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曾经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法律角度看，没有规定一个人的财产权必须与他的思想有必然关联。市场经济中的农民独立人格也有一个发展阶段，开始是对领导或是对能人的依赖，后来是对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的依赖，最终是对自己能力的依赖。当南街村的村民个人能力提升到一定的水平后，他们就会要求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展示自己的独立人格，寻找更大的价值追求。而南街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局限性就会暴露出来，这就是王宏斌面临困惑的9 1=0现象。王宏斌是个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能人，他既然看到了这个问题，相信他一定会继续摸着石头，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办法。我们应该给他一点时间去思考和探索。
南街村屡屡被推上风口浪尖，原因不在王宏斌，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浮躁。硬是要在一个不到2平方公里的南街村，发现、培养、总结、推广一种模式，推广到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这实在是王宏斌个人承受不了的过高要求。而南街村被各级领导关心、学者专家研究、社会各界关注的现象，又是能够理解的。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五年就农业发展问题，连续发了5个1号文件，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时至2000年，一位农村基层领导，给国务院上书，诉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深深触动了时任总理朱镕基的心，并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自那以后，“三农”问题成了国人关注焦点，中央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历朝历代，上至先哲圣贤，下至草民百姓，都在追求一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天下为公的理想生活。王宏斌就是其中的一个探索者。可他仅是一个村支部书记，而且是个农民啊，我们不应该赋于他太沉重的使命，他自己也不应该有那么一个使命感。
我们在料峭春寒中走出南街村。回望这个乡村中的都市，我想如果中国的农村，都能达到南街村的水平，所谓“三农”就不应该是那么沉重的一个话题了。走出这个乡村中的都市，我感到南街村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农民中的一个能人，领着他的村民，在探索一条精神文明、生活富裕的发展道路。他个人没有物质财富上的强烈欲望，个人品德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这也是他的村民一直支持他、直到现在还拥护他的重要原因。中国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员说：“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此话未免太苛刻，应该更正为“如果千千万万个这样的研究员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对中国的农民，我们应该宽容，一个中国农民中的能人，在一个小小的南街村做一点探索，其成功与否，又是什么大不了得的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