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浮梁古县衙纯属偶然。出差途中，原计划夜宿景德镇。车行市区途中，见公路边有路标指示——浮梁古县衙12公里，遂向同行宣传鼓动，决定改宿浮梁县城。
其实，我对浮梁不甚了解，仅仅知道历史上它曾经是一座商贾云集的古老县城，而这一点知识，也仅仅是来自白居易的那首《琵琶行》。当年，白居易从长安“谪居卧病浔阳城”时，在那“浔阳江头夜送客”的船上，邀请一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听她弹唱“说尽心中无限事”的不幸遭遇，其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哀怨。由此可见浮梁的存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千年古城，帝制已废，县衙犹存，岂能不去顺路寻访？
浮梁县衙始建于唐朝元和十一年（公元817年）。浮梁县衙历经岁月风雨，战火烽烟，几经损毁，又几经修茸。现在保存下来的是清朝道光年间重修的建筑格局。浮梁地处赣、浙、皖三省交通要道，自唐朝以来就是茶叶、粮食、瓷器等农经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其中上缴的茶叶税收，在唐朝约占全国的八分之三。著名的瓷都景德镇，原属浮梁县下所治。因为是国家重要的税赋源地和经济特区，浮梁县官高配为五品。虽然官位高配，我们看到的浮梁县衙，还是按照清朝县级衙署的规制设计建造的。不仅如此，现有的浮梁县衙外观雕刻朴素，未施朱漆，内部办公设施也很平常。究其原因，在浮梁有“官不修衙”的说法。其一，在豪华精美的衙门中公务，难免会使上司对自己产生腐化奢侈、贪图享乐的嫌疑；其二，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县太爷不是终身世袭，一经委任，随时走人，花巨资修建豪华衙门，不知自己能享用几时；其三，修建衙门的费用是地方税收支付，而不是上级财政拨款，花自己口袋的钱，自然要有所算计。浮梁县令“官不修衙”的思想还是很朴素的，我们且不要去过多地研究其动机是否正确和高尚，仅就其实施的效果来看，应该是符合民意的。
封建君王对地方官员的勤政廉政，从来都是有管理约束和要求的。这些管理思想，也体现在衙门的设计规制上。浮梁县衙的主体建筑，设计建造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沿中轴线，依次是照壁、八字衙门、仪门、大堂、二堂和三堂等主体建筑。中轴线两侧，分布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办公区域，整体结构布置紧凑，保持对称格局。
浮梁县衙的首部主建筑叫照璧。雪白的照璧上画有蝙蝠、官帽、莲花组成的饰纹图。上部画有倒挂的蝙蝠，寓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蝙蝠下画的是一顶官帽，寓意“造福为上，为官次之”；照壁下部画有莲花，寓意“出淤泥而不染”。照壁在我国古代建筑理论中的功能是阻挡内外视线，聚气聚财，它被置于衙门前的主要功能则是起“整顿吏治，境界官员”的作用。朱元璋对贪官曾采取严打政策，官员贪污钱财达60两银子，即被处死，死后还要剥其皮，充以草制成皮囊，置于其办公地点，以教育后来继任者。晚年，他发现这样做不足取，后下诏废除此刑，钦定在衙门的照壁上绘上一幅“犭贪吃太阳”图画，以警示衙门内的官员，贪婪将是如此下场。
浮梁县衙的大门呈“八”字左右展开。“八字衙门朝里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话现在看来也不尽然。因为县衙门右侧按照规制立有一面大鼓，百姓击鼓喊冤，县官就必须升堂断讼。当然，这需要喊冤者的勇气。按照规定，击鼓者在县官升堂时，必须先挨上五十大板，以检验其伸冤的底气，防止百姓随意上访。升堂断案后，如果伸冤者不满意，还可以继续上诉，交由上级衙门继续审理。
仪门位于县衙大门和大堂之间，是官府的第二道门。仪门中间的大门通常不开，只有在新官到任第一天，或迎接上级官员时才打开。仪门东边的小门是官员日常出入之门，又称之生门。旧时处决犯人从仪门西边小门出去，又称为死门，走西门或上西天就是由此而来。
大堂是县令发布命令，举行重大典礼和公开审理大案、要案的地方。大堂正上方，照例悬挂有“明镜高悬”的牌匾。县令端坐太师椅后的墙上挂着“海清日晏图”，寓意坐在太师椅上官员应该明如日月，清似海水。
二堂是县令处理一般案件的地方。浮梁县衙二堂的庭院中，左右各栽了两棵枣树，据说这也是按照规制栽种的树。枣谐音“早”，日日见枣（早），是在提醒衙门中的官员为政要勤勉。枣花虽小，并非名贵，但是朵朵有果，这也是在提醒县衙中的官员，虽然官小位卑，但是要脚踏实地，做好事、办实事，事事有结果。
三堂是县令日常办公和起居的地方。一些机密案件也是在这里审理。三堂之后是县令眷属日常起居之所和丫环、仆人所居之室，其中有后花园供官员在政务之余赏心悦目。以生活区域看，封建王朝对地方官员，恩威并重，该给的待遇，该提的要求，应该是明明白白的。
如果说浮梁县衙的建筑规制，表现了封建王朝对地方官员勤政廉政的警醒和为官执政的希望，那么县衙中随处可见的楹联，又充分体现了地方官员的官吏文化修养和精神价值追求。古县衙的大量楹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幅。一幅悬挂在县太爷办理最重要工作的大堂前：“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另一幅书写在三堂中，上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莫道一官无用，地方需要一官”；下联是“吃百姓的粮，穿百姓的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驻立在此副楹联前，吟诵数遍，引起胸中几多共鸣，遂以此楹联为背景，留影以自励。经考证，这副楹联的作者，是康熙十九年间，河南内乡知县高以永撰写。作者身为地方官员，能有此感悟，并能以如此朴素、精炼的文字，表达出深刻的内涵，令人景仰。这副对联由中原传入江南，被浮梁县衙置于县令日常办公和起居之处，也说明了为官者的精神价值追求，是有共同认可的方向。据说朱镕基总理也很欣赏这副对联，他对楹联中所阐述的官和民的辩证关系，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江泽民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当地领导汇报工作中，引用了这幅对联，立刻引起总书记的注意，他后来还请中央办公厅核查此联来自何时何地、出自何人之手。
浮梁县衙中轴线两侧的厢房中，陈列着一些衙门实物、资料和图片展览。其中有一份关于清朝县官的俸禄资料，引起了我们兴趣。资料介绍，县官的年收入有三部分组成：一、基本薪俸70两银子；二、养廉薪600～700两银子；三、仓耗、火耗节约提成。在浮梁这样的朝廷税赋重要资源地区，有了仓耗、火耗节约提成的政策，规规矩矩地做好地方官，合法的收入也是可观的。此外，还有一些资料介绍了吏部对地方官员的选拔、使用、交流、考核的办法和规定，说明封建王朝也认识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面临的艰难问题之一，就是干部的管理。
曾经管辖景德镇的浮梁县，现在已风光不在，名气小于景德镇，且属于景德镇市管辖。因此有人说，浮梁古县衙的存在，记载着浮梁这座千年古城历史上的辉煌。对此，我并不苟同。我认为浮梁古县衙的存在，是中国历史上官吏文化的一个符号。想象当年那些县衙中的地方官员，他们每天进出之时，俯仰之间，与之相对视的那些建筑物、楹联、花草树木等，一定会对他们为官的品格和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没有去考证当年从仪门正中走进浮梁县衙的官员，最终有多少从东门顺利走出，又有几人从西门走向西天。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构建一个产生清官廉吏的文化环境，对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必需的。历尽沧桑县衙在。这其中一个简单的道理似乎是不变的：“莫道一官无用，地方需要一官”，问题是需要什么样的官，最终将是人民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