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养气”说，实际上是一种锻炼人的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它是人的某种意志、信念的高度集中和凝聚。此时，人的身心成为意志和信念的凝聚体，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质载体。“养气”就要“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就是说，在逆境中磨练自己顽强的意志，养成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性格。
其实，“浩然之气”是一种超越情怀。“至大”是对个体渺小的超越，是对个体存在短暂的超越，而“至刚”是对个体意志懦弱的超越。当人们仰望长空，那闪烁的群星似乎在诉说，宇宙茫茫无际，无始无终，地球不过是无穷宇宙间的一粒微尘，而繁衍生息在这颗小小地球上的人类，更是微乎其微，不足称道；自然界的雷鸣电闪、山崩地裂、阴晴雨雪、夏往冬来，又似乎在提醒人们，这世界奥妙无穷，而“人生有涯，其知无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社会又告诉人们，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一切常常会使人感到个体的渺小和卑微。原始人对图腾的崇拜，西方基督教中的原罪观念及对上帝的礼赞，中国古代对“天”的膜拜和祭祀，都是人类自卑意识的外在表现形式。然而哲学家们力图打破人类的自卑，促成人的自强和超越。孟子的“浩然之气”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艰苦环境的磨练使个体跃升到一个极高的人生境界，从而根除人类心灵深处的自卑感。
孟子不仅要求人们懂得“小我”的有限与卑微，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树立一种“至大至刚”的精神支柱，“至大”者超越有限，厚德而载物；“至刚”者刚柔相济，自强而不息。诚然，人的形体和生存空间相对于茫茫宇宙是极其有限的，人的生存时间相对于“逝者如斯夫”的时间之流又是非常短暂的，但是，人的精神力量是无限的。人的精神发展的潜在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当人们通过修炼、通过集义、通过悟道，培养出“浩然之气”，就能使人的精神意志实现“至大至刚”，从而超越人的形体和生存空间的有限性，就能越过世间种种精神的和物质的障碍，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成一片，就能与宇宙同呼吸，与人类共命运，变成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顶天立地之人。
当代伟人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以及“学不胜古人，不足为学”，“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等等，也是孟子呼唤的“浩然之气”在现代社会中的卓越表现。正因为毛泽东把小我主体的种种局限加以超越，使自己进入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自由境界，所以成为搏击人生风云的强者。
乐天知命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孔子眼里，笑着面对生活还是哭丧着脸打发光阴，是君子与小人的一条分界线。“坦荡荡”迎接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挫折、所得与所失，是儒家所提倡的人生态度。“乐天知命”便是这种人生态度的高度概括。
乐天知命并非指安于现状，一切都听凭命运支配的麻木不仁的人生态度。这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并非要人做糊涂人一样。儒家的“乐天知命”是提倡一种积极的、向上的、潇洒的、审美的人生态度，它力图创造集真善美为一体的人生境界。
儒家赋予“乐天知命”以丰富的意蕴。“乐天”源于“知命”，不“知命”便无“乐天”可言。“知命”就是理解、践履仁义礼智顺善之心。儒家把实践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念视为顺“天命”，即看成为自己必须承担而绝不能推卸的做人的责任。能知天命，就可以做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把所遇到的贫贱屈辱、艰难困苦看成是对自己信念的考验和对意志的磨练；就可以沉稳处事，宽厚待人；就可以心胸坦荡，宁静淡泊，不为物欲所惑；就会产生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精神力量，做搏击人生风云的强者。儒者是这样认识的：如果一个人从根本上理解了仁德乃天之所命，是人之为人的本质，那么他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他就不会产生失落感、忧愁感，不会因为一时一地的得失、成败而烦恼，不会因为社会的动乱、生活的甘苦、个人的荣辱、生命的安危而扰乱自己的人生追求。
乐在“与人同”、“与物同”、“与无限同”。因为在儒家看来，万物只是一个理，这个理融合了人生天地。人心具有了这个天理，就可以达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摆脱了名利物欲的羁绊，人的心胸就广如天空，阔似海洋，权势地位、荣华富贵就会像天空中的浮云，因此心胸永远是光风霁月。而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一个与天地同体的人，在“达”时就要发奋图强，造福社会，不骄不躁，兢兢业业；在“穷”时则应独善其身，好自为之，努力创造条件以求时来运转。无论“穷”“达”，理想不变，志向不改，希望不灭。
儒家“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即使在今天亦有其价值。但“乐天知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睿智超常的孔夫子尚且“五十而知天命”，世间凡夫俗子大概只有徘徊于知与不知之间。不过，孔子昭示的并不是天命不可知，他希望人们有信心努力去知命。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追求的正是一种自由境界。
忧患意识
儒家不仅喜欢讲“乐”，而且又重视“忧”。把“忧患意识”与“乐天知命”连为一体，是儒家人生哲学的显著特色。就像儒者之乐不同于俗人之乐一样，儒家之忧也与俗人之忧有霄壤之别。
忧患自远古始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普遍心态。只是俗人忧，常常表现为患得患失，畏首畏尾，是所谓“小人常戚戚”。而儒者之忧抛开了个人的恩怨得失、荣辱进退，是忧天下之兴亡、百姓之困苦，忧文明能否延续、风气是否淳正。概括而言，儒家的忧患意识是对世道人心、国家兴亡、人类前途的一种关怀。这种知、情、意统一的心理状态，始终是指向真善美的统一的崇高理想的，只要他们感到这三者还有缺憾，与理想有距离，忧患就不能根除。
孔子是提炼升华忧患意识的第一人。他乐的是个人生活的平淡，知足者常乐；忧的是天下苍生。心怀忧患，往往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因此“居安思危”又是孔子忧患意识的题中之意。所谓“忧患”并不仅仅指面对黑暗、苦难、不幸才产生的意识，相反，即使身处太平盛世，个人诸事顺心，也要看到被人们忽视或潜在的问题、潜在的危险、潜在的不幸的萌芽，不能盲目乐观。这是以天下为己任者的忧患。“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则无患”，这些格言式的教诲，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
孟子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忧患思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不是吓唬人，而是孟子对人生、对历史全面总结后的结论。无数事实证明，贪图安逸，耽于享受，不思进取，会毁了一个人。出身贫寒，所处环境恶劣的人，往往能在艰难困苦的奋斗抗争中增长才干，磨练意志，变得有出息，有建树。国家兴衰更是如此，历朝开国之时，帝王们都知道江山得来不易，因此励精图治，勤俭建国；而到社会安定、百姓富足的所谓盛世，往往是走下坡路的开始。个体生命的发展，乃至国家兴衰存亡，都与忧患意识密切关联，这是孟子的一大贡献。他的第二个贡献是给忧患意识增添了“民本”思想内容。孟子之前就有爱民思想，就儒家而言，孔子谈得最多的是爱人，但他把侧重点放在道德范围内；而孟子则着重从政治上阐述爱人思想的内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的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那些明君贤相，都受到过这个思想的熏陶。
范仲淹像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忧患观，在孟子的思想基础上，把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之成为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显示出儒家理想人格的高尚的情操和无比宽广的胸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邪？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范仲淹的思想对儒家的忧患传统有所继承。孔子主张“天下为公”，孟子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但孟子是对统治者进言，乐与忧相提并论，其忧患的内容必然受到限制；而范仲淹是向士大夫倡导先忧后乐，并且上忧社稷江山，下忧百姓黎民，这是对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超越。无论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中，都不改其志，做到不以一心之喜忧而忘天下之忧，这种宠辱贬升不计较、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品格以及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张载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宪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都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被称作民族之魂的鲁迅先生本人就是忧国忧民的典型，他终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他用自己的呐喊惊醒昏睡着的人们，他把自己的生命变成不灭的火炬，将青年引向光明。可见，忧患意识造成了无数中国伟大人物的光辉灿烂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