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利害的人物”。蒋介石认为曾国藩足以做他的老师，认为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是成大事之道。梁启超几乎目空天下，但他却对曾国藩极为推崇，认为如果曾国藩尚在，拯救当时混乱局面的人非他莫属。那么，曾国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材？
曾国藩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前人谓之“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意思是说这个人有两面，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说成像圣人式的宰相，如果考察他的罪行的话，因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又可以说他是元凶。但就是这么一个人，近代以来却十分受人推崇。当然，这些推崇主要不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而在他的办事的能力和处世的策略方面。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建功立业的人，也有很多以思想品德来影响别人的人，但一身而兼二任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宋代的范仲淹，一个就是曾国藩。他们两个是“办事兼传教之人”。蒋介石要“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他具体是要“法”谁呢？有名有姓的就只有曾国藩一人。蒋介石认为曾国藩足以做他的老师，认为曾国藩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是古今的成大事之道。梁启超几乎目空天下，但他对曾国藩也极为推崇，认为如果曾国藩尚在，拯救当时混乱局面的人非他莫属。崇拜曾国藩的人还有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张之洞，以及袁世凯、陈独秀等人。那么，曾国藩到底为什么这样受人推崇呢？我们可以从“虚”与“实”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曾国藩是耕读传家，学者兼圣相的典型。耕读传家是中国人的持家理想，以“耕”为本，无“耕”就失去了根本，然而，只有“耕”又无法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更无法取得发展，所以，“读”是中国人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方式。曾国藩出身农家，一生始终坚持以“耕”为本，谆谆告诫他的家族，不做脱离务农的纯粹的官僚。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可谓立于不败之地，与中国的传统极为契合。
中国读书人的理想是做帝王师，退而求其次，也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再者，中国读书人对读书的真正要求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为学问而学问。曾国藩正是这样的人。他一方面是所谓“圣相”，曾一度权倾天下，势压东南；另一方面，他又是经学大师，桐城派古文的最后的大家。所以，在他身上实现了中国读书人的传统的理想：学者——圣相——帝王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办事兼传教之人”。
二、其实，近代以来对曾国藩的推崇，从“实”的方面来讲，主要在于他“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一面，即关键不在于他的“传教”，而在于他借“传教”之名行“办事”之实。
古代的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学者与官吏分离，书生与帝王分离的国度，何也？盖因学者书生所代表的文化理想总是与官吏帝王代表的现实政治相冲突也！王莽毕竟是书生，他若放弃对儒家理想的执着追求，也许会是一位成功的帝王。说到此处，真所谓“读书人一声长叹”！
懂得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懂得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名利双收的观念。
三、曾国藩的一生提供了大量的“办事”经验，而且大多都是以文字记载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曾文正公全集》中所记载的东西。学术性的并不多，家长里短倒不少。尤其是所谓的《曾国藩家书》，就是一部通俗实用的曾氏《论语》。实事求是地讲，曾国藩的许多经验在传统社会里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是一般人可以学得来的，他的谆谆教诲的口吻也十分迎合人们心理。因此，对于一般人来说曾国藩不是一位只供膜拜的人物，而是一位使人感到亲切。司学的人物。
四、曾国藩具体的“办事”经验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勤。据记载，曾国藩才不过中人，为什么后来终于成为经学大师和散文大家，关键在于一个勤字。他的学习之勤，理事之勤，锻炼之勤，都有很多的例子，兹不赘述。只举一个例子就可看出他对自己要求是多么严格。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近来恋床，说明自己的修养有所退步。改掉幼时恋床的坏毛病，下了很大的决心，如今几次不能醒来即起，说明心性不定，要引起警惕。”由此看来，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
2．韧。曾国藩著有《挺经》一部，其核心就是韧。一个“挺”字，就是要求自己无论在怎样困难的环境下都要挺住，要坚持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坚持就是胜利。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难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坚挺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关于他历次的困境，上文已经基本列出。曾国藩一介书生，只凭皇帝自办团练的一纸文书，白手起家，居然最后打败了太平天国，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军事上多次失败，有时要跳水自杀，有时又身陷险境，但他都能以其韧劲坚持过来。实属难能可贵。
3．忍。曾国藩善忍，这是极其著名的。其实，忍与韧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忍耐，也就很难谈得上坚韧。在曾国藩那里，忍并不是一味的退让，而是寻求时机的一种策略。曾国藩起自民间，要想成一番大事，必定要遇到很多困难，很多阻力，而这些阻力一般不是来自下面，基本上是来自上面。在这种情况下，不忍如何能求得发展。例如，1858年4月，曾国藩部署兵力，准备取南京上游的安庆，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在南京，上游的安庆是其军事重地，江南大营就是因为不取安庆而失败的。但清廷却命令他弛援南京下游的江苏、浙江等地，因为那里是“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曾国藩明知这一战略是错误的，如果照令执行，将会重蹈江南大营的覆辙，一旦失败，责任还是要自己来负。但他又不能不听清廷的命令，因其初膺国任，不能给清廷以桀骜不驯的印象。于是，在1859年6月，他将大营移至皖南的祁门，做出了组建新军，数月后东援的计划，并奏报朝廷。但实际上，他的真正的军事重心还是放在围攻安庆上。
4．分。蒋介石认为曾国藩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应该是很有眼光的。曾国藩的部下大多都是出身下层的人，但经他推荐提拔的就有一大批人，如著名的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升到道员、巡抚一级的有数十人。他不搞诸侯分封那一套，而是真心地希望别人进步、发展。别人的势力扩大了，发展了，实际上还是发展了他自己。他不仅不搞武大郎开店那一套，甚至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他自己被捻军打败了，他推荐自己的学生李鸿章去打，结果是胜利了。
曾国藩本一介书生，起自汉魏寒微，最后位极人臣。不仅福寿双全，更为难得的是，身后哀荣无限，成为成功者效法的典范。此人何以会如此？大概是因为他最为善于修身养性，处处按正统的观念去做，时时依理性的思考而行动。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讲，曾国藩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神——没有个人情感，只依理性而生活的人。
5.退。所谓“功成身退，天地之道”，这一条曾国藩的确是做到了。他攻破南京以后，其功劳可以说无以复加，同时也引起了清廷的猜忌。其实，当时的名士王闽运就两次找曾国藩讲帝王之学，劝他自立，攻破南京之时，其属下也想硬逼曾国藩自立为皇帝，但都被曾国藩巧妙地拒绝了。曾国藩进京之时，就请求解散自己的湘军，以李鸿章的淮军替代之，得到了朝廷的应允，而他自己也早为解散湘军做了充分的财政准备。这样，曾国藩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也许，后人那样推崇曾国藩，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有充分的造反条件而没有造反。
总之，在多年的批判之后，在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和当代的轰轰烈烈之后，我们发现了曾国藩。原来，曾国藩并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地主阶级的侩子手”，他的身上还集中了那么多传统的东西，这些东西深种在我们的心中，今天看来是那样的新鲜；而西方的许多著作是那样的空洞，只是一种理论，离实际生活那样遥远，相反曾国藩的“学问”却是那样的亲切和实用。因此，我们重新发现了一个新的曾国藩。
这时曾国藩已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他早已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他的一切行为莫不体现了中国文化。因此，可以说曾国藩是一个成功地实践了中国传统理念的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