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超在重庆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在菜园坝。身上只有不到500元钱的于超来重庆当晚，就在菜园坝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旅馆，每天住宿费7元。重庆夏天特热，他在地上甚至床上都泼上水也难以入睡，索性就掏两元钱买了领席，经常露宿在铁路边。于超当时每天的伙食费仅3元，出门乘公共汽车也得算算账，能走路就尽量走路。生活虽艰苦，但于超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工作充满激情。
在周口工作时，于超曾自发看护一台价值2万多元的空调，趴在上面睡了一个晚上，浑身被蚊子咬得没有几块好肉。当时，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但对工作的投入往往让他浑然忘我。重庆的市场就需要他这种激情来浇灌和开发。当时的状况是，外地来的新产品没有企业敢用，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没有卖出一件产品。开局的日子确实有点难熬，既没有办公室，一个人还要做完所有的事，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处跑市场，请教专家，希望能尽快找到市场的突破口。最后，于超以赊销的方式，在来重庆的第一年卖出了40万元。这个小小的突破让于超有了信心，而前期为打开市场所做的准备也开始有所回报了。
1998年的年初，重庆主城区进入建设高潮，大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陆续动工，防水工程材料自然有了用武之地。重庆的大都会广场、地王广场、朝天门广场等，无不用上了这种防水材料。那一刻，于超站在长江大桥南桥头的山头上，俯视渝中区大片旧城区，内心激动不已。“这一片民宅要是盖成高楼，能赚多少钱呀！”次年初，于超推销的防水材料已经在重庆开拓了一片天地，而此时，由于公司人事变动，于超被公司总部召回了河南。就这样，于超在重庆的第一次淘金经历戛然而止。
虽说第一次到重庆淘金，于超个人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不过市场所显露出来的商机激发了于超创业的野心。1999年下半年，于超怀揣1000元钱，再次返回重庆开始创业。机遇再次光临有准备的人。刚到重庆一个月，于超就被一家曾经是对手的外地防水公司看中：于超拿订单，对方供应材料。双方联手做市场的第一年，于超就赚到了170多万元。这是他在重庆赚到的第一桶金。2000年，于超拿着赚到的170多万元在重庆注册了重庆市上隧防水工程有限公司，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公司。于超的身份也一下子从打工仔摇身变成了老板。
据介绍，重庆大型基础设施工程30％都是由于超的公司做的防水，包括江北机场、三峡博物馆、奥体中心、龙湖花园、华宇花园等。目前，于超手上的订单多得接不过来。在一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庆市市长告诉于超，全国防水行业现在还没有“大腕”，这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希望他抓住这个机遇，迅速做强做大。
从一个特困生到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为现在所有的贫困大学生树立了绝好的榜样。生活不会因为你的贫困而怜悯你，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之前都经历过贫困的煎熬，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经历，才使他们对成功更多了一份渴望，使其拼搏和努力的决心更坚决，成功的几率也就更大了。
代理，这一行机会多的是，一个产品可以有很多代理，当然，最高端的代理所得到的利益肯定最大。现在这个世界，可以代理的产品太多了，代理一个有潜力的产品轻轻松松做到百万富翁，简直就象玩游戏一样。比如：如果你考虑代理诺基亚手机，你应该清楚他的产品都是分开代理的，一个型号一个代理，这样是为了避免因为代理商出现问题而影响系列产品。但是，无论代理哪个型号，象这么知名的品牌，所得利润也是用“百万级”来衡量了。
案例5：
1987年，只有16岁的刘玉栋，念完初中后就带着两块钱到济南“打天下”。那时他没什么手艺，找个工作异常难，最后只能跟一个师傅学修理自行车。2年多的学徒生涯让他挣了2万元，回家盖房子结婚，还是继续在那里做呢？当时，他感到很困惑，在农村，男孩子一般20岁就要结婚了，父母也劝他回去。他最终还是“违背”了家人的意愿，在济南大厦附近花300元/月租了一个门面，专门修理自行车。
那时，来修理自行车的人大多喜欢吸烟和喝酒，细心的刘玉栋，就专门从别处进来一些烟酒放在店铺里进行辅助经营。这成了他做酒类代理的原始起点，时间一长，头脑灵活的他觉察出从别人那里进货成本高，遂把眼光盯到代理上。
做代理何尝容易，谁也不会把大批量的货发放给这个只有19岁的年轻人，而在当时许多酒厂都有专门的代理。酒厂对一车两车的货根本不在乎，再说他没有多少资金，实力微不足道。
不久，胆大的刘玉栋带着1万多块钱，来到当年旺销的兰陵白酒厂。厂长毫无商量地把他拒绝了，但刘玉栋并没有气馁。他一连在这个酒厂呆了一个星期，而晚上则在厂长家门口露宿。厂长最终被这个年轻小伙子感动了，虽如此，但还是没答应把酒卖给他，却为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先收酒瓶，然后用酒瓶来换酒。
在厂长的点拨下，刘玉栋跑遍了整个济南，包括商河、济阳等地收酒瓶。厂长没有失信，最终把酒卖给了他。决心完成的事，就要不惜代价去做，还要善于把困难当作机遇，当作锻炼的机会。
1992年，在得知美国两家洋行开始从事可口可乐、德芙等产品的中国代理贸易后，21岁的刘玉栋跑到北京与这两家洋行进行谈判，希望在济南代理经销“洋牌子”。精明加上努力，刘玉栋最终如愿以偿。
随后，刘玉栋又陆续代理了费县老白干、景芝白干、泰山特曲等山东白酒。到了1994年，刘玉栋的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达到上百万，他也完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2002年10月，刘玉栋联手泸州老窖，开发了泸州老窖“古酿”、“窖藏”两个系列共二十多个新产品，并取得其全国独家代理权。他在全国各主要省市设立分公司，建立了自己的销售渠道和物流配送网络，逐渐形成以济南为中心、依托山东、辐射全国的市场布局。至今，公司已是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等50多个著名品牌、2000多个单品的济南代理商。不过，这并没有使他满足，他还要做外国名酒的中国区总代理，让中国老百姓与洋酒真正地亲密接触。
目前，刘玉栋所代理的产品不仅是酒水，还涉及副食调料、熟肉制品、保健食品、日用百货等。他甚至直接进入了产品的生产环节，并打造了自己的食品品牌‘达达’牌。2003年，该产品仅在济南地区的销售就达到1.5亿元，全国销售超过2亿元。
刘玉栋的经历多少有些传奇性，虽然他没什么学历，但由于心中始终保留着一个梦想，这促使他时时刻刻关心和思考同自己的计划相关的事。机会总是特别青睐有准备的头脑，这还不是关键之处，因为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目标，都希望自己成功，机会也许曾到过自己的面前，之所以没能抓住，关键的一点就是没有坚持行动的决心。学生们都知道努力学习，成绩就会提高，结果往往是没能坚持行动以至于时常后悔。创业和学习一样，理智的行动是成功的关键，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即使刚开始自己只是个不起眼的小推销员，也不能放弃成功的梦想，而务必时刻准备着迎接成功的到来。
穷则思变，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促使上述故事的主人公经常思考，无师自通，最终成了能够洞穿商机的企业家。全国的贫困生这么多，多数家庭的困难程度不亚于黄贵银吧。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贫困面前失去自信，这才是最可悲的。倘若这样，只能一辈子处于贫困状态，形成恶性循环。这样说，并不是在暗示只有处于贫困地位才能成功，工作无贵贱，创业无高低，任何人只要能意识到这一点，就不会过多地考虑所谓的面子问题，那成功的几率自然会加大。
创业的道路只要踏出去一步，以后就容易多了。而大部分有志于创业的青年，在这关键的第一步面前却犹豫再三，自己把自己打败了，这还谈什么创业呢？能看到机会的人绝对很多，但在起步之前，肯定会听到各种反对意见，听多了，自己也就相信不可能成功了，随后就放弃了。
Google的创始人塞吉·布林说过：别做坏事。这就是通向成功的钥匙，仅此而已，为什么呢？布林解释到，只要能够做对未来、对人类有用的事情，迟早会成功。如同黄贵银所代理的新肤螨灵霜一样，刚开始他的同乡也在做，但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产品的价值，而黄贵银却看到了，所以坚持了下来。新肤螨灵霜对人肯定是有用的，既如此，为什么不坚持代理下去呢？
第二招，国际贸易
贸易原本就是销售，如果细算起来，人类开始贸易的时间远比开始销售还要早。原始社会刚开始不会直接诞生销售思想，如果原始人打的猎物吃不完了，自己又缺少一些坛坛罐罐而且还不会做，便和会做的商量交换，这样一来，贸易就产生了。接下来，那个做罐罐的肯定会想：自己这么弱小，去打猎肯定比不上人家，既然自己做罐罐还能换猎物，干脆就专门做罐罐吧，于是就开始了所谓的加工厂，也就开始了所谓的销售。当然，贸易产生的过程肯定不会象我们说的这么简单，但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只所以这么说，只是表明贸易和销售原本是一家。
提起贸易，我们大多时候想到的是国际贸易，其实，贸易还包括对内贸易，这就是国内贸易。国内贸易比较简单，基本上也就是把产品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城市销售。和国际贸易相比，国内贸易的优点是比较容易上手，所涉及的步骤不太复杂，但不足之处就是利润一般不高，由于信息流动较快，刚出现的商机会由于竞争对手的增多而骤然消失。
案例1：
祝义才是安徽桐城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两个兄长竟被活活饿死。1990年，把读书作为改换命运惟一出路的祝义才，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一年，之后就辞职下海了。那时他月薪60元，工作也很清闲，但他不想在一张办公桌前坐到老，脑海中总漂浮着一些还无法清晰描述的梦想。
当祝义才怀揣着200元积蓄，真正站在“商海”中时，才发觉自己真的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也无当时很管用的“背景”。朋友看他创业无门，就告诉他做水产生意利润很大。祝义才便一头扎进水产市场，一个月后，他就把其中的门道摸了个“门儿清”。但是，他没在自由市场里做“小老板”，而是把目光投向利润比零售更大的水产品出口贸易。
祝义才从电话簿中查到一家水产品贸易公司的地址后，鼓足勇气上门自荐合伙。结果可想而知，此时的祝义才一无营业执照二无办公地点，充其量是个“皮包公司”的光杆司令。他被拒绝了。第二天早起定定神后，祝义才再次上门了……一连4次之后，对方终于松口了，说道：要不，试试看，先拿样品来。
祝义才兴奋不已地直奔水产市场，从几个老板手中赊了几只上等虾蟹做样品，获得对方的首肯后，合作就开始了。拿到第一份订单后，祝义才租来一辆三轮车，将从水产摊上赊来的货一车一车送到贸易公司。坐在满是冰块的车上，他冻得四肢发麻，但他还是坚持自己收购自己送货。这股肯吃苦的实在劲儿帮他赢得了名声。他不断拿到大公司的订单，当年销售额就达到9000多万元，净赚480万元。
祝义才是幸运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仅仅是从城南拉到城北的贸易，竟然让他捞到了这么丰厚的利润，这只能说明只有特殊的时期才有这样的机会。不过和祝义才同时代的人这么多，却只有象他这样的才获得成功，正可谓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啊。如果他不冒险辞去工作下海，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收获了。现实意义也如此，倘若你发现了一个创业机会，但又不忍放弃自己稳定的工作和生活，那这个机会也就只能让给别人了。
案例2：
1987年，刚满25岁的朱志平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在杭州市工业普查办公室上班。之前，他曾是浙江省军区炮兵团的一名军人，直到1984年，他才脱下军装，转业到了地方。
在转业之前，朱志平还只有初中文凭，尽管他在部队里是发明专家和技术革新能手。在地方工作的三年时间里，朱志平收获最大的是通过成人高考，学习了财经大学财经专业与浙江职工政治大学政治专业的课程。三年废寝忘食的学习，让他收获的不仅是文凭，更重要的是为他的创业梦想添加了信心和勇气。
于是，1987年，他拽着仅有的400元钱，到浙江富阳背回了几匹制作军装的棉布。买回棉布后，他不是在杭州生产，而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往诸暨老家，请了六、七个人，用脚踩的缝韧机日夜赶制。之后，又连夜将制做好的军装运往宁波去叫卖。这样的“第一桶金”也许并不称奇，因为许许多多浙商的创业故事都是这样，艰辛、曲折，令人感慨。最终，朱志平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原始积累，三年之后，他的400元“变”成了150万元。
象这样的机会还很多，现在通常是从深圳运回低价的成品服装，然后在内地开个服装店，这样也可以得到第一桶金。这一点将在后面有更详细的介绍，此间便不再多言了。
案例3：
1987年，袁亚非毕业分配到南京雨花区审计局工作。虽然这是个不少人羡慕的工作，可“不安分”的袁亚非并不喜欢这样按部就班的日子，总想着能干点大事。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对机关干部的震动很大，“停薪留职”等一些鼓励干部解放思想、勇于创业的政策也相继出台。此时的袁亚非也正在为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思考着。在没有和父母商量的情况下，他毅然退掉了单位分配的住房和一辆玉河轻骑，成了雨花区第一个半停薪留职的干部。
袁亚非觉得，人活着就是要追求幸福和快乐，既然在机关里不觉得快乐，何不出去闯一闯？不成功就认命，但不去尝试终归是一种遗憾。那时候，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生意做不成，就去水西门卖鸭子。在当时，成为万元户是很多人的梦想，而水西门不少的鸭贩子已经提前实现了这个梦想。
当然，袁亚非没有去水西门，但他的创业路走得也并不顺畅。从机关出来，揣着连借带凑的两万元，袁亚非在新街口淮海新村租下了一套房子，办起了自己的公司。公司办起来了，生意却不好做。从倒大米开始，一连几单生意都以失败告终，难道自己的创业之路就这样无果而终吗？就在这时，袁亚非意外获取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不少南京人从广州购进计算机配件在南京珠江路出售，利润达2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