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宴贺台的顶上，少了当年张西庚道士的寂寞。戏台前如潮的人流，只能在传说中寻找，张宠是宴贺台建造者，他的坟墓也不见了，南大门东南不远处的深井被掩埋掉。我在向阳的土坡上，发现了一株长势旺盛的野枸杞，《本草纲目》记载：“补肾、润肺、生精、益气，此乃平补之药。”宋代诗人苏轼在《小圃枸杞》中写道：“神药不自闭，罗生满山泽。日有牛羊忧，岁有烧火厄。”苏轼写枸杞，唐代诗人杜甫、刘禹锡也有大作。一味中药，不但能治病救人，竟然深深藏了厚重的文化内涵。当地的人管枸杞叫“红谷娘子”，名字带有地方的色彩，寄寓美好的愿望。我在新枝上，发现了一枚去年遗留的干枯的果子，放在掌中，仔细地观察，经过风雪的吹打，果子却没腐烂，还是红红的。
树枝上的叶子发出新绿，蒲公英、车前子、苦菜拱出了地面。只有宴贺台背离阳光的侧面，投下了一片阴影，这里就有了旧时的气息。宴贺台下的土台跟前，朋友捡起一块残瓦碎片，他说：“这是当年庙顶上的瓦，从形状和色泽一看，不是现在烧制的。”我把镜头对准了宴贺台，我不知道几年后，这里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在宴贺台上，望着大地，我们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却无法收集到更多的真实。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用想象描述曾经的繁华的盛景，勾勒出各种建筑的原貌。离宴贺台两三百米的地方，一架“磕头井”不停地工作。西南处，则有一栋栋养殖场的畜舍，圈养的鸭子和兔子销往城市，创造了可观的效益。
面对一座土台，我们从土质的纹理中，找寻历史的气息。建筑被岁月和战乱摧毁，青灯黄卷的文字丢失，但人的名字和形象被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由人变成传说，由传说变成人，人与传说融为一体。
红瓦顶教堂
一
1路车到了柳家就停下，不再往前走了，这里是终点站。下了公交车没走几步，我在路边等候拉客的三轮摩托，找了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师傅。这种车不可能打表，经过讨价还价，他答应往返十元钱，拉我去秦董姜镇天主教堂。我坐在司机的旁边，封闭的三轮摩托，空间窄小，摇落车窗，让清新的风流了进来，平坦的永莘公路上，车辆很少，短短的几天中，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了。
已经过了小满，正是麦子灌浆的季节，很少有人干活，路边的小商店、饭店、物流、宾馆、停车场进出的人，比田里的人还多。沿途的墙上，涂着“钱江摩托”、“阳春啤酒”的广告，商业的气息在侵蚀平静的生活。三轮摩托向右拐，驶向一条不宽的乡间公路，就看到那片耀眼的红瓦屋顶。
在五月的乡村，我来到了一座“红瓦顶的教堂”前，关于它的资料稀少，人一茬茬地走了。只是这近百年的建筑，还在发出生命的呼吸。当地的老滨县人，管教堂叫“红房子”，因为当初建教堂时，它的顶是红瓦，而周围的村庄是灰色的小片瓦。灰色的水泥方形门柱子，上端是四面坡形的尖顶，红纸金字的对联，被风雨抽打得剥落，露出去年圣诞节时教堂贴的白纸黑字的对联。大铁门顶端的铁质十字架伸向天空，我犹豫了一下，没敢敲响关闭的大铁门。
1991年的秋天，在瑟瑟的冷风中，马路上有了落叶。我住在大杂院的一排平房中，门前有一株柳树，叶子变得枯黄，垂挂的枝子在风中摆动。读书累了的时候，我常常站在窗前，看着一枚叶子在空中坠落。一条大通路，邻居们走来走去，院子中间的公共水池，时间一长水嘴关不严实，经常滴滴答答地漏水。那时迷恋于文学创作，在小说中编织故事，填满稿纸上的空格。我四处找书、读书、写作，一个忘年交的朋友在政协工作，送了我一本新出的《滨州文史资料》第三辑。我读到了王洪祥、张锡英的《天主教在滨州》一文，第一次知道滨州有这么一座教堂，至于在哪个地方，还没进入深刻的田野调查。年轻时有太多的幻想，也不懂得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文物。《滨州文史资料》被压在书堆的深处，前不久在整理书橱的时候，它被翻了出来。人到中年，抒情远去了，对真实却更感兴趣了。有一次在民间工艺家张洪庆的书房聊天，他展示了收藏的鲁北的民间剪纸、手工枕套，在浓重的历史气氛中，我无意中谈起了秦董姜镇天主教堂，他却说老家篦子张就在附近，1962年，他在教堂里上的初中，当时叫滨县第一中学。对于教堂里的一切，窗子朝哪个方向开，门是不是后改造的都了如指掌。我凭着多年前读得那点资料的记忆，询问了去教堂的路线和地理方位，略略了解教堂的历史和状况。
从那时开始，我搜集有关教堂的资料，这么偏僻的土地上，天主教这个西方的宗教为何选中这个地方传播？
据新编《滨州市志》记载，19世纪末，天主教传入黄河以北。首先在今滨北办事处的李在天村活动，后传至城北秦董姜村，逐渐扩至滨城境内数十个村庄。李在天堂口初建时，由德国籍葛神甫主持，后来由本村李玉功接管。姜家堂口建立后，取代李在天堂口，成为管理滨县天主教一切事宜的总堂。上则接受周村教区主教公署的领导。
姜家堂口第一位主持为李神甫，后来继任者有沾化籍的冯神甫、宗神甫，美国籍的顾神甫。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籍神甫司道远接替顾神甫主持滨县教务。1940年，在司道远主持下，建起了今天尚存的大礼拜堂。这个时期，天主教在滨境有了很大发展，在二十余个村庄建了堂口和分堂，教徒发展到1500人左右。教会除正常的宗教活动以外，还在滨城境内创办了一些社会福利事业。1940年姜家总堂创办医院一所，内外科兼备。同时，创办高等小学一所，一个初级班，一个高级班，在校生最多时有200人左右。此外滨境各分堂也创办了多处小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4年11月，两位神甫撤离滨境。从此，天主教在滨境内的活动衰落下去。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概略，并没有对李神甫，以及后来继任者沾化籍的冯神甫、宗神甫，美国籍的顾神甫的详细记载，恐怕是没有文字的档案。我们只能凭想象，为他们描绘出一个献身宗教的圣徒的形象。现在唯一可触摸的就是这座活着的教堂，它的每一砖，每一片瓦，贮藏了历史中的声音、色彩、光线和情节。我把目光投向那道灰砖墙，触碰到坚硬上的时候，岁月磨得斑斑伤痕的青砖，心灵的深处有些疼痛。两米多高的院墙，切断了远眺的目光。墙上大红体的标语，写着“自强不息，追求卓越”。这时，一只鹊雀，闹喳喳地在天空飞过，向远处的村庄疾行。
二
我大声地喊了两句：“有人吗？”瞬间消失在空气里。食指弯曲伸出时，指尖微微动了一下，还是敲响了大铁门，铁皮声传出很远，院子里没任何反应，隔着门上的铁栅栏，向院子里张望，我的目光变得焦急。在院门的马路对面，有一家小商店走出一个老年妇女，衣着装扮，普普通通。她热情地询问了一番，我把记者证递了过去，简单地介绍了此次来的目的。她看了一下，知道我是来看教堂的，她说她就是教堂的管理员，并从腰间解下一串钥匙。铁门旁的侧门一开，我踩着砖铺的甬路，走进了在资料上读过的秦董姜教堂。
从路往前走到头，现在是一所学校，正是上课的时间，听得到读书声。迎面的墙上一个大十字架，上面书写一行“耶稣爱你”。
教堂坐西朝东，穹隆式尖顶上有一十字架，十字架下“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被风雨浸漶得模糊，不仔细辨认分不出笔画，“文革”期间绘上的红五星，还是那样的清晰。革命和宗教在墙上共存了多年，当新升的太阳从东方出来，光线照在神圣的十字架上，也照在红五星上。大门两侧有上下两层尖形券窗子，有一种向上的动势，如同举向天堂的手。乡村的教堂在大地的深处，它与大地的泥土紧密相连，没有华丽的装饰，多了一份虔诚。在这里的人情感变得虔诚，耶稣的圣像激发了崇高的情感。
偶尔有一两个参观者走进教堂，对着祭台上的耶稣不断地摁动相机的快门。他们是宗教的旅游者，不是虔诚的教徒。教堂里的净手池，跪凳，精致的雕塑，让他们浮躁的心，有了震动的愉悦，这一切，对于他们就够了。当年的能工巧匠凭借一双手，使青砖料石有了生命，有了信仰。
我未来得及问清姓名，她打开了大铁门，我们进入了秦董姜镇天主教堂。红门被推开，狭长的尖形券窗上，彩色玻璃都损坏了，换上了普通的玻璃。阳光热烈地挤进，采光充分，主厅装饰简单，却充满神秘的宗教气氛。
九十多年前，李神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为什么来到古老的凤凰城这块偏僻的乡村传教，修建这座教堂？他是坐车子来的，还是徒步而行？鞋子上落满灰尘，也没吓退他传教的决心。
当初设计教堂的建筑师，想到命运这两个字，深藏了太多的意义，但决不会想到今天这般老旧的、衰败的样子。教堂经历了近百年的磨损，毁灭性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运动都没拆毁掉，它艰难地存下来了，摸墙上的老砖感受过去。我走近教堂，在败落的建筑间，找寻细节，通过微小的发现，复原历史的真实。我是闯入者，站在教堂前的思考，目光的游移，打破了凝固的往日。我选择最佳角度，切入教堂的时间里，它是一卷活着的档案，每一块砖，每一扇窗子，每一道门都是岁月的文字。
在正门的右侧，有一人多宽的木楼梯，贴墙盘绕而上，二层不大的全木的阁楼向外悬空。年代久远了，木质的楼板，变黑的木板块踩上去吱吱作响，再也承受不了超大负荷的力量。我走在上面不敢放重脚步，怕哪一只脚稍不注意，就会破坏了脆弱的地板。教堂的管理员指着二层阁楼，称它为“唱经台”，是主日乐队演奏的地方。1972年，她还是扎着辫子的小姑娘，青春的脸上，没受过人生风雨的敲打。她装满了革命的豪情，脸上化了浓妆，和同学们从红门涌进，喧哗声中，走上木质的楼梯，来到二层的木楼上。革命的激情点燃了情感的火炬。她扮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奶奶。剧情中提示道：“李奶奶虔诚地擦着号志灯。铁梅凝神地注视。”李奶奶说：“铁梅，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戏中李奶奶虔诚对待革命，她青春的声音里少了沧桑感，在大厅里徘徊。这里上演的是革命的节目，凳子上坐的是革命接班人，不是虔诚的教徒。主祭台上悬挂的十字架和受难的耶稣，早已被砸烂，让红色的标语替代了。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2007年，她却成了教徒，教堂的守护者。我在墙上的《秦董姜镇天主教堂堂管会》的名单上，找到了她的名字——会长赵宝恩。她是一名当地的普通妇女，三年前，她家在教堂外一百多米的马路对面，盖了一幢五间的砖瓦房，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她正式加入教会，用一双劳动者的手，拈开《圣经》的每一页。多少年后，经历了人生的磨砺，她竟然成为天主教徒，被神甫委任担当会长。
三
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指出：“然而，真正的意义所在，并没有从建筑师用立面和平面图构筑的密闭世界中，或他们的自我审美表述中体现出多少。使我越来越感兴趣的并不是建筑的外形、窗户的形状或屋顶的形式，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建筑为何建成和它们如何建成，对我而言它们的含义远比它们的外形更重要。”建筑背后就是历史了，建筑和权力紧密相连。1949年，这座教堂被渤海行署改建成师范学校。1958年，改为滨县一中，后成为滨县教师进修学校。如果当初没被改建师范学校，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谁也无法回答。1996年7月，从师专毕业的大学生，带着青春的豪情，踏着到处是坑的破烂公路，来到了绿树簇拥中的村庄，村中的教堂就是滨县一中。“早上六点起床，做一点早饭，听一听鸟儿的欢唱”，便走上七尺讲台。2010年，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的一篇博文中写道：“到了‘文革’时，老教堂也受到了洗礼，四周的耶稣像都被红卫兵给破了四旧，取而代之的是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经过了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字迹还和刚写上去的一样，那时的人们就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伟人的敬爱之心。里面墙壁上用毛笔写满了口号或者是‘打倒某某’。据老教师介绍，这墙上都能找到当时校长的名字，当然都是被打倒的对象。还有一位校长因为受不了批斗，在教堂里面悬梁自尽。”2004年，他离开了滨县一中，离开了教堂，到当地的另一家学校任教。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怀念那儿，是怀念一种生活，是一种对逝去生活方式的留念。”
修女姜万礼和信徒田德荣有一张黑白的合影，那是寒冷的季节，身后的小树上没一点绿色，地上枯黄的野草，背景就是破旧的秦董姜镇天主教堂。两个清瘦的老太太都是缠足的小脚，姜万礼一生没结婚。秦董姜教堂的教徒中，教徒们纷纷称呼修女姜万礼为“姜大姑”。她是当地所剩无几的几个修女之一，家里几代人是教徒，她也从小开始信奉天主。14岁的那一年，经一个中国神甫介绍，她去了惠民县一家教会学校上学。在校期间学过医学，毕业后，姜万礼先回到了当地教书，又去沾化县一所教会学校任教。一边教学，一边传教，后来，家中老人身体不好，她便再次返回老家秦董姜村教书，同时传教，方便照顾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