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一头卷曲的亮发，露出的脖子，白里透红的双颊，处处令他犹如清晨般清新。
我穿好衣服；一同去了花园，坐在长凳上，吩咐人送咖啡来，我们便聊起来。哈金向我谈起他对将来的计划：有笔十分丰厚的财产，也不用依靠谁，他想全心投入绘画，只是奥悔这么迟才想到这点，虚度了那么多光阴，我也和他说起了我的设想，顺便道出了我的秘密——那件不幸的爱情。他宽厚地听我讲着，但我发现我的激情并没能引起他多大的共鸣。出于礼貌他陪我叹息了两三声，随后哈金便提议一起去他家，看看他的画稿。我立即应了下来。
我们没遇上阿霞。房东太太说阿霞去“遗址”了。离勒城约两俄里处有一座封建时代古堡的遗迹。哈金向我打开了他所有的画稿，他的画里有很多生活真实的反映，有种豪放和辽阔；可没有一幅杀青，我还认为那些画有些漫不经心、不精确。我坦诚地道出了自己的意见。
“对，对，”他叹息道，“您说对了；所有这些都不行，不成熟，怎么办呢！我没正式学过，并且这种斯拉夫人式的可恶的不羁性格老是显露出来。当你幻想工作时，如鹰般翱翔；你好像能震天撼地——可一旦着手工作，立即就松弛疲惫了。”
我开始给他鼓劲儿，可他把手一挥，把所有的画稿堆成一堆，扔到了沙发上。
“如果我足够耐心的话，会成点气候，”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几句话，“如果耐心不足，就只是个附庸风雅的纨绔子弟。咱们不如去找找阿霞吧。”
我们便出去了。
四
通向遗址的路在斜坡上盘旋着，指向细长、丛林密布的山谷；谷底的一条小溪从石间淌淌流过，似乎十分渴望地要归入大河，几座小山峰好像被劈开一样陡峭，漆黑的山影后，那条河静静地闪着粼粼波光。哈金让我留意几处流光溢彩的地方；从他的话里我们可以知道，他即使不是个画家，至少也算个艺术家。不久遗址便呈现在我们面前，光秃秃的峭壁顶上矗立着一座四角塔楼，已经变成黑色，但还十分坚固，不过仿佛一条纵向裂纹把塔楼劈成了两半。长满青苔的墙毗连着塔楼；塔楼上爬着些常春藤；弯曲的小树从灰白的城垛和已倒塌的拱门上弯下身来。石子小径通往那座尚完整的大门。我们已接近大门，蓦地我们前面掠过一个女子的身影，她迅速地跃过一堆瓦砾，爬上了墙头，那儿正临深渊。
“是阿霞！”哈金叫道，“真是个疯丫头！”
我们进了大门，来到一个小院子。那儿让野苹果树和荨麻占了半壁江山。阿霞果真坐在墙头。她转过脸向我们笑着，可并没动窝儿。哈金伸出手指恐吓她，我大声责备她不当心。
“够了，”哈金对我耳语道，“别理会她；您不了解：她会爬到塔尖上去。您最好还是惊叹一下本地居民的机灵吧。”
我环顾四周。小木售货棚的一旁，老太太在织袜子，她透过眼镜凝视着我们。她向游客卖啤酒、蜜饼和矿泉水。我们在长凳上坐下，喝着笨重锡杯里的冰啤酒。阿霞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双腿盘在身下，脑袋上包着薄纱头巾；她那婷婷的身姿在晴朗的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明、美丽，我没好气地瞅着她。昨晚我就观察到她的一些矫揉造作的姿态……“她想让我们惊叹，”我想，“为了啥？多幼稚的举动！”好像猜到我的心思，她突然向我投来迅速而又犀利的一瞥，又笑了起来，两下从墙上跳下来，走近老太太，向她要了杯水。
“你觉得我口渴吗？”她转向哥哥说，“不；墙上有些花儿，需要滋润滋润。”
哈金没理会；她拿着水杯，又爬上那废墟，时而停下脚步，弯腰洒几滴水，那神态是既淘气又郑重，水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她动作分外优美，可我仍然对她感到不快，虽然我也不禁欣赏她的轻盈、灵巧。在一个危险的地方她故意大声叫喊，而后哈哈大笑……我更恼了。
“她像只山羊一样的攀来攀去。”老太太把目光从袜子上转向她，嘟哝道。
末了阿霞把一杯水都倒完了，淘气地摇摇摆摆来到我们这儿。一种奇特的笑容洋溢在她的眉宇、鼻子和双唇之间、黑黑的眸子半放肆半快活地眯着。
“您以为我的举止不得体，”她的表情似乎在说，“无所谓：我知道您欣赏我。”
“娴熟，阿霞，灵巧。”哈金低声道。
她忽然好像羞涩起来，低眉顺眼怯生生地坐到我们身边，仿佛很惭愧似的。我第一次认真端详她的脸，我从未见过如此善变的脸。过了会儿，她的脸逐渐失去血色，变为一种专心、几乎是悒郁的表情；我觉得她的容颜变得成熟些、端庄些、朴实些了。她彻底静了下来。我们绕遗址走了一圈（阿霞跟在后面），观赏着风景。这时快到午餐时间了，哈金和老太太结账，又要了杯啤酒，转向我扮了个狡黠的鬼脸，嚷道：
“祝您的心上人身体健康！”
“他莫非有——您莫非有这么位女士吗？”阿霞突然发问。
“谁能没有？”哈金道。
阿霞思索了会儿；她的脸又换了个模样，露出一种挑衅的、几乎是不羁的笑容。
回家途中她笑得、闹得更欢了。她扯下一根长长的枝条，把它当枪扛在肩上，在脑袋上扎上头巾。我还记得，我们遇上了一家古板的英国人，他们人数众多，全是满头金发；似乎听到一声令下似的，他们全转过玻璃般呆滞的双眼，冷冷地，惊讶地瞅着阿霞，她也好像故意要跟他们作对，大声唱起歌来。回家后，她立刻便回了房间，直到午餐时才出现，穿了自己最漂亮的连衫裙，认真地梳理过头发，还戴了副紧紧的手套。在餐桌旁她表现得十分彬彬有礼，显得十分拘泥刻板，她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只从高脚玻璃杯里抿了口水。她明显的想在我面前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一个淑娴礼貌、有着很好教养的小姐的形象。哈金却不去管她：看来他在各方面都宠着她，他有时温厚地看着我，微微耸耸肩，好像想说：“她还是个孩子呢；就不要苛求她吧。”一吃完，阿霞便起身而立，向我行了个屈膝礼，戴上帽子，问哈金：她可不可以去路易泽夫人那儿。
“你以前也这么问我的吗？”他脸上一直挂着笑，但此时有点窘迫，“你难道和我们在一起很寂寞？”
“不，可我昨天答应过路易泽太太要去她那儿的；况且我想你们两人一起更好些。恩先生（她指指我）又会给你说些什么。”
她出去了。
“路易泽太太，”哈金开口道，他尽力躲避我的视线，“是本地前市长的寡妇，一个和善，但有点无聊的老太太。她很喜欢阿霞。阿霞很爱结识地位低的人；我觉得，是骄傲的缘故。您瞧，被我宠坏了，”他不吭声了，过会儿又说，“您说该怎么办？我对所有人都不会求全责备的，更别说对她了。我必须宽容她。”
我沉默着。哈金谈起别的来。我越了解他，就越被他迷住。不久我就懂得他了。他有着典型的俄罗斯灵魂，正直、公正、朴实，遗憾的是，有点萎靡不振，做事无常性，内心缺少火一样的热情。在他身上青春并不是如泉般喷涌，而是如静静的光笼罩着他。他特别讨人喜欢，又很有智慧，我想象不出，当他完全成熟后，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会成为艺术家？……不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工作，是不可能成为艺术家的……看着他那柔柔的面容，听着他那不徐不疾的言谈，我想，“不，你是不会埋头工作的，你聚不拢自己的力量。”但你又不能不喜欢上他：你的心被他勾住了。我们两个一起待了约四个钟头，有时在沙发上坐坐，有时在宅子前慢慢踱来踱去；在这四个钟头里，我们最终成了铁哥们。
夕阳西下，我也该回家了。阿霞还没回来。
“她真是个不听话的淘气孩子！”哈金道，“要不要我送送您？咱们顺便去一下路易泽太太那儿；我打听一下，她在不在那儿？不会走多少冤枉路的。”
我们下山进城，走进一条曲曲弯弯的窄巷，在一座两扇窗宽、四层楼高的宅子前停下了脚步。宅子第二层比第一层更倾向街面，三、四层楼比第二层更凸出；整个宅子都刻满了古老的花纹，楼下有两根粗柱子，那尖尖的瓦屋顶，阁楼上鸟喙一样凸出部分，都让这栋屋子看上去像只弓背的大鸟。
“阿霞！”哈金大声叫道，“你在吗？”
三楼灯光摇曳的小窗响了一下，打开露出了阿霞黑黑的脑袋，身后是一张没有牙、视力很差的德国老太太的脸。
“在这儿，”阿霞娇媚地把双肘放在窗台上说，“我在这很好。接着，给你的，”她说着，扔给哈金一支天竺葵，“幻想一下，我是你的心上人。”
路易泽太太笑起来。
“恩先生要走了，”哈金道，“他来向你告别。”
“真的？”阿霞说，“那就把那枝花给他吧，我这就回家。”
她立即关上窗，好像吻了吻路易泽太太。哈金沉默不语地把花递给我，我也悄然把它塞进口袋，走到渡口，到了河对岸。
我记得，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空荡荡的，奇怪的是心中却沉甸甸的。忽然一股浓烈、熟悉的香味令我大吃一惊，这香味在德国少有。我停下脚步，看到路边有一小畦大麻。这种草原上的香味很快使我忆起我的祖国，在我心底唤起刻骨铭心的乡愁。我想呼吸俄罗斯祖国的气息，想在她的大地上散步。“我在这儿干吗？我为什么要呆在这异国他乡和陌生人中间？”我大声叫喊着，我心中那毫无生气的沉重感忽然转为苦涩、灼热的冲动。我怀着和昨晚完全不同的心情回到家。我有些生气，很久不能平静。一种自己也不清楚的沮丧笼罩着我。后来我坐下，想起那位滑头的寡妇（我的每一天都以想想这个女人为结束），拿出她的一张短简。但我甚至都没打开，思绪立即飞走了。我开始想……想着阿霞。脑子掠过这样一个念头，哈金暗示过，有些难处让他不能回到俄国去……“她的的确确是他妹妹吗？”我大声问。
我脱去外衣，爬上床，尽量想入眠；可一个小时后，我又从床上坐起，胳膊支在枕头上，又想起那个“顽皮任性、带着做作笑容的小姑娘……”“她就仿佛法涅济纳宫里拉斐尔画的小加拉捷娅，”我喃喃低语，“是的，她不会是他的妹妹……”
那位寡妇的短简掉在地板上，在月色中静静地闪着白光。
五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朝勒城出发了。我自我安慰道，我是去看哈金的，但我内心却特别想看看阿霞会有什么举动，会不会像昨夜那样“闹出些古怪的事”来。他们俩都在客厅，而且真奇妙！——不知是否由于我昨晚至今刻骨铭心地怀念俄罗斯——我认为阿霞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俄国少女，质朴得一如女仆。她身着一件旧连衣裙，头发拢到耳后，安详地坐在窗前，拿着绣花绷子绣着，既谦和又娴静，似乎她这辈子除此之外没干过别的事。她几乎不说一句话，静静地望着自己的绣品，脸上的表情普普通通，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家乡的卡佳、玛莎们。似乎为了完全印证这种相似，她开始低声唱起《亲爱的老妈妈》。她低眉敛容，小脸黄黄的，我看着她，回想起昨晚的种种猜疑，有些遗憾。天气绝佳。哈金和我们说，今天要外出写生；我问可不可以与他同行，会不会影响他。
“恰恰相反，”他说，“您可以给我提些好建议。”
他戴上一顶望·代克式的圆帽，身着短上衣，腋下挟着画板便出发了；我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阿霞留在家中。走前哈金让她注意一下，汤别煮得太稀了：阿霞答应去厨房看看。哈金到了我认识已久的山谷，坐在石头上，画起一棵树身满是窟窿的老橡树，它的枝枝蔓蔓伸出很远。我躺在草地上，掏出本书；可还没看上两页，他也刚刚胡乱划了两笔；我们的话便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们格外睿智、深入地谈论了——应当怎么工作，要避免什么，遵循什么，当代艺术家的自身价值是什么等等。哈金末了觉得他今天“兴致不高”，就在我身边躺下，这么着，我们这种青春的闲聊便无边无际，一泻千里，时而炽热，时而沉静，时而欣喜万分，可我们说的几乎都是俄国人爱用的含糊语言。我们谈得心满意足，好像干了什么，干成了什么似的，便回家了。阿霞仍然像我离开时那样；无论我怎么观察她——仍然找不出一丝卖弄风情和做作的样子；这回可不能指责她做作了。
“啊哈！”哈金说，“她在持斋忏悔呢。”
日暮时她毫不掩饰地打了几个呵欠，早早便回房了。我也很快和哈金道别回家，我什么也没想：这一天是在冷静的感觉中度过的。然而还记得，当我躺下时，不由自主出声说：
“这姑娘真是个变色龙！”想了想，我又说：“可她到底不是他的妹妹。”
六
就这样过了整整两个礼拜。我每天去看望哈金他们。阿霞好像在躲避我，再也不像我们初识的那两天那么淘气了。她似乎暗自伤心、不安；笑得也不多，我好奇地观察着她。
她的法语和德语说得都特别好；可处处都显出，她从小时候起就没得过女性的照顾，受到的也是一种不寻常、奇怪的教育，和哈金所受的教育完全两样。别看哈金戴着望·代克式的帽子，穿着短上衣，但他身上散发着大俄罗斯贵族的和善和一种文弱。而她却一点不像贵族小姐；她的所有举止中都带着一种不安分：犹如刚嫁接的小果树，或者仍然在发酵的葡萄酒。她天生害羞又胆小，但又懊恼自己的拘束，因此强制自己表现得舒展大胆，但又常常做不到这一点。几次我想和她谈谈在俄国时的生活及她的经历：她总是不情愿地回答我的问话；不过我了解到，出国之前她大多时间是在乡下度过的。我有次碰上她独自在看书。她两手托着脑袋，手指深深地叉进头发里，贪婪地读着书。
“太好了！”我道，走近她，“您多努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