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他对立、主奴关系、以及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得美国人难以客观地审视越南人，同时，战争的硝烟模糊了他们的眼睛，正在进行的战争也使得美国人缺乏对越南文化的了解，难以理解越南人。一方面，很多美国人没有将越南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战争剥夺交战双方交流的机会，这使得美国人对越南人有诸多误解和不解。
美军士兵误解越南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将北越人的政治立场与民族情绪区分开来。美军士兵一方面将所有越南人称为“gook”、“slant”、“slope”，“dink”，一方面非常自然地将所有的北越人和同情北越的南越人称为“Cong”（越共），“Charlie”（越共），“VC”（Viet Cong越共），“Red”（赤鬼），“Commie”（共匪）等等。这些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称呼对他们来说与充满种族偏见的称呼（gook等）没有区别。一名美军士兵坦言自己真的不知道在与谁交战：“对我来说，Charlie就是北越和越共。我以为它们是一回事，直到那天晚上在电视里看到他们签和约，我才知道它们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事物。”（Emerson： 180）正是因为美国政府和军队用“越共”这一极富意识形态含义的词，取代了北越这一地理、民族意义上的词语，才使得很多美军士兵难以区分越南人的民族情绪与政治立场。越南翻译看到美军士兵烧毁村庄时露出愤怒的表情，美军士兵据此断言他就是越共。他们实际上是把事情简单化了。一个越南人很可能对美军士兵的暴行感到愤怒，但同时他也完全可能不信仰共产主义。如同美国政府和军队刻意模糊的那样，许多美军士兵也想当然地把民族情绪、共产主义和政治立场混为一谈。
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分析的那样，美国在越南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混淆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界限。在《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与越南1950－1975》一书中，历史学家乔治？C？赫林指出：“不管胡志明的意识形态如何，他在1950年就确立了越南民族主义的准则。”（Herring： 15）越战时期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一名高级助手多年后也意识到：“美国在越南真正对抗的力量与其说是共产主义，勿宁说是当今世界最强的政治潮流 —— 民族主义。”（Karnow， 1997： 518）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殖民地国家纷纷起义，争取民族独立。一时间，民族独立运动在全球声势浩大地展开。被法国殖民的越南也加入这一席卷全球的运动，并成功地赶走法国殖民者。美国却接踵而至，越南人民自然不甘继续被他人奴役，抗法战争的胜利激励着越南人民继续抗击美军。民族主义运动在60年代方兴未艾，美国试图阻止这一历史必然趋势的企图必遭失败。对越南人而言，只有确保民族独立后，才可能再去确定保留何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没有民族独立，一切都是枉谈。正如一名越南人所说：“我的确为共产党工作，但我的出发点是爱国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Karnow， 1997： 39）北越军队总司令武元甲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在我们整个历史中，我们最深的意识形态，人们最普遍的情感，是爱国主义。”（Karnow， 1991： 22）
越战期间，北越政府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来抵制美国政府强调的意识形态宣传，使得这种宣传对越南人来说形同虚设。美国政府强调北越共产党对美国安全和霸权造成的威胁，误导了美国公众和士兵对越战性质的认识。许多美军士兵认为：“越共步兵坚忍不拔，会与战场同归于尽，他们狂热地信仰意识形态，因为他一步入军营就被洗了脑。”（Halberstam： 117）与其说北越士兵被共产主义信仰洗脑，不如说他们更多地被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统一的理想激励着。正是对民族独立和统一的向往，使得北越士兵勇猛无比：在美军和南越士兵还在安睡时，北越士兵就在思考、谋划、擦亮武器。他们会从任何地方冒出来，袭击美军士兵和南越士兵。相比之下，南越士兵则缺乏民族独立和统一的信念，因而显得无能、懦弱、缺乏信心。由于美国政府“坚持用意识形态代替真实情况，因而冲突的真正性质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Lewis： 53）。而北越领导人完全抛开意识形态，只谈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爱国情怀。北越人在民族独立的道路上选择了共产主义，这种选择附属于每个越南人心灵深处的爱国热情。尽管很多西方人、美国人认为胡志明是莫斯科的傀儡，但对广大越南人来说，胡志明首先是一名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共产党员。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很多越南人像胡志明一样，是一名偶然成为共产党员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偶然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共产党员。如果说党派信仰、意识形态可以随着宣传、思想发展而变化，那么，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则是更多人们内心深处涌动、难以磨灭的情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就正是利用珍珠港事件激起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越战中，北越政府也同样是通过激励越南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入侵者的仇恨，才击垮了强大的美国军队的斗志。
尽管美国人一再宣称自己来到越南是为了把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带给越南人，但越南百姓并不领情。一名越南妇女认为：“我们没有民主的概念。对我们来说，‘西方文化’意味着酒吧、窑子、黑市，以及令人眩目的机器 —— 很多都是毁灭性的。我们的想象中，资本主义世界里的生活疯狂、陌生而恐怖，除此以外，我们想象不出其它的。”（Le Ly Hayslip： xiii）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越战是民主对抗共产主义的战争，但对越南人来说，“这根本不是我们的战斗。怎么可能是呢？我们对民主知之甚少，对共产主义就更不了解。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场为了独立的战斗 —— 就像美国的独立革命”。（Le Ly Hayslip： xv）另一名越南妇女指出：“我认为美国人不理解在越南的战争，他们很多人也许认为他们的士兵在正义的旗帜下战斗，在对抗共产主义。如果美国人看到南方的越南人正在伤害美军士兵，他们就会更好地理解局势。”（Emerson： 105）渴求独立自主的愿望让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越南人都以不同形式反抗着美国人。
这种争取独立、抗击侵略的决心强化了越南人民在长期的殖民和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自豪感。一名美国反战人士认为，美国的反战运动一直把越南人表现为受害者，这是错误的。他一直想让美国人看到越南人不仅是受害者，还有强烈的民族自尊：“他们爱他们的祖国、他们的树木、他们的诗歌、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语言、他们的食物”。（Emerson： 353）这些美国人忽略了越南人也有自己的快乐、骄傲和尊严，根本不需要别人自作多情、一厢情愿地去拯救。在《炎热的一天》里，博普雷与南越士兵到一个村庄巡逻，空荡荡的村庄里只有一名瘦骨嶙峋的老人。老人自豪地宣称他从来没帮过法国人，无论法国人如何努力，他都从未给他们提供任何消息：“他没有让法国人愚弄他。”（Halberstam： 186）当得知又有新的敌人到来，他表示决不会帮助这些侵略者。老人显然已神志不清，他唯一清楚的是对法国人的仇恨，以及他为保持民族气节而做的努力与不屈斗争。他知道讲着奇怪语言的新敌人必然是国外的侵略者。不论他们是谁，他对他们的仇恨决不会亚于对法国人的仇恨，因为他们使他的祖国失去了自由和独立。
正是因为美军士兵对越南的古老文化与国情缺乏足够的了解，才忽视了激励着越南人的爱国热情，忽略了越南人对民族统一和独立的渴望。
导致美军士兵只能想象越南的根本原因在于，战争剥夺了交战双方相互交流的可能。战争是两个政治实体之间的斗争，双方无任何感情、同情和认同可言。但具体实施战争的却是有感情、有个性、有生命的个体。政体为了发动这些有感情的个人为没有感情的政体参加战争，首先要做的是把战争非人化、非感情化、抽象化，使参加战争的个人相信他们是在与一群没有感情、抽象的对手在交战。所以，政府和军队在进行战争宣传时，从来都不针对交战对方的具体士兵，而只指向一个抽象的“敌人”。战场上的敌人都是抽象、丑恶、残暴的。士兵想象中的“敌人”其实是对方发动战争的那个政府，而不是组成对方军队的千千万万的士兵。但在具体的战斗中，他们往往会把对方士兵看作是对方政府的代表人或代理人，会把对对方政府的仇恨发泄在它的士兵身上。在消灭敌方士兵时，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在杀抽象的敌人，而没有意识到他们杀的是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战争的本质就是要剥夺对方士兵的个性和人性，要自己的士兵相信他们消灭的只是对方政府的军事力量。
如果战争一直像其发动者设计时所期望的那样，士兵就会永远陷于对这种抽象战争、抽象敌人的错误想象之中，他们也不会因为消灭了敌人而感到内疚。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按照政治家们的如意算盘发展。政治家们可以暂时把自己的士兵抽象为没有感情的战争零件，也可以把对方士兵妖魔化91，但他们无法让自己的士兵永远相信他们是在消灭没有感情、没有人性的战争机器。一旦士兵与敌人有了人与人之间哪怕是最初步、最表面、最肤浅的接触和了解，他们就不会再把对方看作非人。正如许多美国越战叙事作品描写的那样，开始士兵只是机械地开枪射击，没有任何良心的负担，但当他们与敌人直面相对，看到对方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时，便开始感受到良心的压力。一旦士兵意识到正在与他们交战的“敌人”也像他们一样，是有妻儿老小、爱恨情愁、喜怒哀乐的普通人，他们就无法像以前那样坦然地面对杀人放火。他们从小受到的伦理道德教育会让他们陷入道德困境，使他们为杀人感到内疚和罪过，再也难以恢复以前的平静。
在自传《战争的谣言》里，菲利普？卡普托生动描写了年轻的美军士兵发现他们杀死的敌人也是普通人时的感受。他们杀死的那名越南士兵甚至比他们还要年轻，才15岁。这时的卡普托不愿知道被杀者的姓名：“我希望永远也不知道这个男子的姓名；我希望在想到他时，不是一个有姓名、年龄和家庭的人，而只是个死去的敌人。这样心里会好受些。”（Caputo： 120）然而，他们在死去的敌人身上发现了他们亲人的照片和信，这让“我充满了矛盾。我们发现的东西使敌人有了人性，而这正是我不想看到的。如果意识到越共只是一具躯壳，而不是我想象中的神秘幽灵，那样会好受些”。（Caputo： 124）正因为他们发现敌人也像他们一样有人性，有亲人，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不仅是抽象的敌人，才让他们失去了内心的平静。
在拉里？海涅曼的《肉搏战》里，士兵多齐尔详细地描述了美军捕获的北越俘虏：“他沾满泥浆和血污的衬衫长裤像破布条一样从他身上垂下来。他很小，甚至像个孩子，发型怪异 —— 顶部蓄发，两侧剃光 —— 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血从头皮、前额、脸颊一直流到喉咙。血还从他的耳朵、眼睛和嘴里慢慢地、细细地渗出来。”（Heinemann， 1986： 61）这时，卫生员斯蒂皮克“拿出担架和毯子，把他（俘虏）放好，给他喂水，然后尽最大努力给他包扎。斯蒂皮克给他擦血污，缠绷带，同时又试图对他说话，轻轻的，如同在安慰一只受惊的狗，或一匹不安的马”。（Heinemann， 1986： 61）美军士兵其实并不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们并不都残忍无情。在没有生命危险时，他们与北越士兵之间的感情与普通人之间的感情并没有什么差异。虽然他们素不相识，虽然他们是交战的双方，但此刻他们同样都是人，都有着人类对受难同类共有的同情和怜悯。
然而，战争不允许他们对敌人表示同情和关怀。炮火摧毁了他们与北越士兵保持普通人之间美好感情的可能。寂静的夜里，这名俘虏的呻吟声开始暴露美军的行踪。这时，士兵克罗斯对卫生员说：“让他安静。”“要不让他别出声，要不开枪杀了他。”刚才还像朋友一样安慰俘虏的卫生员斯蒂皮克，此时则不得不给俘虏注射了过量的吗啡。“慢慢地，声音平息了下来，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到最后只剩下把毯子拉平的沙沙声。”这时，新兵多齐尔甚至“感到肚子麻木了”。他抗议说：“他受了伤，他是一名俘虏。”克罗斯向他解释，在战场上，自己的生命比别人的更重要：“他在暴露我们的位置。…… 而且，他是一个越南人。…… 你听着，我给过墨菲机会，我也会给阿提夫机会，我还会给你机会，但是别叫我给越南人机会。听好了，多齐尔，比呆在这里更糟糕的事就是被杀死在这里。明白吗？”（Heinemann， 1986： 63）蒂姆？奥布莱恩的《他们携带之物》也描述了同样的情形。主人公蒂姆杀了一名越南人，他望着那名越南人的尸体，心中十分难过，别的同伴都来安慰他说，如果他不杀那个越南人，越南人会反过来杀了他：“基奥瓦想告诉我，那个人无论如何总得死去。他告诉我，我杀得很好，我是个士兵，而这是场战争，我应该振作起来，不要再瞪着眼傻看，要问问自己，如果情况颠倒过来，那个死去的人会做什么。”（O’Brien， 1991： 149）这就是战争的残酷。每个人都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命去牺牲别人的生命。让美军士兵丧失人性的不是他们天性的残暴，而是战争和战争的环境让他们别无选择。
战争剥夺了交战双方相互沟通的可能。不能与越南人直接沟通是很多美军士兵不了解越南人、只能去想象他们的重要原因。因语言不通，他们不能与越南人直接对话。虽然很多美军士兵有无数的话想对越南人讲述，有无数的问题想向他们请教，但碍于语言的隔阂，却无法沟通。《追寻卡西艾托》里的伯林望着一个受伤的越南小女孩，感叹万分，心中萦绕着许多问题。但因为语言和文化的阻隔，他只能在心中重复这些话语：
这些皮包骨头、目光茫然的人是谁？他们想要什么？…… 那些小孩子们喜欢他吗？那个戴着金耳环、眉间有丑陋疤痕的小女孩，在他帮医生往她伤口擦碘酒时，她像他一样感觉到了他的善意、温暖和辛酸吗？除此外，这个女孩喜欢他吗？上帝知道，他心中没有恶意，除了好意没有别的目的。他希望她健康、幸福。她知道这些吗？她感觉到了他的同情吗？…… 她能把他与战争分开吗？哪怕是一小会儿？她能看出他只是个从爱荷华来的吓坏了的蠢小子吗？她能感觉到同情吗？
……
他不知道在广南的词汇中，是否有爱或其它同义词，也不知道友谊是否可以传递。他完全不知道。他渴望被爱，他想让他们所有人都知道他心中没有仇恨。他应该告诉他们，一切都只是一场令人难过的误会 —— 偶然、高层政治和困惑。在战争中他除了活下来外，没有别的愿望。…… 他陷入了一张强有力的网中，这张网像裹住美溪或品克村人的网一样强劲混乱。是的，他们被裹住了，他们受着折磨，的确如此。但是，上帝，他也同样被裹住，同样受了伤。他本该告诉他们这些。他不是暴君，不是猪猡，不是美国杀手。他是无辜的。是的，他是无辜的。如果他懂得他们的语言，如果有时间交谈，他本应该告诉他们，告诉那些村民，他不想伤害任何人，甚至是敌人。敌人！一个肮脏的字眼。他没有敌人。他没有伤害任何人。如果他会说他们的语言，他就会告诉他们他有多么痛恨看到村庄被烧毁，痛恨看到稻田被糟蹋。（O’Brien， 1978： 265，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伯林还渴望在战后，能带上一名翻译，去寻找那个耳朵上戴着金耳环的小女孩，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走上战场，告诉她很多美军士兵并无恶意。他们像越南人一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会请求得到女孩和所有越南人的宽恕。
透过战火的硝烟，美军士兵对北越士兵还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因为他们同为士兵。一名美军士兵这样描述他在第一次战斗中与北越士兵交火时的感受：“这家伙怎么敢向我开枪？只要我能与这些向我开火的混蛋们谈谈，我们就会相处得很好，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如果我能与这些人交谈，就会发现他们跟我一模一样，发现不是我们在开火，而是其它一些系统在操纵，我们只不过是这场混帐事件中的棋子，相互践踏。”（Santoli： 55）士兵们认识到：“越南人也是士兵，像我们一样。他们像我们一样打仗。他们也有一些职业军人操纵他们的政府，就像我们也有职业军人操纵我们的政府一样。”（Hasford： 93）他们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政府可以随意牺牲的棋子。政府不会同情士兵面对生命危险时的遭遇，但有着相同命运的士兵却能相互理解、相互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