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越南人的形象
越南人与美国人属于两个迥异的种族。种族理论把文化/自然的区分应用于两个种族群体。通常白人代表着文化，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则代表着原始蒙昧的自然，白人能发展文化并最终战胜“自然”。种族主义者常常强调两个种族之间的“差异”。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认为，差异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意义的根本。没有差异，意义就不存在。如没有与白对比，人们就难以知道黑的含义。同样，美国人通过自己与越南人的对比，能对白种人和黄种人有更清晰的概念。但与此同时，我们却面对着一种悖论：如果意义依赖于两者的差异，就容易产生二元对立。雅克？德里达就认为，几乎不存在中性的二元对立。他认为，二元中的一极通常处于支配地位，试图把另一极纳入自己的操作领域。“在二元对立的各极中始终存着一种权力关系。”（斯？霍尔：237）美国人与越南人的差异对立显然不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在美国人的文学作品中，美国人无疑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他们在强调两者的差异时，都隐含着这样的前提：美国人是文明的，有文化的，而越南人是野蛮的。这种差异不仅是智力和文化上的，而且也是身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白人一方面认为白色人种与文化相联系，他们无论是在知识、感情、还是社会生活方面都受文明的约束；另一方面，白人把其他有色人种与本能和自然相联系，认为他们缺乏理性，缺乏文明，缺乏完善的政府机构。
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尔特？霍尔指出，在对其他种族进行表述、即进行所谓的种族化表征（representation）时，典型的做法是把各种弱势文化“还原为本性，或使‘差异’自然化”。即在表现不同种族时，强调种族之间的差异是自然形成的，正如黑人和黄种人的皮肤本身就代表着他们的落后与野蛮。这种自然化背后的逻辑是，如果白人与其他有色人种的差异是“文化方面的”，那么这种差异就不是本质的，而是会发展变化的。有色人种可以通过发展自己的文化来缩小与白人的差异。但如果这种差异是天然所有的”，那么“它们就远离历史，是永恒的和固定的。‘自然化’因而就是一种表征策略，用来固定‘差异’，并因而永远保住它”（斯？霍尔：247）。
由于在两个种族的二元对立中，白人有着支配权，他们就有权力把自己的文化标准应用于他人，对弱势种族进行表述。因而在其话语里，弱势种族的文化与他们的自然本质变得可以互换，其外形特征成为他们的真实本质，并且他们无法摆脱这种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弱势种族的“生物学特征就是他们的命运”（斯？霍尔：249）。有色人种的皮肤和其他生理特征就将他们的本质定型为懒惰、愚昧、无知、冲动、爱偷窃和欺骗人。同样，白色人种的生理特征也意味着他们生而优秀。在白种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二元对立中，权力明显偏向于白种人。显而易见，种族对立中的定型化呈现出福柯所谓的一种“权力/知识”的游戏。白种人拥有着权力，从而也有可能创造和阐释所谓的知识和真理。然而，这种定型化和白人的优越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幻觉，是白人自愿沉溺于自己的想象社会中、拒绝面对另外一个同样有着强烈主体意识、有尊严和情感的种族的表现。在美国越战文学中，当美国人沉浸于这样一个“想象的社会”中时，他们对越南人的表述和描写显然就很难是客观和公允的。
那么，美国人是如何言说他者“越南人”的呢？越南人在美国人的凝视下，呈现出一种什么形象呢？种族差异最明显的表征是身体的差异。由于美国人处于完全的主体地位，在美国人的凝视下，越南人丧失了主体性，他们的身体被种族化，身体的自然特征也被简化，成为其种族低劣性的体现。
美国人对越南人的称谓充分表达了他们对越南人的蔑视。美国人把越南人称为“gook”（黄种人）、“slant”（斜眼）、“slope”（斜眼），“dink”（越南佬）。这其中，前三个词是美国士兵用来泛指东方人。早在二战中，美军就用来指称日本人，在朝鲜战争中，用来指朝鲜人和中国人，在平时，他们还用来指香港人，在越战中，又用来指越南人（Lewis： 55， 56）。“gook”在《韦氏第三新国际字典（未经删节版）》中有两个词条。第一个词条里，释义为“对棕色或黄色人种的蔑称”。第二个词条里，第一个释义是“粘粘的物质”，第二个释义是“垃圾、污物、废物、废话”。虽然在第一个词条里注明该词“来源不详”，但人们总会不自觉地把两个释义联系起来。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人，污秽不堪，肮脏邋遢。显然，他们的身体之所以肮脏，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他们的皮肤不是西方人的白色。美国人自认为洁净整齐，作为他者的越南人自然就是肮脏的。因此，他们“肮脏的”身体也成为了其鲜明的特点和代称。其实，无论是西方人的洁净，还是越南人的肮脏，都出于美国人在“想象社会”中的一种幻觉，是他们将自己的标准强加在越南人身上后，使用权力话语制造出来的“真理”。
“slant”与“slope”原本都有“斜的”之意，美国士兵经常称越南人为“斜眼”。这实际上是把越南人的“斜眼”与美国人的“圆眼”（round eyes）对立起来。当然，作为主体的美国人，他们的“圆眼”也处于中心位置，而越南人的“斜眼”自然被排斥到边缘。当“斜眼”成为对越南人的另一个蔑称时，他们身体的自然特点也被东方主义化，被定型化，意味着丑陋、原始与落后。
“gook”、“slant”、“slope”都是泛指亚洲人，而“dink”则专指越南人。该词在字典中有多种释义，其中一条是在粗话中指男性生殖器。在越战中，美国士兵出口成“脏”，他们用该词来称越南人，是在贬低有独立意识的越南人，将他们简单地物化为身体器官，从而否定他们的人性与尊严。与之相对的美国人则拥有完整的身体和健全的心智。霍米？芭芭在《文化的定位》中指出：“黑皮肤在种族主义者的凝视之下裂开，被置换为兽行、生殖器和滑稽可笑的符号”。（Bhabha： 92）法侬在《黑皮肤、白面具》中也有类似的言论：白人在看待黑人时，“不再意识到黑人，而只意识到阴茎；黑人被掩盖了，变成了一具阴茎。他就是一具阴茎。”（Fanon： 170）（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同样，在美国人的凝视下，黄皮肤的越南人也被分解得肢离破碎。他们自身也与兽性和生殖器等同起来。在小说《绿色贝雷帽》里，许多越南人津津有味地围观一只发情的猴强奸母鸡，一旁的美国人则带着鄙视的目光看着这场闹剧。小说叙述者显然认为，美国人是文明的进步民族，不屑并蔑视这类低俗的事件。而越南人在围观时，已经沦为了动物。他们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与野兽无异，才会沉溺于这种低俗的乐趣。
在美国人的凝视下，越南人所有异于美国人的生活习惯都被贴上“原始落后”的标签。越南地处东南亚，气候炎热。越南妇女长年在地里劳作，养成了嚼食槟榔的习惯，因为槟榔所含的汁水能滋润干燥的口腔，也能让她们精神振作。对越南人而言，“只有积极向上、意志坚强的（女）人才会有这一习惯”，因为它表明这些妇女“独立、健康，有能力照顾好家庭”（Le Ly Hayslip： 2）。由于长年嚼食槟榔，很多越南妇女的嘴唇、齿龈和牙齿被染成黑红色。许多越南妇女以有一副黑牙齿为骄傲，因为古代越南向来以黑为美。今天，槟榔已成为越南文化和民俗庆典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越战叙事作品中，美军士兵都提到越南妇女嚼食槟榔的习惯和黑牙齿，却没有任何人去探问过其中究竟，只是将之简单地视为越南人原始落后的另一表征。而阻碍美军士兵去发现其中真相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使得他们不屑于去了解这一低等种族。
与这种外形的简化相对应，越南人的本质也被固化了下来。如在小说《绿色贝雷帽》里，作者罗宾？莫尔笔下的南越军人要不贪污腐败，要不胆小无能，要不莽撞冲动。有的南越军官谎报士兵人数，冒领津贴。美国军人经常抱怨南越军人懒惰：“上帝，如果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攻打越共，这场战争很快就会他妈的取胜。但我们的问题却是在我们自己营地里的越南人。”（Moore： 69）他们认为正是南越士兵的懒惰与胆小，才导致美军的失利。同时，越南人还表现出对美国极度的依赖。美国飞机带着武器和物资到梅奥村里，全村上下欢欣鼓舞：“他们高昂的士气从他们放光的黑眼睛、咧嘴的笑容和轻快的脚步上散发出来。”（Moore： 169）书中的越南人看起来全都没有头脑，没有主见，缺乏纪律，有的只是散漫、肮脏、奴性、依赖性、以及对美国人毫无掩饰的敬仰和服从。
在美国人眼里，越南人犹如一群低等动物，缺乏精神和智力活动，缺乏“理性”的光辉。美国人与越南人之间的身体差异实现了自然化、定见化。在美国人凝视的之下，越南人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本质被凝固下来，并划上了等号。他们的黄皮肤、斜眼睛、黑牙齿成为了原始、无知、奴性、落后和懒惰的同义词。美国士兵一方面把越南人称为“gook”、“slant”、“slope”，“dink”，一方面又称他们为“懦夫，小偷，骗子，懒汉，混蛋，老鼠，臭大粪”等等（Emerson： 121）。这些不同的称谓对他们都只有一个含意，即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内在本质，越南人都无法与美国人相提并论，他们只是遥远而低等的“他者”。
二、主奴关系
在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越南人与美国人的形象为什么完全呈现一种二元对立呢？这其中作祟的关键就是人们强烈的自我意识。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谈到自我意识时，指出存在着与自我意识相对立的一个对象。自我意识只有通过否定这一对象，才能确信自己的存在。虽然对方也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意识，但自我意识“确信对方的不存在，它肯定不存在本身就是对方的真理性”。通过排斥一切外在于自身之外的意识，它肯定自身的真实存在。在它看来，对方是非本质的、具有否定性的。然而，由于对方也是独立存在的意识，因而这两个意识仿如狭路相逢的对手，互不退让，互不承认，只好拼死一战，以冲突决出高低，以实力判定胜负。黑格尔运用主人与奴隶的比喻，指出冲突的结果是，胜者成为主人，是独立的意识，即主体，而败者沦为奴隶，是依赖的意识，仅为对方而存在，即客体。（黑格尔：116－131）换言之，作为主人的自我意识以自己为中心，把所有外在于自己的意识都视为其“奴隶”（客体），并努力否定这些意识，以证实和肯定自己的存在。然而，无论是主人还是奴隶，其实都是独立的意识（即独立的主体），各自为了自己的存在，都想竭力否定对方。拥有话语权的主人能暂时把奴隶置于附属和客体的地位。而沦为奴隶的一方则伺机反抗，通过辛苦劳动，仿效主人，渐渐重新发现自我，即获得主体意识，并最终取代主人。
这一段有关主奴关系的论述着实精辟，实则奠定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用主奴关系去解读20世纪的东西方文化关系，我们发现，在西方的文本中，西方就是主人，而东方则是奴隶和所谓的“他者”。原本有独立意识的东方在西方的凝视之下，成为了映射在西方眼里的样子，从“主体－我”，沦为了“对象－我”，或“客体－我”，成为了黑格尔书中的奴隶，丧失了主体的意识。当我们再用主奴关系去审视美国越战叙事文学，解读美国作家笔下的越南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作家塑造了作品中的这种越南人形象。作为书写者的美国人显然掌握有话语权，视自己为有独立意识的主体，而把相对立的越南人视为依附的客体。同时，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的绝对优势，这也强化了美国人的主体意识。
在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越南人被粗暴地沦为了奴隶，他们存在着的全部意义只是为了证实和肯定美国人的存在。不少美军士兵坦言：“我们很多人忘了越南人也是人。我们没有把他们当人对待。”（Baker： 192）从踏上越南土地之初起，美国人就认为越南人“懒惰、肮脏、不可信任、对生命的价值一无所知。尽管有与之相反的种种证据，但他们仍相信这些陈词滥调，说明这一切不是来自观察，而是来自想象”（Fitzgerald： 297）。正是这种西方的主体意识，使不少美军士兵忽略了周围实实在在的越南人；也正是这种白人的种族优越感，使他们完全无视越南人的感情和尊严。
那么，美国人为何竭尽全力贬低越南人呢？在美国人眼里，越南人为何呈现出这种原始、无知、奴性、落后、懒惰的形象呢？黑格尔指出，“自我意识只有通过扬弃它的对方（这对方对于它被表明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才能确信它自己的存在”。（黑格尔：120）作为主体的美国人，为了肯定自己的存在，必须要否定它的客体。虽然他们意识到作为客体的越南人其实也具有独立的意识，但为了自身的存在，他们必须否定越南人的这种独立意识，必须简单地把他们物化为客体。因为“人们是在自我形象消极对立面的意义上构建相关他者形象的”（莱·塞格尔斯：335），美国人塑造的越南人形象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越南人的否定。人们常会把一些自己排斥的品质赋予他者，通过否定他者，强调自己的正面形象。在美国越战叙事作品中，读者在阅读越南人的同时，时时刻刻能感受到还有一个潜在的叙述者，以及叙述者凝视越南人的目光。这名叙述者常将越南人与美国人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处处以高越南人一等自居，他带着高傲的神情审视、评判着越南人。叙述者讲述原始落后的越南文明时，读者感受到的是叙述者背后先进的美国高科技现代文明。叙述者评论越南人卑微、懒惰、无知、无能时，读者能感受到有一个与之对立的美国人形象：自尊、勤奋、智慧、聪颖。在谴责胡志明残暴、专制、独裁时，读者感受到的是叙述者对美国民主、正义和自由的信心。作为客体的越南人形象越低劣，就越能衬托出作为主体的美国人形象的高大。正是这样通过否定奴隶（客体），主人充分肯定、并在某种程度上补充、外延了自身。这就是形象学所说：“我想言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我也以某种方式同时说出了围绕着我的世界”。（达？巴柔：124）
三、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是形成越南人在美国越战叙事作品中刻板形象的另一个因素。东方主义的实质就是西方凝视下的东方形象，它主要关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霸权对话语和文本的共同生产。萨义德理论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的主奴关系，即自我意识的排他性。同时，他结合福柯的话语理论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展示了西方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对沉默的他者、东方及其居民的知识进行生产的过程，揭开了东方主义者们宣称对非西方人获得客观知识的假面具，指出这是帝国主义用以修辞的惯例，是深置于西方人欲望深处的陈旧僵化的概念。萨义德提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它“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Said： 4， 1）。他在批判东方主义时指出，“东方学归根结底是从政治的角度察看现实的一种方式，其结构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Said： 43）。在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美国人对越南人的描写这种“对东方事物想象性的审察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 —— 这一意识的核心从未遭到过挑战”（Said： 8）。他们在塑造越南人时，显然也夸大了两国之间的差异。之所以差异被夸大，是因为作为拥有话语权的美国人是戴着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眼镜去观察现实中的越南人，他们对越南人形象的塑造、对越南知识的生产服务于美国政治，服从于美国的意识形态。
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大部分的越南人形象是按照美国社会的模式、完全使用美国的话语塑造出来的，大多与美国政府宣扬的意识形态暗合。意识形态是为了维护和保存现实。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越南人形象的塑造也是为了证明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将美国的价值观投射到越南人，改造、歪曲作为他者的越南人，从而消解越南人作为主体的存在。他者（越南人）的形象与这些叙事文学作品有意无意针对的读者群（即美国公众）的意识形态完全相符。
二战后，东西方处于冷战之中，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卷入了越南的冲突。在早期，美国政府告诉国内民众，美国到越南是为了帮助越南人，使他们能沐浴到民主与自由之光，生活得更美好。为了说服民众，美国政府必须向民众证明，越南人生活落后贫穷，越南人没有管理自己、拯救自己的能力和意识，无力创造美好生活。因而，越南人亟需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对之施以援手。这时，美国人昂首出现，他们胸怀坦荡，正义凛然，急人所需，乐善好施，为越南人雪中送炭，给他们提供无私的国际援助，越南人自然对他们感恩戴德，言听计从。与之同时，越南人却懒惰松散、不思进取、大搞腐败。这就强烈地烘托了美国人的无私，强调美国人即使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仍然信念执着，为了自由与民主，不轻言放弃。因此，通过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宣传，美国民众对越南人形成的“刻板印象”就是原始、落后、懒惰、无知、无能、充满奴性、忘恩负义。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人的世界之所以能为人所理解、之所以具有自己的身份却并非由于其自身的努力，而是因为有西方一整套有效的操作机制，通过这些操作机制东方才得以为西方所确认。”（Said： 40）这套操作机制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它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人对越南人的认识和印象。
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扩大东西方的差异，是因为身为作者的美国人掌握着话语的权力。正是由于作为客体的、卑微、落后、原始、愚昧的越南人存在，才巩固和强化了美国人的主体。“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建立在这种对他者生理、精神低下或不正常性的错误证明之上的。”（孟华：161）正是由于低下、卑微的越南人的存在，美国人才能够宣称：如同马克思笔下法国革命的普通民众，越南人同样“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马克思：97）。从而，他们变成落后的越南民族的代言人，变成诠释越南文明的合法权威。“作者”（author）在英语中隐含有“有权威的个人”（authorial self）之意。正是作者成了权威（authority），他们才能在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表述缺席的越南人。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使得美国人的这种话语权变得勿容置疑。有了话语权，他们就能创造所谓的真理，并将“真理”放大给公众观看，从而让这些真理深入人们的意识，成为知识的一部分。这些知识让他们相信美国相对于越南，的确是高高在上。美国人根本无需屈尊与之对话。因此，许多美国越战作家发表着自己的意见，完全置越南人的真实感受于不顾。
四、消解
虽然在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相对于美国人，越南人是客体，是奴隶，但在现实中，越南人也是有独立意识的主体。如果我们阅读越南的文本，就会发现，在他们的文学中，越南人是主人，美国人则被置于客体和奴隶的地位。西方人因其异于东方人的外貌，常被越南人当作怪物。越南村民常会嘲笑西方人走路姿势怪异，像越南故事里的怪物，即使是友好的西方人也让他们感到恐惧。一些越南人说：“在我们看来，所有美国人都一样，谁又记得他们发音奇怪的名字呢？”（Le Ly Hayslip： 189）只有与对方有进一步的接触，他们才能把一个美国人从千千万万相似的美国人中区分开来，才能从一群抽象的人中分离出有个性、具体的个体。然而遗憾的是，战争往往没有给予人们了解对方的机会。这样，对方就永远地成为一个抽象、神秘、怪异的低等人。一名14岁越南女孩写的诗清楚地表明了大部分越南人对美国人的印象：
他们被称作“美”
我哥哥说意思是美丽
但他们并不美丽
他们毛茸茸的胳膊像猴子
他们高高的个子像没有枝条的树
他们绿色的眼睛像新年市场上
煮熟了的猪眼
他们的头发金黄，而不乌黑
他们的皮肤粉红，而非棕色
他们的汽车惊吓着街上的骑车人
他们飞着的机器和蜻蜓
向人们和牲畜投下死亡
让树叶凋零
在这里，美国人并不美丽
“但，在他们遥远的国家里
他们却很美丽”
我哥哥说。
——（Emerson： 242-243）
诗虽短，诗人也年幼，却包含了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我们读到的是越南人眼里的美国人形象。正如越南人给许多美国人的第一印象一样，美军士兵的外貌给越南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怪诞、异己、滑稽。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外形特点在越南人眼里被彻底消解。其次，对越南人而言，美国人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所谓的民主、自由与和平。他们打扰了越南人原有的生活秩序，给越南带去了死亡和荒芜。第三，这名14岁的越南女孩已经敏锐地注意到美国国内普通公众对驻越美军士兵的浪漫想象。美国普通公众与越南人对美军士兵印象的迥然不同，是美丽与罪恶之间的悬殊区别。美国人作为主体时，他们美丽高大；但当沦为越南人的客体时，他们代表的却是罪恶。应该说，读到这首诗的美国人应该会感到一种震撼，因为它让美国人看到自己在越南人眼里的形象，认识到美军在越作战对越南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首诗告诉美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在许多越南人的眼里，他们的形象远非高大光辉。这促使美国人得以从越南人的角度审视自己，并重新审视他们曾经认为是卑微、充满奴性的越南人。
萨义德的论断“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主体”在这首诗面前显得无比苍白。（Said： 3）虽然在西方人的头脑和书本里，东方不是主体，但若我们跳出西方的思维方式，去审察东方，就会发现东方人同样也是有独立意识的主体，能够独立地思考和行动。虽然由于越南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使得越南人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没有美国人的洪亮有力，但千千万万越南人共同发出的巨大呐喊却不容忽视，并迫使美国最终撤出了越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