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等人通过对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因素分析发现：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在各地区间的流动和配置状况、制度变革（主要是市场化进程）在各地区间的差异、结构变动（主要是城市化），是主导地区间相对变动趋势的因素。第一，在过去的20年中，市场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民间资本流动使资金大量流向东部，加速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也扩大了地区差距。虽然财政和银行资金主要向中西部转移，但由于外资数量巨大，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量的资本流入。第二，东部持续的资金流入同时也在逐渐缩小东西部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差距。这将在未来减弱民间资本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的趋势，并改变外资一边倒地向东部倾斜的投资格局，从而减少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增长率差距，减缓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这种转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这种转变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第三，政府转移支付有助于改善中西部软、硬基础设施条件，但缩小地区差距主要应着眼于提高效率，改善投资环境。第四，东部地区长期以来享受的外资优惠政策，是导致地区间经济差距的一个原因。第五，推进银行业的改革，发展区域性金融机构，改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和就业水平，也将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第六，受收入和就业机会差距的吸引，农村劳动力有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这有利于缩小地区间人均收入的差距，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效率。第七，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在人力资本存量方面存在差距，但更重要的差距在于中西部科技成果市场化程度很低，严重影响了人力资本的生产率。第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与东部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要素生产率低，而这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第九，东西部地区间发展程度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西部地区城市化程度低，在市场导向的基础上推进城市化发展将是西部发展的一个推动力。①
陆铭等人进一步从区域分工的角度考察了在收益递增条件下产生重复建设、区域经济分割和区域差距扩大的根源。他们认为，改革以来财政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是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深层次的原因。由于较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收益的谈判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而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如果它选择加入区域分工体系，只能分享分工收益的较少的部分。相反，如果落后地区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的话，虽然将丧失短期内的分工收益，却由此可以发展起自己的高技术产业，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谈判中的地位。同时，当落后地区选择不分工时发达地区也只能选择不分工，并部分地放弃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相对降低了自己在未来谈判中的地位。发达地区初始技术水平越高、技术进步速度越快，其谈判地位越高，在分工的收益中占有的份额越大，就更加激励落后地区去通过发展一些战略性的产业来提高自己未来的谈判地位。落后地区的战略性行为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对于自身是有利的，但却造成了社会总产出的减少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①
龚六堂等人进一步解释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和资本与劳动的流动性相关。1993以后，虽然户籍制度还存在，但是很多省份已经从原来的户籍制度中解脱，因此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已经相比以前大大改善，同时，资本的流动性也得到了大大改善。当资本和劳动都可以自由流动时，边际回报率的差异增加正是表明了资源配置的效益得到提高。这种流动可能取决于不同省份的不同的优惠政策。如果一个省份的税收是基于收入来源而不是基于当地居民，则要素的流动将由要素的税后边际回报来决定。②
段雨澜认为，我国地区间税负水平的差异也是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1985年以后，我国东部地区的税负水平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85~1991年，东部地区的工商税负水平从14.84%降至9.83%，下降了5.01%；中部地区税负水平从10.8%下降至8.86%，下降了1.92%；同期，西部地区的税负水平只下降了0.2%。1994年我国实行新税制以后，由于地区经济结构不同，统一的税制在不同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税负效应。资源产品和基础产业的税负增加，而这些行业多分布在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因此这些产业集中度比较高的中西部地区税负有所加重。当税负差异作为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时，加上其他经济差异条件，就会导致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①
林毅夫等人对众多学者的关于中国地区差距扩大原因的观点进行了介绍和评述。有人强调私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林毅夫等人认为，私有企业的发展状况能够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但是，激进转轨国家的经验事实表明，私有化本身并不会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之所以充满活力，是因为这些企业进入了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行业，选择了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生产技术。有人强调不同地区的外商投资量导致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的决定因素并没有给出深入的分析。有人认为地区性保护政策是地区差距拉大的关键，因为地区性的市场保护会使本地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而且，地区市场分割和保护政策本身也是一个内生的结果，地区分割政策是在发展战略作用之下形成的。还有人将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归结为中央政府的地区倾斜政策或地理因素，认为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优先投资是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源，同时，中西部不利的地理条件也限制了这些地区的发展。但事实上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水平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亚于东部地区。如果倾斜的投资政策是导致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之前中西部地区得到了大量投资却没有缩小和东部省区市发展水平差距的事实。因此，形成中国内地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从而导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为了实现赶超战略目标，政府就要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扶持措施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转，制约了这些省区的资本积累速度，也制约了这些省区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摆脱赶超战略影响的过程要长，因而其增长绩效相对就差。②
陆文喜等人认为，资本形成差异是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总是在东部成功试点后，西部地方政府才刻意模仿或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制推广东部的资本形成模式。在这一背景下，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只能依靠国有金融机构，于是国有银行的存贷款成为储蓄———投资转化的主渠道。国有金融机构主要是服务于国有经济的，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在投资选择上必然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由于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主要任务，因而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而且，在国有银行商业化的今天，利益导向趋势越来越明显，资金的逐利性逐渐增强，国有金融机构通过资金上存而成为落后地区资金流向发达地区的主渠道。于是，在缺乏体制外的金融制度供给的情况下，西部地区有限的金融资源遭到扭曲配置：资本与良好投资机会相分离，流向了投资回报高的东部地区。西部由于资本形成严重不足，经济发展受阻，与东部的差距越拉越大。区域资本形成差异的根源则在于金融创新。东部地区因其改革后非国有经济占据较大比重，不得不寻找国有银行之外的资金来源渠道，从而就倾向于金融制度创新。而西部地区由于国有经济占比重大，可以得到更多的国家金融支持。同时，一方面金融创新成本过高，另一方面除了比重较大的、效率普遍低下的国有经济外，不存在类似于东部的增长和投资机会，于是，消极等待国家的金融支持就成了西部的最优策略选择。①
文玫通过研究发现，一个区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与区域的市场规模和外商（含海外华人）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正相关的。一个区域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也是与区域市场规模正相关的。并且，进一步降低交易和运输费用似乎会促进工业在地域上的集中。只不过，沿海地区在过去二十多年能吸引大量外资不仅仅因为该区域所享有的优惠政策，还因为它们有出口上的地理优势。中国西部缺乏东部所具有的出口地理优势，能吸引来的外商多是瞄准国内和本地区市场。②
李国平等人认为，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不是生产要素过度地集中到了核心发达区域，而是在1965~2001年的36年中，生产向东部沿海不断集中，而人口没有相应地向那里集中，造成核心发达区域生产与人口分布高度失衡。我国核心发达区域与其余非核心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占全国地区经济差距的80%以上。我国生产的极化作用不高，人口的极化作用更低，我国核心发达地区还有很大的接受人口的潜力和空间。①
刘夏明认为，经济性、地理性和历史性等因素使得东部自然地处于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