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多少年了多少年
一直被埋在深深的荒地
全靠他啊
第一个顶着漫天的暴风雪
挖出了这颗种子里的种子
并把它撒向
应该开花的所有领域
———桂兴华《邓小平之歌》
1997年国内外的大事很多，但在中国人的眼里，当年只有两件大事：邓小平逝世和香港回归。
2月19日晚上，93岁的邓小平在北京301医院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位世纪伟人永远地离开了他所深爱的祖国和人民。更多的中国人是在第二天的早上和全世界一起知道这一消息的，路透社这天发表评论说：“邓小平敢于撇开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赞成自由市场力量，并让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开放，他真正改变了中国。”中国的一位哲学教授说：“毛泽东逝世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里；邓小平逝世时，我们已经知道了该向哪里走，问题只是怎么走。”
7月1日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同时在维多利亚海湾升起。那一刻，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重回祖国怀抱；那一刻，电视机前无数中国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一连好几天的倾盆大雨，实乃香港自1840年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大自然中气象的变换，本属正常。但是，一场豪雨被人们赋予了鲜明的内涵。中国人说，这是“洗雪百年耻辱”；西方媒体却说：这是“苍天在哭泣”。
1997年，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年份。
香港的新纪元才刚刚开始，弥漫在维多利亚海湾空气中的喜庆余温尚未散尽，1997年10月，东南亚金融风暴便黑云压顶，席卷而来。
早在年初，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炒家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泰铢直线下跌。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搅乱东南亚金融市场，以图浑水摸鱼，狠捞一把。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房地产、外汇储备、金融市场管理的混乱与失控，给投机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最不堪一击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入手，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之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最后攻击中国香港，以图造成他们无坚不摧的印象，击溃市场信心，引发“群羊”心理。索罗斯认为，只要击垮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其他国家就不可避免地一个接一个倒下，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泰国，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5月，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泰国央行奋力反击，索罗斯步步紧逼。泰铢贬值一浪接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重挫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8月5日，泰国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在索罗斯的强硬态势下，各国政府均感力不从心，已纷纷停止了捍卫行动，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中起落。另一方面，国际货币投资商更是有恃无恐，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横行一时。
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有“避难货币”之称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东南亚各国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后来连东亚的韩国也未能幸免。
国际“金融大鳄”自然不会放过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狼终于来了。
其实，两个月前金融炒家就曾几次试探性地对港币进行了冲击。8月14日和15日，一些投资基金进入香港汇市，他们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用3个月或6个月的港元期货和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元对美元汇率一度大幅下降。香港当局迅速反击，通过抽紧银根、扯高同业拆息迎击投机者。8月20日就使港市恢复平静，金融炒家无功而返。然而，人们心里明白，这批炒家并不会就此罢休，双方的血腥搏斗终不可避免。
果然，“金融大鳄”们再次如期而至，对香港股市发起更大的攻击。
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此时，台湾地区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 。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1日，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65 。33点，22日下跌 1200 点，23 日继续下跌 1211 。47 点，28 日，更是大跌1621 。80点，跌破9000点大关。
在这关键时刻，香港特区政府力挽狂澜，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成功地抯击了“金融大鳄”贪婪的侵袭。
但是，后果依然触目惊心。这场风暴立即引爆了泡沫经济这一存留香港多年的痼疾。一涨再涨的香港房地产价格开始大幅下跌，使得绝大多数人所购房产的市值甚至不抵银行的贷款债务，资不抵债，每位业主平均损失267万港元。香港约有20万中产阶级一夜之间由百万“富翁”变成了百万“负翁”，成为“负资产”一族。就像做了一场发财梦，梦醒后财富化水而去，香港经济命脉严重受损。
香港楼市和股市泡沫双双破灭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香港经济遭受重创，并背上沉重包袱，此后陷入长达56个月的经济大萧条。
直到今天，每每回眸那段日子，人们仍心有余悸。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没有直接冲击到国内，但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深、沪股市持续下跌，由“牛”转“熊”；中国对美国、欧洲的出口出现下滑；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大量积压。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我国就宣布实行宏观政策重大转向，其中包括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过程中，迫切需要一个活跃的房地产市场。而当时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中国内需的带动作用还处于促进和形成阶段。
掌控中国经济大局的朱镕基高瞻远瞩，盯上了住宅建设，他认为必须尽快启动住宅消费，用它来拉动中国经济。在他的指示下，建设部等国家有关部委组织力量，加班加点研究取消福利实物分房制度，全力以赴加快住房制度改革的步伐。
这年8月，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调任建设部党组书记，准备接任因年龄到限的部长侯捷。俞正声上任没几天，就被朱镕基叫去谈话。回来后，俞正声马上作了传达：朱副总理说，建设部的工作涵盖面广，包括规划、设计、工程施工、市政建设和城市公用事业等，在任一届，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想办法把住宅建设促上去，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住宅建设的拉动，需要住房消费的启动。怎么样把居民的住房消费积极性调动起来？希望能组织有关部委尽快提出可行意见。
1997年10月，第四次房改进入筹备和研讨阶段。
紧接着，俞正声召集了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的分管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朱镕基副总理的意见。
那些天，各部委组成的政策研究班子几乎天天开会，先由每个组汇报前一天的研究成果，然后大家提出意见并对有关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再分组进行修改。俞正声也是随时了解工作落实情况，只要不外出开会，他每天一上班就把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叫到办公室，询问各项主要工作的研究进展。其间，在研究工作有了阶段性成果的时候，俞正声多次亲自召开全体研究人员参加的会议，他会就涉及的具体政策问题一个接一个追问，并点名让具体承担研究的人员作出解释和说明。
在匆忙、紧张的气氛中，深化房改政策的研究步步深入，分专题的研究报告出来后，政策研究班子来到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讨论会，进行总体材料合成。与会人员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是这个小型研讨会在后来被认为是一座里程碑，因为把中国房地产业列为国家支柱产业就是在这个会上提出来的。此后，所有享受过福利分房的国家干部和工人，在单位的大小报告会上都会听到告别福利分房和分房“末班车”这句话。2003年，国务院18号文件中终于写进了“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这句话。
从四年多的经济情势可知，朱镕基控制经济大局的能力相当出色，其结果也值得自豪。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在相当大胆程度上流露出他的忐忑的心情。目前他最为操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把住宅建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997年11月，朱镕基为京九铁路通车剪彩，顺便来到深圳进行企业调研，听取企业汇报。他特别叮嘱深圳市委负责同志，多找几家房地产企业。
于是，深圳市委安排了三家房地产企业，三家出口型企业。
下午三点，王石和深圳五家企业老总来到麒麟山庄。
在这次汇报中，王石说了他对房地产的看法：“如何刺激明年的内需消费，经济理论界认为钢铁、汽车都不行，只有住宅，提出了‘把住宅当作刺激内需的支柱产业来发展’。我认为，两三年内，住宅行业成不了支柱产业，理由有四。”
朱镕基沉吟。
王石继续发挥：“万科就是奉公守法的开发商。1992年底，房地产正火热，我提出‘超过25%的利润不做’，其意是赚取公平利润。1993年上半年建材价格翻番，万科面临经营困境，6月份的宏观调控，三大建材价格迅速降了下来，万科出现转机。1993至1997年，万科的住宅开发规模以平均70%的速度上升。对于宏观调控，万科100%举手赞成。至今为止，我还没听到第二位企业家说‘赞成宏观调控’。”
朱镕基点头：“绝无仅有！”
这句话让王石感慨万千。
王石大胆地问：“不知道朱总理怎么看住宅市场？”
片刻沉默，总理反问：“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不能。”
“如果金融市场开放，房地产行业还不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不能。”
“消费信贷放开，还不行？”
感觉到总理如此认真，王石字斟句酌：“两年内不行。”
“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朱镕基斩钉截铁。
“既然总理说行，就一定能行。”
全场笑声一片。
“哎，你是房地产专家呀。我聘请你为我的房地产顾问。不过，是没有工资的顾问哦。”
王石当场脸涨得通红，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说话有点结巴：“您不。给我发。工资，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聘请房地产顾问的事，王石本以为不过是总理说说而已。不曾想，两个月后，建设部、国家体改委、土地总局、房改办等国务院有关部门来人，约他去北京参加有关内部小范围研讨会，会上讨论的就是如何把住宅建设促上去，拉动内需的问题。
在房改政策研究中，大家对“住宅建设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关键是消费热点的形成”认识是一致的，但对1996年启动的住房消费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现状感到不解。一方面大量住房困难户亟待增加住房面积，改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却有大量空置商品住宅。有效需求的不足既制约着房地产市场的发育，又抑制了广大群众改善居住条件迫切愿望的实现。经过深入分析，大家终于达成共识：拓展市场已成为启动住房消费，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职工将购买的公房上市出售，获得资金后掏出一部分自家的存款，再向银行贷一点款，换购一套大一点、新一点的房子，在现在看来很正常，但在十年前却是一件争议很大的事情，在政策研究团队中都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一方认为原房改政策对已购公房上市有五年的限制；另一方认为买了公房住可以，要卖的话，就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买房时按照房改成本价支付，出售时得到的是市场价，这部分差价应该由国家或单位收回。
因此，要让已购公房顺利上市，必须首先解开这个扣。在对上海市长宁区试点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房改政策研究小组对公房上市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在房改中允许职工按照房改成本价买房，主要是在旧的住房体制下，住房由国家和单位建设，分配给职工居住，职工工资中基本没有或者很少包含住房消费的因素，职工应得的住房工资成了单位积累资金，用于单位建房。旧公房以优惠价格出售给职工，是对多年来职工工资中住房含量不足的补偿。职工将已购公房上市变现，获得与按房改成本价购入的差价，是职工隐性住房工资的显化，和目前房改中要将住房的实物分配转换为货币分配，将单位建房资金转化为向职工发放的住房补贴资金是相一致的。
经过深入的调研和反反复复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辩论，建设部内部基本形成了对开放已购公房上市、鼓励差价换房政策的支持。尽管在各部门之间，意见还难以达到统一，但大部分已逐步趋于认同。
回顾那时的争论，曾是政策研究小组负责人的谢家瑾感叹道：“关于房改政策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解放思想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式进入方案制订后，在国务院副秘书长张左已的协调下，国家计委、建设部会同国家体改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多次对实施方案初稿进行研究和论证，并召开会议听取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城市的意见，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住宅建设，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报告（讨论稿）》，交送国务院办公厅。
现在看来，该方案还有不少不成熟的地方，尤其是由于有关部门的坚持，方案没有跳出试图全面提高房租，以形成适当的租售比价的框框。我们不难看出，一项改革的推进，难度之大，考虑的问题之多，情况之复杂，都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这一年，对大多数内地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最是难熬。
在任志强的记忆里，1997年的房地产行业是晦明不定，半死不活。任志强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当年时这样写道：“由于当时的市场是以住房实物分配为主，限制了国有企业与财政的建房资金投入，实际就是限制了市场的需求，因此1996年全行业出现了大量亏损。与全国的经济出现紧缩现象一样，1997年全国的房地产开发行业出现了全面的亏损现象，宏观调控已使市场几乎丧失了生命力。”
可见，任志强也看到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死水一潭的症结所在。
虽然磕磕绊绊，任志强这一路走来总还算顺利：幼年闹饥荒时，他在军队大院里填饱了肚子；“文化大革命”动乱时，部队成了他最好的避难所；改革开放了，他下海经商当了经理；掀起城市建设热潮时，他正好转到了自己最擅长的房地产行业；邓小平说“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时，已是华远总经理的他不声不响地进入富豪之列。
但上帝不会总是眷顾一个人。1993年的海南房地产泡沫，堵死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上市之路。
这无疑给正憧憬着在国内证券市场上融资的任志强浇了一盆冷水。当时的华远业务急剧扩张，规模不断扩大，资金需求量大。同时，任志强希望获取更多的土地储备以保证企业的长远发展，可华远口袋里的那点钱远远不够。银行不借钱，土地又涨价，怎么办？
聪明过人的任志强明白，必须弯道超车！要上市，得先在境外寻找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为公司的外资股东，以达到曲线融资的目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香港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一个实力强大的合作伙伴，适时地出现在任志强的面前。
此时，华润正在国内各大城市挑选有潜质的资产注入。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久，“侦探们”呈交给华润首脑们一份关于“华远的成长”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华远从20万元借款起家到北京数一数二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历史。
华润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目标。
就这样，双方会面，一拍即合。一方“嫁大款”，一方“娶靓女”，华润、华远均以喜悦的心情走上购并的道路。
购并给华远带来了巨额资金，使华远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1994年竣工面积达16 。5万平方米；1995年竣工面积32 。9万平方米；1996年竣工面积47万平方米。
1996年，任志强梦想成真，华远借力海外股东华润北京置地间接在香港上市，融资达到十亿元人民币。
在这场资本游戏中，华远实属开业界先河。华远的境外上市不应该叫做公司境外上市，因为只是外方股权上市了，不需要国家任何部门批准。这实际上是华远打了个政策的擦边球。
在华远上市之后，中国证监会便专门发了一个红筹股监管文件，对合资公司的外资境外上市问题做出了规定，别的企业再用这一模式就此路不通了。
但华远这次既是“擦边球”又算开先河的上市，险些毁于任志强1985年的那段谁也说不清的“坐牢”往事。
1996年11月7日，华润北京置地上市公司正式挂牌的前一天，香港的八大报纸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同时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任志强曾被判过刑，按照香港法律的规定，没有资格成为上市公司董事。这个匿名信在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将直接决定公司能否继续上市。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过的任志强在监狱里呆了14个月的往事吗？对，就是这件往事，此时陡生波澜（后来孙宏斌在运作顺驰赴香港上市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看到香港媒体的报道后，华远的党委书记迅速跑到检察院去取证，下午五点拿到检察院出具任志强无罪的证明，由公司把这个证明发到香港，向联交所声明。
同时由香港公司的律师紧急起草了相关函件，通告各大媒体：任志强不是罪犯，媒体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如果刊登了这则信息，公司要追究媒体的法律责任。在上市前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任志强和整个公司向香港的各大媒体和联交所做了大量的应急工作，才最终保证了上市的顺利进行。
几经磨难，任志强的上市融资计划终于成功！
有媒体报道，在想起这段往事时，任志强仍无法完全释怀：“这件事对我个人来说是不觉得什么，可是如果因为我个人的事影响公司的发展，我觉得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如果公司没有找到检察院的知情人员开出证明，可能第二天就不能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华远公司和华润集团在资本市场的信誉就无法挽回了。”
从此次上市风波中，人们可以看到商海风波的险恶。不迟不早，单单在正式挂牌的前一天，香港的八大报纸和香港联交所同时收到匿名信。这个发信人选择的时间点可谓毒辣，为了上市，华远、华润都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在即将庆功的时候，突然发难，如此时将上市计划打垮，华润、华远不但从市场上拿不到一分钱，还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更为关键的是，投信人在这个时间点动手，几乎没有给华远、任志强方面留下解决问题的时间，幸运的是，在仅剩的半天时间里，华远顺利解决了问题。检察院能如此高效率地予以配合，也是此次成功上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7年，华润北京置地境外发行可换股债券1 。725亿美元，境内扩股为13亿股，当时国内还没有发行可换股债的先例，而在香港可发行换股债券，华远是境内公司用香港上市公司发债的第一家。
充足的资金保证了华远的快速发展。不管当时房地产市场多么萧条，不管多少房地产企业连年亏损，任志强和他的华远凭借智慧和远见躲过了一轮漫长的熊市，在不断降温的大势中依然风光无限。
1997年
● 4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其中贷款比例最高限额是房价的 70%，贷款年限最长为20年。
● 5月，北辰实业在香港挂牌上市，这是登陆港股的第一家内地房地产企业。
● 6月，万科增资配股募集资金3 。83亿元，重点加大深圳市场的投资开发，一举奠定了万科在深圳市场的领先地位。
● 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把居民住宅业列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住宅开始真正成为支柱产业。
● 8月，为规范土地管理，深圳市创新性地实行了以电脑测算地价为基础的“公告基准地价”制度，既增加了地价测算工作的透明度，也大大提高了地价测算的工作效率。这一制度被称之为“阳光地价”。
● 10月，建设部发布《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该办法是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具体条文的细化。
● 10月，如同瘟疫般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香港，终使疯狂投机的香港房地产业遭受灭顶之灾，教训深刻。
● 11月1日，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第六章 千年等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