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办公室形成了一个规矩，不管谁出差，归来必须给每人带个小礼品，可以根据个人特点送，也可以相同，完全取决于出差人的兴趣。这个规矩怎么形成的已经无从考证，习惯一旦成自然，再想改变就相当的困难了。
我们科出差机会多，每个人收到礼品的机会自然也就多。
科长是个务实派，带的礼物以食品居多。一次从天津出差归来，给我们每人带来一个包装盒滚满油渍的十八里街的大麻花，嘎嘣脆，我们咀嚼的声音排山倒海、惊天动地，隔壁办公室以为我们在上演武侠片，纷纷跑过来一探究竟。结果，更多的人参加了咀嚼大麻花大合唱。十八里街的大麻花很快零落成泥碾做粉，齿间自有香如故。
小水比较浪漫，从上海归来，给我们每人带来一个生日蜡烛，造型很奇特，有圣诞老人的，有小木屋的，有双心相连的，有丘比特持箭的等等。我们不忍心点燃这些蜡烛，觉得那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摆在博古架当工艺品欣赏。他送我的是一对白发皓首的老夫妻，俩人恩爱地坐在沙发上，老妇人织毛衣，老先生手持烟斗，看膝盖上的报纸。我老婆很喜欢，说我们以后能这样多好。我家的小狗也喜欢，经常趴在博古架上目不转睛地看。不幸的是，一次它不小心给拨拉到地上，摔得四分五裂，我老婆气得一天没给它吃饭。它也意识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呜噜呜噜卧伏在地，一副痛心疾首、真心悔过的样子。
小林这家伙比较小气，但是很能讨人欢欣。譬如：给科长带的礼品一般是当地最好的茶叶，虽然只有一两；给我带的是一本向往已久的书，虽然是盗版的；给小水带得最多的是工艺品，虽然是地摊上买的；给白洁带的往往是巧克力；虽然是人家促销时配送的。为了不挫伤他送礼的积极性，我们虽然对他礼品的出处心知肚明，但是从来没有人不知趣到当面戳穿，总是作出很高兴的样子，附带几句廉价的表扬。
我这人大大咧咧的，不会送礼，看上什么买什么。有的时候买的礼品完全一样，有的时候买的礼品又完全不对路。我知道白洁爱吃北京的冰糖葫芦，一次上飞机前买了十支，装入塑料袋放进旅行箱里。回来打开一看，塑料袋破了，冰糖化了，我刚穿了一次的西装，前襟沾了一大片黏糊糊的红色冰糖液体。本指望白洁收到冰糖葫芦会回赠两句感激的话，没想到她咬了一口，就“噗”地一下吐了出来，皱着眉头问，张科，从哪儿买的，这么难吃？我说，不会啊，这可是最正宗的北京冰糖葫芦了。我咬了一颗，的确太难吃了，而且是一种非常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想起来，我带的香皂牙膏等盥洗用品，就放在冰糖葫芦旁边！还有一次，给科长带了一件仿古花瓶，钱不多，很漂亮。乘飞机打包托运，取到货时已成碎片。我花了两天的功夫，用乳胶粘了起来。科长不忍心责备我，装作高兴地说，好，这只花瓶世界上绝对独一无二，可以作为遗产留给后代子孙。
我们采购礼品时，从不考虑价格，什么小摆件、小挂件、钥匙串、木手链等等，都可以作礼品的。买礼品时，眼前便晃动着同事们收到礼品高兴的样子，幸福的感觉便会水一样从心底蔓延开来。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们开始考虑礼品的价格了。别人送的礼品会在心中估个价，记在心里，下次出差带回的礼品价格只能高不能低。如果某次自己买的礼品价位低了，就会觉得占了人家的便宜，会很长时间心里不爽。没有人说破，大家都心照不宣，我们都是聪明人啊，聪明人讲的就是心领神会。渐渐地，出差送礼品已经不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反而成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负担。我们穿梭于琳琅满目的商品之间，不住地盘算着该给谁买些什么，价位多高，并要求售货员将价格打在商品包装盒上。至于实用性、纪念性等等，已经退而其次了。连自己都感到庸俗，可是，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庸俗的世界之中啊。
因为礼品问题，原来出差踊跃的我们，变成了谦谦君子，互相礼让。
我去四川宜宾出差，那里是酒的故乡。我咬咬牙，给科长带回两瓶精装“五粮液”，科长默默收下，什么也没说。
快下班的时候，科长忽然宣布，今天晚上我请客，你们谁都不准请假。吃饭时，科长打开我送给他的“五粮液”，给我们每人斟了一杯，白洁也没有放过。他端起杯子说，来，尝尝味道怎么样？
小林和小水一饮而尽，咂咂嘴说，好，正宗。白洁嘴唇沾了一些，说了一句废话，清香型的。我知道科长醉翁之意不在酒，没说话，等科长下文。
科长说，我怎么感到这酒里有股苦涩味儿呢？这两瓶酒，是张章一个月的工资啊，我喝了能成仙上天吗？孩子们哪，出差带回个小礼品，可以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促进我们的团结，感受到我们这个集体里有家的温馨。可是，礼品一旦变成了礼物，送礼进行攀比，就变了味儿，它不仅吞噬我们的金钱，还会腐蚀我们的灵魂！
我们没有觉得科长是在危言耸听。我开始在心里盘算，下次出差，得给礼品定个标准了，每人不能超过二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