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成功离不开他们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1以众帮众，相互提携
徽州最重宗法，举族经商的现象十分普通，一个商业团体往往就是一家人或同族人。徽州著名的商人家族，有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
宗族观念很重的徽商，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
有一吴姓徽商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当年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乡异党聚拢在一起的重要据点。
徽商会馆是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的专门的组织，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
明清商人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2和气生财，同行不妒
徽商好儒，深受儒学所倡导的“以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学说的浸润，深谙“和协”之道。所谓和协，“和”是和谐，“协”是协调，“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时所应达到的融洽境界。
徽商讲究以和为贵，对外广交朋友、广结良缘，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对内处好同宗关系、强化同乡情谊，构筑紧密的商业网络。徽商还讲究以人为本，对外崇敬顾客、顾客为上；对内关爱人才、体恤下属，形成了强大的人和力量。
明末抗清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徽商以行谦让之德来营造和谐的周边环境，信奉“世事每逢谦处好，便宜多自吃亏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出于应对市场竞争的需要，徽商十分注意强化同乡情谊，遇事“做退一步想”，为自身发展增强了合力，减弱了阻力。因而在封建官府乃至朝廷上左右逢源，上下通达；生意场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当初，清朝徽商胡雪岩看到，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形势下，各地纷纷招兵扩军，开办团练以守土自保。有了兵就要有兵器，因而各地急需大批洋枪洋炮。胡雪岩看准了这一点，决定充分利用自己在官场的关系大做军火生意。
在交谈中，胡雪岩从买办古应春嘴里得知，英国人有一批枪支近期运抵上海，并且正在与太平军接洽，准备卖给太平军。胡雪岩马上就决定把这笔能赚大钱的生意硬挖过来，他决定买1000支。然而，在决定买枪之后，古应春接下来又问：“除了洋枪，还有大炮，要不要买？”这让向来果断的胡雪岩有点犹豫和踌躇，并且最后放弃了买大炮的打算。
到底是什么原因令胡雪岩连到手的钱都不想赚呢？原来，福建人龚振麟在浙江主持炮局，浙江炮局主要就是制造火炮的。龚振麟不仅发明了铸炮铁模，著成《图说》，而且还专门著有一本《枢机炮架新式图说》，在铸炮技术上，颇有改良。他的儿子名叫龚之棠，颇得父亲真传。父子二人，都很得浙江巡抚黄宗汉的欣赏和重用。
胡雪岩很清楚，由龚振麟、龚之棠父子主持的炮局制造的土炮，绝对赶不上西洋的“落地开花炮”，但毕竟是他们自己造的炮。如果他买进西洋炮，由于西洋炮威力大、质量好，必然要顶掉浙江炮局制造的土炮，因而也势必侵害炮局的利益，引起炮局的妒忌。炮局龚氏父子本来就得浙江巡抚黄宗汉的重用，大肆挑剔买洋枪洋炮的弊端，反对浙江购买洋炮洋枪。如此一来，不仅洋炮买不成，恐怕就连洋枪也买不成了。
胡雪岩基于对人情世故的考虑决定舍炮而不买，只买洋枪，不仅有效避免了对炮局利益的触及，顺利铺就了成功的光明大道；而且又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经营项目，另辟市场，不至于引起同行的反对。难怪见过大世面的洋买办古应春，对胡雪岩的做法既感慨又佩服地说：“小爷叔，你真正人情熟透，官场里的毛病，全被你说尽了。”
胡雪岩回答说：“官场、商场都一样！总而言之，同行相妒。如果彼此能够不妒，什么事都可以成功！”
竞争关系往往会导致“同行是冤家”。在市场竞争中，很多企业视竞争对手为敌人，大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之势。以杀伤对方来获得自己的成长，正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过度竞争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无法获得持续成长。在这种意义上讲，企业嗜杀的基因使之难能成大器。
之前，格兰仕与美的就小家电收购一事大打口水战，引起一段同城恩怨。说起两家恩怨，可谓源远流长。当年格兰仕进军空调行业，并且宣布要做中国空调的制造大王，而空调恰恰是顺德空调行业老大——美的的拳头产业；同样，美的小家电也进入了微波炉领域，并且做到了全国市场第二，紧跟在格兰仕之后，而微波炉也是格兰仕的核心产业。两家都把对方进入自己的核心产业领域看作是对自己的侵犯，于是，仇恨就此形成。
其实，不光是格兰仕与美的之间互相视为仇敌，同在顺德的万家乐和万和之间也常常兵戈相见。青岛的海尔和海信之间，合肥的美菱和荣事达之间，都发生过类似的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恶性竞争。
同城相争只是一个极端的表现，实际上，更多的现象是在同一行业内，大家都杀气腾腾，有的不仅是要除掉主要竞争对手，还要消灭一切对手，一统天下。上世纪90年代的彩电价格大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家为了争霸而起。当年的长虹举起价格屠刀，大杀四方，随后创维、TCL、康佳等企业也不甘示弱，纷纷跟进，一时间烽烟四起，最后，大家都无钱可赚，彩电行业成为夕阳行业。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肯德基的地方，基本都有麦当劳，他们是竞争关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时候肯德基发动个什么“战役”把麦当劳给消灭了，相反，他们在互相竞争中促进彼此的进步，同样共同培育了市场。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身上，二者互相视对方为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两家企业却从来不搞恶性竞争，甚至连促销活动往往都有意错开。
也许，我们能够从蒙牛的发展中参透商业的大道。1999年，当时的蒙牛还名不见经传，但是，蒙牛没有像其他企业那样，拼命打压竞争对手，相反，蒙牛几乎投入血本，通过公益广告的形式，打出了“中国乳都呼和浩特”的旗帜。在它的广告里面，有其重要对手伊利，还有众多其他竞争对手。这样做的结果是，内蒙古的乳业整体发展迅猛，建立了中国乳都的地位，而蒙牛也借乳都之势迅速崛起，乃至最后与伊利双雄并立。
在蒙牛的崛起过程中，就是“同城相生”的典型范例。“同城相生”的本质，就是一种共存共赢。在现代社会，商业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可以达到共赢的。很多行业都可以通过大家的一起努力，最后造就一个恢弘的产业。
现代商业社会，讲的是在竞争中合作，最后大家一起成长。企业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必须懂得共存共赢，这才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大道。竞争对手在市场上好比两位武德很高的拳师比武，一方面要分出高低胜负，另一方面又要互相学习和关心。胜者不傲，败者不馁，相互间切磋技艺，共同提高。
商场犹如战场，但毕竟不是战场。战场上敌对双方不消灭对方就会被对方消灭。而商场赛场不一定如此，为什么非得争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呢？“同行不妒，什么事都可以成功。”胡雪岩的话值得我们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