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百万之众的浙商群体中，大大小小商人老板大多是布衣百姓出身。晋商、徽商的本质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晋商与封建政府紧密相连的关系，徽商的“商而优则仕”的思想都注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而浙江经济从本质特征上说是一种“民本经济”。浙商发达前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七成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八成出身于农民；“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三无起步的浙商，白手起家，逐步形成气候。
1农民企业家成为浙商群体主流
浙商群体首先是从农村中产生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使农民成为自主经营者。在这个基础上，乡镇工商企业发展起来了，涌现了第一批农民企业家。早期作坊式的家庭工业是农民成为经营者的主要“孵化器”。如今，不仅密布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的浙商绝大多数其“身份烙印”还是农民，许多声名显赫的大企业家也是“出身垄上”。
作为中国平民创业成功的典范，许多浙商却怎么看也不大像是经典教材里给我们描述的“精英人士”。万向集团老板鲁冠球当过铁匠，横店集团老板徐文荣是农民，正泰集团老板南存辉做过修鞋匠，德力西集团老板胡成中曾经是裁缝，人民电器集团老板郑元豹是工人，华立集团老板汪力成曾经是丝厂临时工，001电子集团老板项青松曾是农机工，星星集团老板叶仙玉是农民出身，奥康集团老板王振滔当过木匠……农民商人的扩大，是浙商群体庞大的首要因素。
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万向节之王鲁冠球现在是企业家是个长青树，拥有亿万家财，“闻达于诸侯”，名扬海外。如果从创业之初来看，他不过是浙江宁围乡的一个农民。鲁冠球1944年出生于萧山区宁围乡，和杭州市区仅一江之隔。鲁冠球和母亲住在萧山农村，父亲当时在上海一家医药厂工作，工资微薄，一家人生活困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初中刚毕业的鲁冠球不得不背离自己当文学家、科学家的梦想，自己养活自己，15岁时在萧山县铁业社当打铁的小学徒，就在他刚刚学成师满，有望晋升工人时，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企业、机关精简人员，他家在农村当然被“下放”回家了。
鲁冠球回乡当起了农民，但他的内心却不甘屈服，不承认农民一辈子就该生活在泥土里，艰苦的劳动不仅没使他将意志埋进庄稼地，反而使他发了狠：一定要摆脱泥腿子的宿命，混出个人样来。
三年的铁业社学徒生活使鲁冠球对机械农具非常熟悉，也使他对机械设备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当时宁围乡的农民要走上七八里地到集上磨米面，鲁冠球也不例外，久而久之他竟情不自禁地对轧面机、碾米机“一见钟情”。而且他发现，乡亲们磨米面要跑得路太远了，很不方便，如果在本村办一个米面加工厂，一定很受大家的欢迎，而且可赚些钱。如果自己能买机器，既省了磨面的钱，又省了乡亲们的功夫。
亲友们得知鲁冠球的这一想法后都很信任他，也很支持他，纷纷回家翻箱倒柜，勒紧裤腰带凑了3000元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办起了一个没敢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然而，那样一个年代是禁止私人经营的，所以鲁冠球搞米面加工厂的消息传到某上级领导那里后，就给他定了一个“不务正业，办地下黑工厂”的罪名，然后立即派人查封。
鲁冠球和乡亲们一面到处托人求情，一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夜晚抬着机器跑，一连换了三个地方，最后还是在劫难逃，鲁冠球这条“资本主义尾巴”被揪住了，并且被狠狠地砍了一刀：加工厂被迫关闭，机器按原价三分之一价钱拍卖。这样，鲁冠球负债累累，只能卖掉刚过世的祖父的三间房。鲁冠球自己尚未成家就折腾完了祖辈的家业，落得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鲁冠球几乎被这无情的打击击垮，他很长时间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日闭门不出。让他感到特别痛苦的不仅是这次创业实验本身的失败，而是由失败给家里带来的巨大压力，父母亲用血汗换来的钱已化为乌有，他成为了“败家子”。但是，鲁冠球没有消沉，没有埋怨命运，没有抱怨生活，而是独自咽下了生活的苦水，重新挑起自己生命的重担奋然前进。
没过多久，鲁冠球又钻了“停产闹革命”的空子，在铁锹、镰刀都买不到，自行车也没有地方修的年月，收了五个合伙的徒弟，挂了大队农机修配组的牌子，在童家塘小镇上开了个铁匠铺，为附近的村民打铁锹、镰刀，修自行车。这一铁匠铺吸引了周围的许多男女青年，以后，鲁冠球的农机修配组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历史的机会终于落到了有准备的头脑上。1969年，宁围公社的领导找到了鲁冠球，要他带着他的伙伴去接管“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这个所谓的农机修配厂其实是一个只有84平方米破厂房的烂摊子。很多人担心鲁冠球会陷进去难以自拔，但鲁冠球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认定，这或许可以作为创造一番大业的起点。于是，鲁冠球变卖了全部家当和自己准备盖房的材料，甚至连结婚时别人送的收音机也变卖了，把所有资金都投到了厂里。鲁冠球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这个工厂的命运上，虽然这个工厂前程未卜。
从做万向节起，鲁冠球的创业之路发生了重要转折。万向节是汽车传动轴与驱动轴之间的连接器，因其可以在旋转的同时任意调转角度而得名。当鲁冠球开始接触万向节时，全国已有50多家生产厂商，而且产品饱和，唯一有空间的的市场是生产进口汽车万向节。一个农民办的企业想生产工艺复杂的进口汽车万向节，许多人看来，无异于飞蛾扑火。而且，鲁冠球不惜丢掉70多万元产值的其他产品，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万向节上，这让许多人难以理解。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决策时，不能不为鲁冠球过人的判断力和选择小厂走专业化的道路而拍案叫绝。万向节虽然生产出来了，但是1979年当鲁冠球为刚刚问世不久的产品寻求销路时，却遇到极大的困难。在计划体制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一个出自乡镇企业的产品绝难取得计划体制的包容。必须自己创天下，鲁冠球租了两辆汽车，满载万向节参加山东胶南全国汽车配件订货会。3万名客商，沿街的展销点，却容不得鲁冠球一席之地。3天过后，鲁冠球摸清了各路厂家的价格，毅然提出大降价的决定，市场顷刻之间发生了变化，鲁冠球站在了市场的最前面。
浙商现象是各地发展民营经济最有借鉴价值的样本。赤手空拳打天下，规模可大可小，资金可多可少，不必担心自己缺什么，进入门槛很低。他们的经验主义，他们的组合才能，他们的三流人力做出一流效益的本事，小业主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大老板也可以从浙商的低调内敛的经营实践中悟到许多正面的启示。
2从草根开始生长，彰显强大生命力
面对无处不至、无处不在的浙人商群，在无法拒绝它对我们生活的种种影响之余，人们不能不深思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支持了浙商，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他们的精神世界。答案之一就是浙商的“草根”精神。
草根性是社会学的一种讲法，有人把它用来形容浙商出身贫寒，性格坚韧，正如同草根过了冬天便重新发芽。“草根层”是最基础、最贫贱和遍地皆是的同义词。浙商们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但“草根层”的爆发力使举国震惊。温州人做起了打火机，韩国、日本的大公司只好歇业；宗庆后的非常可乐，销量已经逼近了百事可乐；躲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庄启传，他的洗衣粉市场是所有跨国公司在华销量的4倍。遍地散落又遍地“扎堆”的“草根层”创造了遍地开花的经济，难以数计的浙江人把“浙商”这个名称写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写向了世界。
按照西方学术的规模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而同样难以解释的，是资本、技术、人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平均水平都远在中国同行之上的跨国公司，竟然只有3成的在华外资企业盈利；草根企业居然比国企、外资同行有活力；浙商们“落后的、低级的”企业组织却效率很高。
在浙江，有一种在以前的经济地理学上找不到的产业模式——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以及大小业主和谐共生的，符合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极具竞争优势。
处于“草根层”的浙江人几乎把经商作为了第一选择，无论资本多少，无论创业多难，他们硬是从小打小闹开始，小到一枚纽扣、一个打火机也敢去竞争国际市场，闯荡四海。这种经商的全民性，造就了浙商的规模经济效应，使看起来偏小的浙江民企无形中结合为一股庞大的竞争势力。而支持这种全民经商活动的是“草根层”压抑已久的欲望：要生存，要发展，要致富，要自强。
浙江义乌城西镇蒋母塘村的农妇俞巧仙，迫于家境贫困，初中毕业就步入社会，外出打工。俞巧仙从做皮蛋生意起步，锲而不舍，成了皮蛋大王；做保健品代理，她舍命投入，年产值超亿元；办厂打品牌，她落地扎根，开发出了“植物黄金”铁皮石斛；创办公司，她趁势而上，建起了集团公司。在历经制皮蛋、保健品代理、办厂打品牌、创办个人公司4个阶段，以不屈不挠、顽强生存的“草根”精神做成了一番大事业，成了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女企业家。
2004年3月，俞巧仙成立了浙江森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拥有森宇实业公司、森宇药业公司、森宇生物工程公司、深圳今之康保健食品有限公司、香港花儿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10家全资子公司，光是铁皮风斗的销售额就突破1亿元。
回顾自己多姿多彩的经历，俞巧仙说，她的创业是源于草根，高于草根。源于草根的财富给俞巧仙带来高于草根的追求，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再到大城市、国际城市。根植于草根的俞巧仙的性格让她走向全球，收获着财富，更给无数仍挣扎在草根丛中的平民朋友们提供了思考、梦想和希望。
浙江人的生存能力很强，无论在何种恶劣的环境下，都像一棵野草一样，自己会找到阳光和雨露。我们前面提到的鲁冠球就是从“草根层”成长起来的以生存为原动力的浙商，因而在浙商中有着更强的代表性。支持鲁冠球走向竞争大舞台的，也正是来自“草根层”的那种可敬可畏的意志。生存欲望转化成了巨大的原动力，是喷涌的欲望把鲁冠球和他的万向集团一次次抬升起来，终至使其脱颖而出。想一想这一成功该是多么令人敬佩。
在浙江乃至中国，鲁冠球被称为“最早运用市场规律的人”，是市场启发了这名萧山宁围人，使他从一个没受过太多理论教育的农民，一步步地经由实践比别人更早达到了更高的境界。鲁冠球自然只是无数浙商中的一个代表，他的存在只是浙商“草根层”的一个实证。
从鲁冠球的成功不难体会出，浙商的厉害还不仅仅在于有像鲁冠球这样风云一时的名家，更在于其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在于像温州、义乌那样的国内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的民间经营者阵容；在于他们的全民皆商。为了生存，一息尚存就要拼搏，浙江“草根层”生命力的强大体现了浙商生命的基本动力源，这也正是“浙商不倒”的真正奥秘。
3知识分子商界大显身手
浙商从整体上来说，平民创业者较多，出身低，学历低，是早期浙商创业者的真实写照。如今，那些平民创业的老板不但改变形象穿了“西装”，而且急切要求员工在品位上提升，从简单地向员工下达命令转变为观念上向“我”靠拢。许多企业从规模到管理向国外的企业学习，加入WTO后更是如此。
许多浙商都有了儒商形象，他们与学者做了朋友，读了EMBA，经常进行思想的互动及分享，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从经营哲学到人生哲学。有的甚至向学者靠近，更愿意做思想家，而很多学者却想做企业家了。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等都已成为深受中小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欢迎的“教授”，因为他们结合自己的企业实践向人们讲述的是哲学的感悟。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的专著《财富与责任》成了畅销书……事实上，浙商历来都不缺乏有知识有学历的儒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近代浙商像杭州的叶葵初、绍兴的吴鼎昌、吴兴的刘锦藻、海盐的张元济都是进士出身；杭州的陈蝶仙是著名的文人。饱读经史，由仕而商者，俯拾即是。
明朝著名学者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一文中，真实地塑造浙江东阳一个“家贫嗜学”的“东阳马生”形象。早期的浙江人虽然很贫穷，但是非常重视教育，作为父母自己吃不饱，勒紧裤带也要让子女上学。现在的浙商有一部分是高学历的儒商，像东阳的郭广昌，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创建了复星集团，他所取得的成绩确实与在家乡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分不开。
我们应该清晰看到：浙商90%以上低学历或者出生于农村的结构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近两年来各种各样的“富豪榜”都传递了一个信息：浙商新一代正成为真正的财富英雄。无论是丁磊的“游戏人生”，还是陈天桥的“财富传奇”都昭示着新浙商的力量。在高科技领域，浙商也占尽一席之地，像浙江海宁的潘广通所创建的“天通股份”目前成了国内软磁业最大的企业，号称“中国软磁王”。在能代表高科技的中国互联网和网络游戏浪潮中，很多重量级人物都是浙江人。盛大的陈天桥是绍兴人，阿里巴巴的马云是杭州人，网易的丁磊是宁波人，杭州天畅的郭羽是杭州人，联想的杨元庆是舟山人，金山的求伯君是新昌人，博客网创始人方兴东是义乌人。浙江人撑起了中国IT的天下。
现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活跃在IT舞台上的浙江人的身影，这些浙江的IT英雄凭借着自己的胆识智慧和掌握的知识，将他们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撑起了中国互联网的半边天。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发现，知识是他们共同的武器。杨元庆是中科大的硕士，求伯君毕业于国防工大，丁磊是电子科大的高材生，陈天桥更是复旦大学的“上海市优秀学生干部标兵”，马云做过杭州电子工学院的讲师，方兴东更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知识创造财富，21世纪更是知识经济的天下，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浙江人在知识帮助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商界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