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的一天，我坐火车到山西省第一监狱去探望二哥。二哥19岁在北大数学力学系读书时被打成右派，1960年毕业后发配到山西陕西交界处一个极其偏远落后的小县城里当了一名中学教师，“文革”开始后因为被抄家发现了所谓的“反动日记”而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我这次去，探望是名，目的是想和他计议一下他申诉平反的事。因为当时许多右派都改正了，他还在监狱里服刑，而且是无期徒刑。
办好了手续，我走进了监狱的大门，哦，好高的墙呵！墙头还围着密密的电网。进了大门，是一个过道，右边的门通向犯人的宿舍，左边的门通向改造他们的工厂。我进了接待室，不一会儿，一位干部模样的人领着二哥来了。二哥穿一身灰色的囚服，眼镜腿用胶布缠着，白色的胶布已经镀上了一层黑亮的油泥，贴身的背心是紫灰色 的，细看才看出原来是用废砂布洗掉了残留在上面的砂粒以后拼缝而成的。眼泪禁不住 涌上了我的眼眶，但我还是强忍着没掉下来。理智告诉我，现在还远不是痛痛快快哭一场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次来的目的。我们交谈的时候，那位管教干部（二哥介绍说是他们的队长）一直在一旁监视着。二哥高兴地告诉我，他刚刚收到北大给他寄来的平反通知书和扣压了十八年的毕业证，他拿给我看，那上面贴的还是他高中毕业时照的那张相片，圆圆的一张娃娃脸。同时还附着一封信，是北大主管右派平反的一位负责人的亲笔信，在信的开头称他为同志。二哥说，二十多年了，这是第一次有人称我为同志。我就着这个话题提起了他申诉的事，二哥看了一队长，说，他不准备申诉。因为按照监狱里的惯例，只要申诉，就是不认罪服法，而不认罪服法的犯人在监狱里会受到什么待遇是可想而知的。很快，会见的时间结束了，我只好怏怏地走了。
没想到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刚刚上班，传达室说有人找我，我下楼一看，竟是二哥，依然着灰色的囚服。他说，我无罪释放了。我说，你当时不是说不准备申诉么？不申诉怎么能平反呢？他说，当时队长就在旁边，我是不能当着他的面表明自己有申诉的想法的。过了没几天，他就托一位出狱的难友把申诉书带出来，寄到最高人民法院。没想到办得这么快。
下班以后，我和他一起回家。走到家门口，我才想到，母亲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了，如果惊喜过度，出点事岂不乐极生悲么？于是我赶紧快跑两步进了门，我对母亲说，妈妈，告诉你一件喜事，我二哥回来了！妈妈瞥我一眼说，别和妈开这种玩笑……她的话还没说完，二哥已经迫不及待地推门进来了。母亲怔了一下，走上前去攥着二哥的两只手，顿时，泪珠一串串一淌了下来……
（原载《南方周末》1998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