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斗争中，绍兴市法律顾问处四名工作人员中有三人被划为“右派”，只有秦国光幸免于难，未被打成“右派”；但他并未能幸免批判，而是被内定为“右派边缘分子”，具有“中右”思想，被组织有控制地使用。
1958年10月，受极“左”思潮影响，绍兴市法律顾问处的工作几乎遭到了全盘否定，市法律顾问处正式被撤销。秦国光也被调回绍兴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工作，重操刑事审判的旧业。秦国光原是县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后因组建法律顾问处的需要被调入法律顾问处任负责人。法律顾问处被撤销后，秦国光重回法院工作，按理应该恢复他刑庭副庭长的职务，因为毕竟他对党的工作忠心耿耿，在工作中没有犯过重大错误。秦国光识时务，心领神会，对照在法律顾问处遭批判的现实，知道他是不可能再被任命为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的，于是便安心于审判员的工作，力所能及地完成组织交办的工作任务。
1958年，公、检、法合署办公。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审判长、侦察员、检察员、审判员彼此可以代行职权，实行“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职能被取消，对防范犯罪、侦察破案，减少事故提出了一些过高的指标，以致出现浮夸、虚假现象。并由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盲目多捕、多判、多管制，刑事案件数量大幅度上升。1959年5月后，中央提出了“少杀、少捕、管制也要少”的方针，收捕人数才大为减少。1964年起，推广“枫桥经验”，出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局面。绍兴全县也出现了“捕人少，治安好”的形势。
秦国光调回绍兴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这段岁月中，除了完成上级交办的刑事审判工作外，他还积极投入绍兴县委组织的学习中，参与“反右倾”斗争和“拔白旗”运动，参与贯彻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学习运动，参与纠正“左”的错误的讨论。由于政治活动多，秦国光忙于应付，不可能挤出更多时间，去钻研刑事审判工作。
1963年7月，绍兴县委按照中央的指示，把主要精力转移到领导农村开展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富、清理工分”为内容的“四清”运动上，在城市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而开展“四清”则成了当时的中心任务。1965年12月，上虞、诸暨等试点县的“四清”工作基本结束。绍兴地委又领导绍兴、嵊县、新昌等县，普遍开展“四清”运动。秦国光被抽调到新昌县搞“四清”，他在新昌农村一蹲点就是两年。“四清”工作扫尾工作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四清”工作队成了“革命”的对象，只得撤离新昌，秦国光也就返回法院工作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运动已无法控制，绍兴公安司法机关遭到严重破坏，“人民保卫组”行使公、检、法职能，“彻底砸烂”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政法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大批公安司法干警遭到打击、迫害。社会上出现“打、砸、抢”现象，治安秩序一片混乱。
从“四清”回来后，由于“人民保卫组”接替公、检、法工作，法院中人浮于事，秦国光则被下放到稽江人民公社工作，去经受新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