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一次以种族、阶级和性别分化为基础，同时以种族化和男权资本主义普通结构中社会政策的跨国差异性为背景来关注社会政策的影响。这些关注点中的大部分置于原先社会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主流之外，至少在英国是这样。三篇重要的有关最近英国政策变动的学术评论由希尔斯、约翰生、萨维奇和罗宾斯在１９９０ 年出版。这三篇评论信息量很大并且通俗易懂，将会被广为使用。然而，这三篇评论都没有给予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更多的关注。总的来说，这三篇研究反映和加强了英国社会政策分析有价值的经验传统。甚至使用职业社会阶层作为一项批判性参数看起来是学术流行的淡化。人们对于在政策分析中使用和操作“阶级”这一概念仍然存有很大的反感，大概是出于对其马克思主义含义的恐惧。然而，在英国，阶级（无论使用何种定义）对于社会结构和分析福利国家的功能与影响具有明显的根本性作用。
在英国围绕着性别和社会政策分析相关的议题对于主流来说依然有些不重要，虽然过去２０年间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大量的女性主义学识。正如麦克莱恩和格罗夫斯（１９９１：２）所述：“包括一些近期著名文本在内的主流社会政策文献继续在令人惊讶的程度上将女性边缘化。”“女性议题”和女性主义结合起来在一些社会科学中被看做一个从主流分离出来的特殊领域。因此，在英国有关女性和社会政策的批判性文献现在非常多，但是它们被主流忽视，虽然这大大提升了女性在社会政策学术团体的上游中的代表程度。
在英国对种族和社会政策的批判性分析主要是在社会政策的学术“训练”之外进行的。在英国没有关于种族和社会政策的一般教科书，同时在社会政策学术团体中也很少见到黑人的面孔。种族问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比性别和阶层还要在社会科学学科中被边缘化。尽管如此，种族关系研究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及斗争依然是政策议程中的议题。
这一章尽力展示了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三根支柱——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家庭政策——包括植入在阶层结构中支持家庭和国家的男权及殖民观念的福利公民权意识。因此，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自由集体主义福利国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观念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比如：对最小社会福利的承诺，大量贫困和劳动纪律相关的社会保障措施的现实；对女性全职家庭福利角色的承诺和女性就业需求的现实；对来自前殖民地的外籍劳工福利公民权的承诺以及确定主观的制度化和结构化种族主义的现实。这些矛盾不断变化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才达到相对令人满意的结果，从那以后变得更差了。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开始，若干因素影响了福利国家的重构和缩减。这些因素包括税收上反对福利国家无效率的反弹、福利开支的通货膨胀影响以及对大量失业的重现。英国阶级的脆弱意味着这些发展在英国要比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得更加激烈。福利国家的重构和削减频繁受到福利需求的持续的抵制，这种福利需求来自于福利消费者、专业认识和一般就业者同时也来自于女性、黑人和其他群体中的贫困游说和新社会运动。
从１９７９年保守党政府执政开始，兴起了一场针对福利国家的断断续续但激烈的斗争，同时撒切尔主义者在试图转向一种更加集中化的，同时或多或少对私人福利供给进行公共管理的美国福利国家版本上取得了一些成功。地方和中央政府应该成为管理者，同时允许各种私人福利形式（包括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存在，以上观点现在不仅为新右派的智囊，也包括许多左翼人士广为接受。政策变动的步伐趋于渐进和实用主义，但是这为１９８７ 年后的“第三轮”社会保障、就业培训、国民卫生服务、教育和住房改革集聚了动力。通过福利供给来实现对公平和社会正义的自由集体主义观念上承诺的很多内容已经淡化了或消失了，更不用说结果了。很少有人怀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收入、健康状况和其他福利参数上的职业社会阶层的不平等扩大化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战后工人阶级中收入较高和工作更为稳定的那部分人和失业以及低收入的那部分人之间的物质福利的分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加剧。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在性别和种族不平等方面发生了什么总的变化并不十分清楚。和美国一样，可以看到女性和黑人中的阶层分化现象进一步强化和固化了。一部分富裕的少数族裔从企业经济和部分市场导向的机会平等中获益，同时另一方面包括单身母亲和年轻黑人在内的下层社会正遭受日益增长的贫困和社会隔离之苦。
然而，虽然在撒切尔主义之下这些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仍然可以说自由集体主义的重要内容仍然保留了下来。撒切尔主义无意中成功地将福利平等和需要议题与福利效率和效力等重要议题同样进一步推上政治议程。包括贫困游说运动、妇女运动、反种族主义压力、残疾人运动等的新社会运动并没有被一扫而空，并且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调和了撒切尔主义措施的负面影响，还可以发挥其优势作用。因此，泰勒－古柏（１９８５：６３）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著作中主张撒切尔主义社会政策实施的第一个五年所展示的更多的是对过去的继承而非差异。对社会政策的撒切尔式试验的评价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比如，约翰生（１９９０）强调撒切尔主义的“成功”体现在通过将福利需求和服务私有化重构了福利国家，提升了社会不公平，并且使得福利管理更加缺少民主和责任。这一分析与本章中进行的分析很接近。然而，形成明显对比的是，罗格朗（１９９０）认为福利国家不仅几乎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而且在一些领域繁荣发展，并且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经济成功做出了主要贡献。人们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撒切尔主义社会政策推行的动力无疑在“下层社会”的组织化和暴力压力下而放慢了。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５年的城市骚乱以及１９９０年的反人头税运动是明显骚乱式抗议的最突出的例子，这促成了保守党内部另一种思想的出现。在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教会的支持下，和新社会运动一样福利压力和利益群体的打击有助于削弱对撒切尔保守主义的支持，这也有助于１９９０年１１月撒切尔夫人的下台。写作本书的时候（１９９１年６月），英国社会政策未来的方向还不确定，但是一种稳健的转向，要么回头转向自由集体主义要么向前转向社会市场法团主义，似乎是可能的。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的政策变化的影响作出完全评估只有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才有可能，因此不能过早地对由撒切尔主义主导的自由集体主义的转型有多深以及能持续多久形成结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英国福利国家似乎继续在从战后的自由集体主义转向由国家管理的采取营利和非营利形式并举的私人福利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决。反对党不同程度地承诺福利国家的更大责任以及福利机会和结果的更大平等，但是很少有人支持瑞典的社会民主模式。联邦德国的模式是建立在独一无二的德国背景下的福利混合经济基础上的，这也不能简单地照搬到英国。在新右派看来，很明显他们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甚至以后通过更为激进的撒切尔式道路发展福利国家越来越不耐烦。１９９０ 年９月一群新右派保守党下院议员明显是在撒切尔夫人的鼓动下，提出了福利国家完全私有化的纲领性建议，也就是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建立在私人保险基础之上，同时为完全私有化的教育制度建立赠券制度。（ＣＰＣ，１９９０）这些建议在战后几十年间有规律地显现出来，但是在保守党内部对这些建议的支持毫无疑问上升了。然而，保守党内和选民中对这些建议的支持程度看起来非常有限，正如我们看到的从１９９０ 年１１月以来，梅杰政府暂时转向广泛认可的同一民族托利主义。可以肯定的是，围绕着英国福利国家的斗争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将会长久而艰巨。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本书所讨论的四个福利国家都遭受日益增长的压力，受困于日益增长的福利与服务的需求和日益减少的资源供给的钳制。在劳动力市场上，充分就业的终结以及非正式、间歇和兼职就业的增长颠覆了福利制度的社会保险基础。失业人群中的贫困现象卷土重来。在家庭政策方面，女性就业的扩大以及妇女运动的出现挑战着社会政策的男权基础。越来越多的女性承担着来自就业和无报酬的家务的双重负担。医疗保健制度的成本和期望在技术的、行业的、人口的和患者的压力推动下急速膨胀。虽然福利需求日益增长，但是对福利收益和服务的直接性公共供给的资助都削减了，表现为更大程度上在英国和美国，较少程度上在德国和瑞典。通过更为严格的行政管理和私有化原理来实现福利国家中更好的经济效率的努力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取得预计的成功。结果福利方面的社会不平等似乎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扩大化了。这里，我们集中关注社会阶级、性别和种族不平等。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最近以来，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和有技能的劳动阶级已经成功地捍卫了他们在福利国家中的利益，同时少数工人阶级正遭受相对于他们需求的社会福利份额下降之苦。在过去２０年间，女性在福利国家中的权利普遍得到了提升，但是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和隔离并没有明显变化。随着女性更多地依赖福利国家和来自就业的收入，而较少依赖男性，一种新男权制出现了。在获取和对福利收益与服务的需求上的种族不平等在所有四个国家依然十分严重，同时有证据表明这些现象在过去２０年间可能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议题似乎还没有成为瑞典和德国社会政策议题的内容。在美国和英国，该议题已经提上了议程，但是仍需要更为有效的反种族主义政策来纠正潜在的趋势。因此，福利国家变得更加不公正，同时也没有明显变得更具经济效率。虽然削减了福利国家，但是因为大量外部因素影响到内部社会政策，未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在所有四个国家看起来是不确定的。没有福利国家的缓冲作用，四种国家政体将会经历更为严重的社会冲突，同时对于过去２０年间遭到抑制的福利需求诉诸于更为专制主义的应对。自由民主主义政体完全依赖于福利国家实现经济和政治延续。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成本是在逐渐耗尽竞争性法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精神动力。这是一把双刃剑，至少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只要你愿意，这一矛盾将永远存在。
从１９９１年看来，本书研究的所有４个福利国家的未来看起来更加不确定。似乎很少有可能回到维持战后福利国家扩张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中去，体现在福利共识中的战后阶级“和解”日渐淡去。由于社会生态学原因以及来自东欧和不发达地区人们对西方日益增加的压力，很长时期内持续经济增长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正如米什拉（１９９０）所述，西方政府迄今已经以不同的和熟练的方法来处理福利需求和供给之间相互冲突的压力。在瑞典，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关于福利国家未来的争论激化了，很明显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福利国家已经达到极限、需要作进一步削减这样的观点。然而，这些措施的实施将会是渐进的并且紧密受到劳工运动和新社会运动的影响。在联邦德国，福利国家的未来将明显取决于对前民主德国的合并。这一过程正在对福利国家制造巨大的增加的需求压力——特别是失业的大量上升和东西德之间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德国统一时的乐观主义很快就消退了，看起来社会市场经济足以满足东德居民福利需要的观念越发不可能了。在美国福利收益和服务的削减以及私有化在布什政府时期得以继续，同时捍卫福利权、民权和妇女权利的斗争继续制约着福利削减和私有化带来的冲击。新右派不能从根本上颠覆福利国家，但是福利自由主义也处于下降趋势。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可见的增长的社会分化似乎引起了富人日趋压抑的反应和穷人逐渐增长的犯罪反应。英国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在社会政策共识上的转变可能在本书研究的福利国家中是最剧烈的。福利国家的重构，特别是在撒切尔主义影响之下，加重了不同社会阶级以及劳动阶级内部的不平等。黑人和女性在福利国家中的处境在一些方面提高了，在另外一些方面变差了。直到１９９１年，英国福利国家的未来发展轨迹可能会走很多不同的道路——泛欧洲法团主义、复兴自由集体主义或是撒切尔主义更为友好的形式。某种程度上将这三者生硬地掺合到一起似乎最有可能。
欧共体在１９９２年底完成了单一市场，并且围绕着社会宪章的争论只是很少引起其对社会政策更大范围影响的讨论，至少在英国是这样。英国政府成功地将社会宪章中关于就业者的基本就业权稀释到了最低水平。然而，欧洲委员会对欧洲同一社会宪章和社会市场观念的承诺为法团主义理论进入到英国劳工运动和所有三大主流政党中提供了一个政治契机。在过去２０年间来自欧洲委员会与就业相关的指令以及欧洲法院的判决对英国社会权利的改革起到了一些进步影响，特别对于女性就业者来说更是如此。瑞典政府申请加入欧共体，反映了对其国内资本投资撤退到欧共体内部１２ 国现实的担忧。无疑瑞典资本希望欧共体内部的竞争将会迫使瑞典下调税率和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从表面上来看，在扩大的欧共体内部实施社会政策的趋同化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然而，从本书所讨论的瑞典、德国和英国的福利国家政体间的巨大差异这一视角来看，这种发展似乎是不可能的。当考虑到欧共体中相对富裕和经济上成功的地区（巴黎—法兰克福—米兰三角）与相对贫穷和经济上不成功的地区（在位置上边缘的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这种可能性就更低了。落后地区只有当他们能够提供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税率时，才能够和富裕地区进行竞争。最有可能的前景是建立欧洲联合国家，实现单一的经济市场，但各组成国家之间的社会政策又有很大的差异，关于这一点由莱布弗里德（１９９１）作过深入讨论。这可能看起来与美国的情况非常相似，在这方面这可能是欧洲社会政策未来的“工作”模式。
欧共体发展的影响以及１９９２年西欧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特别让人担心。社会福利欧洲对少数族裔的权利和处境的关注非常少，并且只有少数国家有反种族主义的基本立法。即将实施的更为严格的全欧洲移民控制和程序部分是因为以下的发展：
欧洲种族主义大众文化，他们将所有第三世界的人定义为移民和难民，同时将所有移民和难民当做恐怖分子和毒贩，这不可能将本国居民和移民区分开，或者将移民和难民区分开，更别说区分不同的黑人。他们都要随身携带护照。并且正是由普遍种族主义煽动的全欧洲基础上的制度化种族主义各个方面的出现预示着欧洲转向专制主义。（Ｓｉｖａｎａｎｄａｎ，１９９１：ｖ）
韦伯（１９９１）和班扬（１９９１）将最近几年欧共体成员国的种族主义移民控制和泛欧洲警务行动的强化用图表示出来。因此，要塞化欧洲的出现对墙内的种族化少数族裔和墙外的人们都有巨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本书中４个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研究和以跨国为基础的研究一样都倾向于忽视种族、阶级和性别结果造成的问题以及由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结构化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福利国家。当然，这只是对政策分析家工作和生活的更大政治环境的一种反应。然而，没有什么必然或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些边缘化过程。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批判性社会政策分析对于主流传统来说明显是一种冲击，其中女性主义分析的发展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整体走向反向转变，但这种冲击还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学术世界中更是如此。随着新右派的逐渐失宠、斯大林主义的失败和社会福利欧洲的增长，批判性跨国政策分析的机会具有前所未有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