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常识
小学
小学，是中国古汉语文字学。西汉末年，刘歆作《七略》，把文字训诂学归为“小学”。隋唐以后，“小学”的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
“文字学”以汉字为研究对象，是研究文字的起源、发展，文字的形、音、义的关系，正字法以及各字演变情况的学科。“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沿革，辨析字音的声、韵、调，并研究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合变化的学科。“训诂学”是研究古代词义的学科。“小学”也包含了解释古经典的“释文”、“言义”一类的书。
“小学”原是从经学派生出来的，是基于通经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门学科。到了清代，乾嘉学派将“小学”的研究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内容也更加丰富，逐渐发展形成了以古文献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独立学科。清末，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推动下，文字学等向现代语言文字学转化，一般不再用“小学”的名称。
治小学的方法
清朝时候，武谦问张之洞：“怎样学习《说文解字》呢？”张之洞回答说：“可以取许慎五百四十个字的部首，记住它的形体，弄清它的读音，深入了解它的含义、用法，要用数十日的工夫，下苦工夫反复学习。要做到看到一个字，就能够知道读什么音、是什么意思，合上书能够默写出这个字，等到全都正确，再去学习第二个字。”这个方法，非常实用，从此入手，必定会有所收获。
六书
六书，指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即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是东汉许慎、郑众、班固等人根据汉字的形成所作的整理，而非先民的原始造字法则。
六书“六书”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东汉郑玄注引郑众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注：处事，即“指事”；谐声，即“形声”）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六书之名定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一般都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属于造字之法，即汉字结构的条例；转注、假借则属于用字之法。
六书大致反映了战国末到汉代人们对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情况的认识。它基本上是建立在小篆的基础上的，是一个不够完善周密的条例。但是，它对于大多数的汉字，特别是对古文字，还是能够予以说明的。“六书说”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创见。
音韵学
音韵学是研究古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语音系统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传统学问，是古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声、韵、调系统，就是指某个历史时期汉语声、韵、调的种类及声母、韵母的组合规律。音韵学和汉语史、汉语方言学、训诂学、考古学、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古代文献史以及古籍整理等学科都有密切的关联，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音韵学古代被称为“绝学”。一方面，因为汉语为表形语言，汉字与具体读音脱钩，使得解析字音殊为困难，而且古代没有音标注释字音，学者多以文字描述发音的部位方法等等，隔靴搔痒，旁人看了自然云里雾里。另一方面，又因为音韵学家大多喜欢故弄玄虚，将一些本来很简单的概念硬是与阴阳五行，天地日月联系在一起，旁人就更加难以看懂。
在研究方法上，传统音韵学主要使用的是系联法、类推法、统计法和比较法。在标音问题上，由于古代没有现代化的标音工具，古人表示汉字声、韵的工具还是汉字，所以传统音韵学研究古音时还得借助某些习用的汉字作为标音工具。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本身并不表示读音，最初是靠口口相传才流传下来的。在汉代，《仓颉篇》上的一些古字，连博学的老师都无法读出，只能聘请一些能人来解读，直到许慎写了《说文解字》才解决这一问题。许慎用“读若法”来为汉字注音，给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到了东汉末年，梵文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使学者受到启发，于是发明了反切注音法。到了唐宋，汉字的发音原理更加系统，汉字语音学更加完善。
四声
四声，指古代汉语的四种声调：平、上、去、入，其中上、去、入总称仄声，所以四声又称“平仄”。
四声和韵的关系非常密切。在韵书中，什么字归什么声调，要求很严格，不同声调的字不能算做是韵。在诗词中，不同声调的字一般不能押韵。
四声可能在上古汉语中已经存在，但作为概念的提出则始于南朝梁的沈约。《梁书》记载他写了一本《四声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书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梁武帝萧衍问周舍何谓四声，周舍回答说：“天子圣哲。”后来隋朝的陆法言著《切韵》，将四声标为“平上去入”。其实“天子圣哲”和“平上去入”，用字不同，内涵一致。因为天、平同为平声，子、上同为上声，圣、去同为去声，哲、入同为入声。不过《切韵》一出，流传广远，平声、上声、去声、入声遂成为四声的范称。
韵部
韵部的概念出现得比较晚，在清代古音学出现之前，韵书和音韵学只称“韵”而不称“韵部”。韵与韵部实际上是内涵与外延的关系。汉字之间具有韵基相同的关系，就叫“韵”；具有同韵关系的一组字，就形成一个“韵部”。在清代以前，无论韵还是韵部，都可以叫做“韵”。从清代开始，一般韵基相同的一组字，就称为“韵部”，而“韵”则专指韵基、声调相同。
韵，或称韵部，是韵书的基础，无论何朝何代编纂韵书，都立有韵部，按韵归字。
直音法
直音法就是用一个汉字直接标注另一个汉字读音的注音方法。甲音乙，就是说甲和乙读音相同。例如，《尔雅》郭璞注：“钊音招。”意思是说“钊”和“招”读音相同。直音产生于汉末。
直音与读若相比，是注音方法的一个进步。读若只是指明两个字的读音相似，直音则指明注音字与被注音字同音，看了注音字，立即就能读出被注音字的准确读音。
但直音法也有较大的局限性：有的字找不到同音字，或者虽然有同音字，但都比较生僻，注了等于没有注。例如，“蹭（cèng）、糗（qiǔ）”等就没有同音字，无法用直音法注音；“然”的同音字只有“燃、蚺、髯”三个字，它们都比“然”字生僻，用其中的任何一个为“然”字注音，都难以帮助认读。
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采用一个与被注音字同声韵而不同声调的字作注音字。这种做法起于唐代，唐玄度称之为“但纽四声，定其音旨”。如他在《九经字样》中给“控”注音为“空去”，指明“控”的读音是“空”的去声。《康熙字典》的注音是反切与直音并用，在找不到恰当字时，也采用改变声调的直音法。比如“宀”部“寡”字，在“古瓦切”下还有“瓜上声”的直音。所以直音尽管有缺点，仍然有人采用，历经两千余年而不衰。
反切法
反切法就是用两个汉字拼出一个音来。具体地说，就是反切上字只取它的声母，不考虑它的韵母和声调；反切下字只取它的韵母和声调，不考虑它的声母。如“红，胡笼切”，即取“胡”字的声母“h”，取“笼”字的韵母和声调“óng”，拼成“红”字的音“hóng”。
反切法是为了弥补直音法的不足而产生的，流行于东汉末年，盛行于唐宋各代，反切法的发明，是我国汉字注音方法的一大进步。从东汉末年到1918年注音字母公布之前，反切法一直被作为汉字注音的主要方法普遍使用。在古代，使用反切的人，只要牢记“上字定声，下字定韵（包括调）”这个基本原则，就可以很顺利地切出正确的读音来。但是反切也有自己的缺点。同一声母或同一韵母，有许多字来反切，无法做到一声一符、一韵一符，而且由于语音变化及方言的关系，给人们使用反切也造成了很大困难。
等韵学
等韵学为唐代名僧守温始创，是音韵学中以审音为主分析汉字音节结构、说明发音原理的一门学科。主要通过韵图帮助人们掌握韵书的反切，正确读出反切所表示的字音。
等韵学是用“字母”表示汉字的声母系统，用“五音”、“七音”说明字母的发音部位，用“清浊”描述声母的发音方法，用“等呼”分析韵母的结构，用“摄”概括韵的归类，用图表的形式具体显示反切所表示的读音。由于突出的特点在用“等”的概念分析字音，便被称为“等韵学”，简称“等韵”。
训诂学
语言在不断地变化，古书中有许多词义或语法都发生了变化，训诂学就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
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训诂学从先秦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汉朝时基本形成。到了宋代，训诂学得到了很多的革新。元明时期，训诂学出现了衰退，而清朝则是训诂学发展最辉煌的时候。
训诂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互训，用同义词互相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声训，用声音相似意义相同的字解释，如“衣，依也”，说明这个“衣”在古书中是当做“依”的意思；形训，用字形说明其来源和意义，如“小土为尘”，说明“尘”字的意思是“小土”，这个简体字也是由此产生；义训，用当代的词义解释古词的意义，如“明明、斤斤，察也”，是说“明明”、“斤斤”的意思是“察”；反训，古代有的词和现代意义相反，需要用反义词注释，如“乱而敬，乱，治也”，说明这个“乱”字，在此处作“治”的意思；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明这个“庸”字用声训是从“用”字来的，但意思实际是“得”的意思。
文学体裁
诗
诗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现存节奏韵律最简单的诗体是《吴越春秋》上所引的一首古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周秦以来，诗歌的节奏韵律逐渐由简入繁，出现了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以及“杂言”不等的句式。在秦汉之前，四言是最为流行的句式，如《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四言，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其他五言、六言、七言都是字数有所增加，句式整齐。“杂言”则是长短句不一，如乐府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魏晋以后，五言和七言成为最流行的体式。由于四声的发现，诗歌开始讲究声律，追求抑扬顿挫，铿锵悦耳，平仄参差。到了唐代，诗的格律愈发严格、缜密，无论是字数、句数还是平仄、押韵都有了详细严谨的规定，开始有了近体诗、古体诗的分别。
赋、比、兴
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因为《诗经》是最早的诗歌总集，所以它的表现手法为后世所效仿。
“赋”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特点就是铺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如《汉乐府》中《陌上桑》一诗中写女主人公去采桑，从头到脚，详尽地写了她的穿戴，还写了老年人、青年人、耕田的、锄地的看到她的美貌后的各种表情。虽然诗中没有直接写罗敷如何美，如何迷人，但是诗中用“赋”的手法，对她的美貌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比”就是比喻，“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文心雕龙·比兴》），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硕鼠》一诗，就是运用了比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风雨》中：“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就是“兴”的手法。诗中的兴可以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例如，《风雨》写的是在傍晚时节，外面下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她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惆怅之情。兴在这里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更加表现了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
赋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在继承《诗经》、《楚辞》的基础上，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铺张恣意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的长处，最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文体。它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韵散兼行，不歌而诵，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由于赋体的发展和楚辞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
赋继承了《楚辞》形式上的一些特点，讲究文采、韵律和节奏，又吸收了战国纵横家铺张的手法，内容上着力“体物”，也注意到“写志”，即通过摹写事物来抒发情志。赋在言辞上铺张直陈，描绘细腻，文采华丽。它多以设辞问答的形式展开。在句式上，韵散相间，排比对偶。赋不拘字数，以四言、六言为主，并且多夹杂散文句式。赋的用韵，有的是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还不押韵，比较自由。由于赋的篇幅较长，往往要换韵，换韵一般是与内容段落相一致的。此外，赋还趋于散文化，经常使用排比、对偶的整齐句法，既自由又谨严，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赋体的流变大体经历了从屈原、宋玉的骚赋，到以贾谊、枚乘、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魏晋南北朝流行骈赋和琴赋，唐代盛行科举考试专用的律赋，唐宋时代趋向散文化的文赋等阶段。
骈体文
骈体文是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一种文体，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称骈体。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在用词上注重藻饰和用典。所谓用典，就是援引古人、古事和古人的话来加强论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古已有之。
骈文过于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的表达，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南北朝骈文中也不乏内容深刻的作品。如鲍照的《芜城赋》，通过对比广陵昔盛今衰的兴亡变化，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豪华奢侈，抒发了华屋丘山、人生无常的感慨；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辛辣地嘲讽了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假隐士；庾信的《哀江南赋》描写了自己的身世之悲，谴责了梁朝君臣的昏庸，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这些都不失为优秀的骈文。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在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直至清末，骈文仍在流行。
古体诗
古体诗是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一般来讲，在中国唐朝之前的诗，往往都称为古体诗，而唐朝之后，形成了讲究平仄、对仗的格律诗，就称为近体诗。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古体诗是一种较少拘束的诗体，不讲究对仗，用韵和平仄相对自由，每首不限句数，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在一首古体诗中，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转韵，因此一首古体诗可能会押很多的韵。古体诗的五言和七言居多，也有四言、六言和杂言。
《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都是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但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