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943-944.可见，贝文建议推迟向苏联政府发出照会，主要是担心过早地采取行动，会激怒索科洛夫斯基本人甚至是莫斯科最高决策层，导致苏联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再者，贝文也认为推迟到5号或6号发出照会，可以使西方自身“有充分的时间对索科洛夫斯基的反应进行研究”，因为这样的反应代表了苏联政府的态度，之后在照会问题上作出的决定就更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但他也强调照会的最后期限“不要晚于6号”。FRUS，
1948， Vol.2，
pp.943-944.贝文建议采取的“层层递进、由低到高”的交涉方式，实际上也反映了英国政府希望低调处理争端、力求通过低级别的外交渠道实现和解的心态，同时也体现了伦敦高层希望通过四国军政官会晤，确认苏联封锁柏林的真实意图。出于“不愿意让罗伯逊冒险单独与索科洛夫斯基讨论封锁问题”的考虑，华盛顿最终默认了伦敦提出的照会程序。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 p.721.
在约会索科洛夫斯基的方式上，美国政府及其驻德军政府只愿意向其发出口头约请，不希望因为发出正式的书面信函而使对方在回复程序上找到拖延时间的机会。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 Germany 1945-1949，
p.721.但贝文却坚持命令罗伯逊对索科洛夫斯基6月29日的信函进行书面回复，他表示自己在30日的下议院辩论中承诺了会认真答复索科洛夫斯基的来信FRUS，
1948， Vol.2， pp.944-945.，如果食言，自己可能会失去下议院的信任，因而即使无法与盟国取得一致，他也将单独采取行动。BDFA， Part
Ⅳ， Series F， 1948， Vol.13，
p.162.不过，出于维护西方内部团结的考虑，贝文也作出了让步，他表示在发出书面答复后，罗伯逊将和美法两国的同行一起向索科洛夫斯基发出举行会晤的口头约请。BDFA，
Part Ⅳ， Series F， 1948， Vol.13， p.162.
上述情况，正如美英关系专家戴维·雷诺兹（David
Reynolds）指出的那样，两国的协商机制不但体现在双方定期和不定期的外交机构之间的磋商，而且建立在许多非正式的官员个人接触和语言交流便利的基础上。及时的、频繁的信息沟通、情况交流以及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尽管有时并不能保证政策的高度一致，相反可能会使双方的分歧全面显现出来，但每一方均可在充分考虑对方特殊利益和特别关切的前提下执行所谓的最佳政策，“通过彼此事先协商，伦敦经常能在华盛顿对策尚未形成之时及时地将自身观点灌输到对方的决策过程中”。David
Reynolds， “A ‘Special Relationship’？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2， No.1（1986），
p.10.
7月3日下午的四国军政官会晤，从头至尾充满了矛盾分歧甚至是争吵，但西方也并非全然没有收获。索科洛夫斯基在说明封锁原因时除了强调技术障碍外并没有着重提到货币问题，而是含蓄地指出“由于西方在苏占区制造的经济无序导致了苏联不可能为其提供可供替代的交通路线，而这些经济无序的情况是由《伦敦决议》所引发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的”。索氏的说法，第一次公开将柏林问题和《伦敦决议》联系在一起。他据此明确表示，“除非增加对该《决议》的讨论，否则自己不会回答任何有关恢复西柏林对外交通的问题”。尽管罗伯逊随后曾试图将谈话重心再次转回到单纯的封锁问题上来，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更为直接：“交通问题是与整个德国问题密不可分的。”FRUS，
1948， Vol.2， pp.948-950. 又见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 Germany 1945-1949，
pp.722-724.至此，美英法三国终于确信苏联政府并不是真的想要解决柏林问题，除非将其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一部分加以讨论，否则四国军政官会谈毫无意义。FRUS，
1948， Vol.2， pp.948-950. 又见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 pp.722-724.
7月6日，美、英、法各自向苏联政府发出了内容相同的抗议照会。三国在照会中用大量篇幅陈述了西方自由进出西柏林权利的历史由来并对苏联封锁柏林的行为给予了强烈谴责，最后表示愿意在《联合国宪章》第33条该条规定全文为：任何争端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国自行选择之其它和平方法，求得解决。的原则下处理与苏联之间在柏林问题上的分歧，并同意首先在四国对德管制机构内进行谈判协商。照会全文参见FRUS，
1948， Vol.2，
pp.950-953.三国也暗示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将会把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甚至是联合国裁决，但没有提到召开外长会议的问题，对此，华盛顿是用以下理由说服了伦敦。美国政府首先认为，由于苏联人希望召开外长会议，因此一旦在照会中提出该建议，他们很可能会同意解除封锁，但前提是讨论整个德国问题，筹建西德政府的计划也将因此而被搁置，由此造成的后果对西方来说，即使不是灾难性的也将是十分严重的。其一，苏联可能将外长会议对德国问题的讨论大肆渲染，通过舆论容易影响德国人，使美英法对筹建西德政府的行动作出消极回应；其二，不论问题最终能否解决，不论结果如何，讨论终归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停止筹建西德政府的代价将会直接影响到西德经济的恢复，甚至会变相对整个西欧经济的复兴产生消极影响。此外美国政府还强调，由于即便召开外长会议也不一定能解决柏林问题，因而在照会中回避提及外长会议反倒将使西方有更多的弹性选择以及更多的回旋空间，可以为西方三国根据苏联复照决定是否直接将问题提交联合国留有余地。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 Germany 1945-1949，
p.727.当然，在华盛顿的说辞当中还有维护西方大国团结的理由。
7月14日，美、英、法三国政府分别收到了苏联对西方6日照会的答复。苏联首先强调在柏林出现的形势是西方单方面破坏四国对德国共管机制、采取分裂德国的政策、建立独立的西德国家以及在西柏林引入西马克的结果，并警告西方三国要为自己的非法行为负责。其次，莫斯科表示有关四国管制柏林的协定是四国对德国管制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英法在德国西占区采取单独行动破坏四国联合管制德国的机制、在法兰克福建立西德首都，并因此而颠覆了自己参与管理柏林的权利的合法基础。再者，莫斯科认为供应西柏林人口的困难是由于三国在西占区的单独货币改革而造成的。柏林是苏占区的一部分，大量在西占区废止的货币流入对柏林和德国的苏占区造成了威胁，驻德苏军因此被迫采取了某些紧急措施保护德国人的利益以及苏占区和整个大柏林地区的经济安全，苏方不准备在解决货币问题之前解除封锁。莫斯科在复照的最后强调：西方三国在7月6日照会中表示准备就柏林出现的形势进行四国占领机关之间的谈判，但没有提到对整个德国问题的讨论，苏联政府不反对谈判协商，但认为议题不能仅限于柏林问题，因为该问题是无法从整个四国对德管制问题中分离出来的。苏联复照全文详见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p.56-66. 又见FRUS， 1948， Vol.2， pp.960-964. 以及BDFA， Part Ⅳ，
Series F， 1948， Vol.13， pp.168-170.
杜鲁门总统在看到复照后很不满意，他认为莫斯科对西方三国要求的所有事情都予以了驳斥FRUS， 1948， Vol.2，
p.966.。在他看来，苏联封锁柏林的做法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和宣传行动，莫斯科显然决心强迫西方退出柏林，苏联人的扩张最近在意大利、法国和芬兰遇到了挫折，其最大的卫星国南斯拉夫也突然产生了一种独立的倾向，同时欧洲复兴计划正逐步发挥作用。杜鲁门认定封锁柏林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反攻……如果美国不能保持在柏林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共产主义就会在德国人中间扩张势力，西方在柏林的地位也将因此变得风雨飘摇，如果想要留在那里，就必须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但杜鲁门也认识到，苏联人对西方行动的反应又经常存在着引起战争的危险，因此美国既要正视苏联有可能蓄意寻找的战争借口，更要特别当心以杀人取乐的苏联飞行员或头脑发热的苏联坦克指挥官可能制造一个偶然事件而燃起战火。[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42—143页。可见，杜鲁门在面对苏联政府立场强硬的不妥协复照时所身处的一种两难境地。他一方面认定了坚守柏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担心苏联反应过激而引发战争，所以杜鲁门倾向于总体上采取一种坚定而又谨慎的对策。但由于他当时正忙于自己第二任期的竞选宣传活动，因此没有很多时间顾及柏林事态的发展，具体的对策依然需要国务院会同军方及驻德军政府协商制订。
在贝文看来，苏联复照的一大特点是暗示可以就争端展开一系列协商。对此，他认为在以对话方式处理问题的过程中，西方既要小心行事不要关闭谈判的大门，也不应该将谈判的大门打得很开，不要给苏联人太大的回旋空间。BDFA，
Part Ⅳ， Series F， 1948， Vol.13，
p.168.他在收到复照的当天下午，通过驻美大使福兰克斯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两点建议。第一，继续空运以示西方的坚定立场，并谨慎考虑对外公布照会的时间以及答复问题，关键是任何行为都不能给苏联人造成一种“可以通过交换照会的形式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拉锯战”的错觉。FRUS，
1948， Vol.2，
p.965.第二，由于苏联的复照并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减少美国派遣轰炸机穿越大西洋飞抵欧洲的必要性，相反却使这种军事调动显得更加必要，因此希望这些轰炸机于下周一，也就是在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咨询会议在海牙召开之前到达预定地区，并建议在对外公布这些飞机的调动原因时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口径来进行解释。FRUS，
1948， Vol.2，
p.966.贝文的上述表态实际上意味着英国主张在继续加大空运、实施对苏核威慑的同时，采取“微开门”式的谈判政策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与贝文的态度相似，驻英大使道格拉斯也在当天下午催促华盛顿尽可能多地增加用于空运的C—54运输机数量并强调现在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空军。FRUS，
1948， Vol.2， p.965.
美国驻德军政官克莱则在7月15日致电陆军参谋长布莱德雷：“苏联的复照巧妙地将西方逼到了一个必须接受谈判的位置上，而谈判的举行与否则完全是建立在他们所提出的条件基础上。苏联人在将柏林局势和整个德国问题紧密相连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货币问题，这就表明如果西方从柏林撤除西马克，封锁就有可能被暂时解除，但如果西德政府成立，封锁压力也将随之恢复，甚至连维也纳都有可能成为莫斯科施加压力的又一个目标。”不过，克莱在对苏谈判上的看法与贝文存在差异，前者认为苏联政府虽然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开了个口子，但依然否定了西方在柏林的合法权利，并暗示他们将在整体接管柏林后立即恢复对西柏林的物资供应，苏联此举无疑是出于宣传目的，是在安抚西柏林人，是在尽力证明使西柏林人遭受苦难的罪魁祸首是美英法三国而非苏联。
克莱还强调莫斯科拒绝“在解除柏林封锁的前提下进行谈判”的态度，是在明确地表示决定谈判的主动权并不在西方手中，他因此认为：“似乎除了将封锁问题上诉到国际法庭或者提交联合国外别无善法。”不过，克莱也表示在采取以上行动之前有必要对苏联的不妥协立场作进一步验证，而唯一可以达到验证效果的途径正如之前所建议的那样对从陆路运往西柏林的物资采取武装护送，并希望华盛顿尽快授权军政府执行该行动，但他表示在决策武装护送的时候需要征得英、法两国的认同。此外，与贝文以及道格拉斯的想法一致，克莱也认为派遣轰炸机中队进驻英国本土的计划应该立即付诸实施，必须在武装护送行动开始之前将轰炸机部署到位，他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 Germany 1945-1949，
pp.739-740.克莱的建议是各方反应中最为激进的，充满了火药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