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两国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共同对付法西斯的过程中，通过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建立起了国家间的“特殊关系”。但该关系在战后的最初时段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美国一系列利己、排他政策和行为的影响下，两国关系出现了“降温”，这些政策和行为主要体现在金融贷款和原子武器的开发等领域。在二战结束后，英国曾设想以英法联盟为基础与西欧组成一个集团并与英帝国英联邦加强联系，以期成为美国和苏联之外的“第三势力”。但随着东西方关系恶化和冷战的开始，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再次拉近了美英两国的关系。由于苏联被看成主要威胁，而欧洲力量整体出现衰退，加之英国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又与欧洲大陆国家有不少意见分歧，伦敦自知无力充当欧洲的领袖，其决策者们也感到“第三势力”的设想既不现实又很危险，还有可能导致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使欧洲成为“共产主义侵略”的牺牲品。在这种现实顾虑影响下，英国最终放弃了成为“第三势力”的企图，代之以支持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联盟的方针，并在自我定位为“成为美国可以依赖的主要伙伴和盟友”的同时，设法影响美国的政策。黄正柏：《当代八国外交政策概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242页。在凯南著名的“长电报”提出遏制苏联思想的同时，英国政坛颇具影响力的保守党领袖丘吉尔也于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富尔敦发表演说，呼吁“以英联邦、英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国为另一方建立特殊关系”，希望“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Robert
R. James（ed.）， Winston Churchill， Complete Speeches 1897-1963， vol.7， London：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74，
p.7289.时任外交大臣的厄内斯特·贝文也曾坦言：“只要我还是英国的外交大臣，就将和美国密切合作，英国也将尽其所能与美国和谐共处；我们将为全世界人民的进步、自由和人权而竭尽全力，也许当我去世后，人们会称赞我奠定了世界政府和民主的基础。”FRUS，
1947， Vol.2，
p.195.此外，贝文还在1948年1月给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了建立“西方精神联盟”的想法，并认为这是应对苏联威胁的上佳办法，他指出：“如果这样一种强大的联盟能够结成，那么已经在扩张道路上走出如此之远的苏联人就不得不领悟，他们不能再前行半步了。”M.L.
Pockrill， Diplomacy and World Power：Studie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90-19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42.
与此相对，当时的美国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抗衡苏联，也需要英国的合作。国务院早在1946年4月的一份秘密文件中就曾指出：如果要阻止苏联在欧洲建立霸权，英国就必须继续作为西欧的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存在，美国除了应该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与之加强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合作，如果需要的话，还应该在军事上尽可能地支持他们。FRUS，
1946， vol.1，
p.1170.随着冷战的爆发，华盛顿更是意识到“英国依然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与我们有着许多相似的观点，与其保持友谊、合作是美国在和苏联人打交道的时候可以倚重的外部力量”，因此强调出于维护正义与和平以及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华盛顿应该尽最大可能密切与伦敦的关系。FRUS，
1948， vol.3，
p.1091.国务院还在第一次柏林危机全面爆发前夕，即6月11日的一份政策备忘录中表示：发展与英国的伙伴关系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与英国的友谊和合作不仅在联合国是有利的，而且对于美国对付苏联也是有利的，对于美国国防来说也是必需的”FRUS，
1948， vol.3， pp.1091-1092.
。此外，从美国国内舆论看，1947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近一半的美国民众甚至赞成美英两国结成永久的军事联盟，他们认为两国的命运是不可分割地绑在一起的，因为彼此有着相同的道德和战略利益，而这种思维也得到了政府诸多部门的积极响应。BDFA，
Part Ⅳ， Series F， 1948， Vol.13， p.41.可以说在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上，美英两国都有密切配合遏制苏联威胁和扩张的意愿。
具体到第一次柏林危机，英国的配合对美国而言的确至关重要。早在4月初应对苏联对柏林实施小规模封锁的时候，这种作用就已在美国为柏林西方驻军提供物资供给的“小型空运”中部分得到体现。例如，从英占区到柏林的飞行线路相对美占区的线路来说有以下优势：第一，天气状况更好、出现大雾现象的几率很小；第二，地势较为平坦、没有崇山峻岭的阻隔，更加有利于飞行；第三，最为重要的是从英占区到柏林的空中走廊相对于从美占区到柏林的路线缩短了50%，这样既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也能提高空运效率。Roger
G. Miller， To Save a City，
pp.62-63.因此，当6月下旬苏联对柏林实行全面封锁后，充分发掘英国的类似潜力并获取他们的支持，对美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其实在6月24日柏林危机全面爆发时，华盛顿对于英国的真实意图和立场仍不确定，对伦敦态度的坚定性仍存疑虑。美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呢？首先，英国驻德军政府助理军政官内维尔（Neville）少将一直对使用空运或是其他方法能为被围困的西柏林提供足够的物资供给感到怀疑。Thomas
Parrish， 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
pp.190-191.外交大臣贝文尽管在24日当天要求内阁紧急讨论供给柏林的技术可行性，并提议组成“柏林问题小组”制定对策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p.575.以及在下议院的演讲中强调“西方不会向苏联图谋从经济上控制柏林的企图屈服”，但他却也一再无奈地承认了局势的严重性，甚至没有公开亮明政府的下一步行动原则。Thomas
Parrish， 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 p.191.
其次，美国依然清楚地记得在“四月封锁”时，英国政府上下对苏联的软弱立场以及对美国部分应对计划的不配合。一则，针对当时克莱组建“美英联合卡车护卫队”强行穿过苏联检查站的提议，英国军政官罗伯逊在4月2日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表示“此举不会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他强调：“大量的横亘在高速公路上的苏联坦克会阻碍西方车队的前进，如果我们强行经过，苏联就会因此而得到一个更好的开枪借口。”此外，罗伯逊还表示：“如果我们一反常态地和美国一道采取武装护送的方式，甚至是强行通过，那么苏联人要求检查我们车队人员的证件并要求对进入苏占区的西方货物进行检查的时候，就有了更加合理、合法的借口。”Avi
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p.131.二则，英国不支持针对苏联的国际航运采取某些形式的报复性行动，诸如对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苏联船只上所运载货物和乘客数量进行限制和规定的措施等，伦敦认为此举会使柏林局势更加恶化。FRUS，
1948， Vol.2， p.888.三则，贝文曾在四月封锁开始后公开承认了柏林交通安排上的不足之处，并声称“英国政府欢迎制订一个详细的协定”。Max
Charles， Berlin Blockade，
pp.31-32.这一言论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赞成苏联当局推翻之前交通惯例的要求。四则，在4月5日“撞机事件”1948年4月5日，英国一架“北欧海盗”型运输机和一架苏联战斗机在柏林的盖陶普机场（Gatow）附近相撞并坠毁在柏林苏占区境内。包括两名美国人、五名英国机组成员和七名英国乘客在内的十四人全部遇难，苏联飞机的飞行员也未能幸免。中的行为和态度。事件发生后美国军政府认为，这似乎是一个苏联当局试图威胁英国飞机放弃使用空中走廊的信号。Max
Charles， Berlin Blockade，
p.35.但英国军政官罗伯逊以及负责善后的助理军政官斯蒂尔（Steel）都不相信苏联飞行员会受命蓄意制造“撞机事件”，FRUS， 1948， Vol.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