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论经世，有政治实践与社会实践两个面向。政治实践，主要是亲民说。《文录》 与邹谦之第四函云“正之归，备谈政教之善，动勤恳恳，开诱来学，毅然以斯道为己任”，批评“独以慨夫后儒之没溺词章，雕镂文字以希世盗名”。即可见其学不以空文为主，重在政教之善。“教”不用说了，“政”则阳明曰：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过阳明子而问政焉。阳明子曰：“政在亲民。”曰：“亲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亲民。”曰：“明德、亲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灵昭不昧，而万理之所从出也。人之于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于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于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灵昭之在人心，亘万古而无不同，无或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体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亲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则必亲于其父，而后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则必亲于其兄，而后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亲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国、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对己之称也；曰民焉，则三才之道举矣。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亲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鸟兽草木也，而皆有以亲之，无非求尽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曰：“然则乌在其为止至善者乎？”“……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发见，是皆明德之本体，而所谓良知者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则，而不容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也。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于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则，至于横骛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大乱于天下”。（全集卷七 《亲民堂记》）
阳明另有 《书朱子礼卷》 云：“明德、亲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体也。亲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又说：“学之所以为政，而政所以为学，皆不外乎良知焉。”（全集，卷八）也都足以与 《亲民堂记》 相发明。这是阳明论政的纲领。做官的人，因己之好恶，得民之好恶；去己之蠹，于是也就去民之所患。个人明德乃因此通之于亲民，把老百姓看得是自己亲人一般。
在谈政治实践这个面向时，阳明之说大抵如此。偏于从原则原理上说，且谓明明德为体、亲民为用。可是在社会实践上，阳明论办学讲学、家礼宗祀、乡约保甲等等时，却少说原则，反而谈了许多具体措施，这是跟他论政不同的第一点。
其次，在论社会实践事务时，他固然也会和良知说合在一起讲，如其论家礼时说制礼应本良知；但因其具体措施多本于朱子，以致良知亲民说也渐有拉归朱子学的迹象。为民制礼时，对礼的解释甚至还近于荀子，这也颇与其论政不同。
但不管如何，讲论兴学、教化宗族、乡约共善，这几套社会实践措施，是阳明所殷殷致意的，也是张横渠、司马光、程伊川、朱熹、吕祖谦以来就一直在努力的。儒者经世，而实践于社会者，宋明儒之气力，主要集中于此。当时不仅行之于江西、安徽、浙江、广东等地，在阳明稍后便已传入越南。乂安省德光府清张章县邓山总知礼社乡约早在一四二○年即已问世，此后在各处以例簿、券例、条例、券约、乡约、券簿、券词、俗例等名义流通，影响深远。越南古语道：“国法不如乡约”，即指其事。乡约生效前，皆须由乡人一致通过并经代表本乡的“职役会同”通过，大约等于今日之乡村人民委员会签署（阮德全，《从越南乂安省五本乡约研究民俗》，台湾成功大学东亚和文学语民俗文化研讨会论文，二○ ○七）。而这个面向及具体措施，在今天，看来格外具有意义。
例如兴学部分，民间讲学，目前大陆已渐复苏。宗族也渐恢复，但大概较多的只是重建祠堂、重修家谱，体现血缘性认同而已。族人定期会聚，而且在婚冠庆吊等活动中形成一套礼范，推行孝悌亲睦的伦理要求，更是罕见。家礼既不行于宗族，当然也就不行于社会。新时代的 《家礼》，尚无学者编辑。至于地方自治的乡约，更未见踪迹了。今后推展儒学，除了会讲形式的研讨会之外，希望能再多从这些地方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