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之后，思想文化当然会变迁。但在社会转型之际，思想文化如何变迁，却有个策略问题，有待身届时变的人做出方向的抉择。
中国之抉择，主要是现代化。如今现代化已历时百余年，正好是回头检视检视的时候了。
在传统社会进行现代化转型之际，时间观念已被切割成两段：传统与现代。经过扬弃传统，使得社会步入现代的过程，则被称为“现代化”。
在这种认识中，传统是负面的属性，代表应被扬弃或超越之物。
传统若要予以保留，则须证明或显现它具有现代性，能与现代社会之体质、结构、价值标准相适应、相结合，或能对现代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例如现代人说佛教是迷信、不科学，应该抛。佛教界便出版了一大堆书，说佛教如何如何科学，用些似通弃非通、一知半解之科学知识以及科学主义之态度，来维护佛教的尊严。
与佛教必须论证其科学性，才能获得它存活于现代社会的身份证一样，许多传统事物，例如道教、中医，也都得思考它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情况。如不能证明它有助于或无害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之发展，它存活于现代社会的正当性以及其价值，便常会遭到鄙夷。
晚清以来儒家学说的命运也是如此。
例如，韦伯讨论资本主义的兴起，认为其得力于基督新教伦理，而儒教、佛教、印度教或道教的伦理态度则无法达致此种效果。此说立刻被理解为：儒家文化等等是现代化的障碍，儒家道教等等都无法开展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
反之，这百年来“儒学与现代化”的讨论中，也有不少人企图为儒学仍能存续于现代化社会辩护，其说大体上可分为三种论式：
第一种论式，是说儒学的基本精神并不违反现代社会的性质（如民主、科学、自由、工业化，等等）与发展；儒学所强调的伦理道德实践，则仍是现代化社会中所需要的，现代人仍需要守道德、讲伦理、重心性。
但这种辩护太弱势了，儒学精神所被认为仍能作用于现代社会者，其实只是现代社会现代性的辅助或补充，最多只能成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调节因素。
第二种论式，则企图说明儒学对现代社会之现代性，具有增进及强化的积极功能。但因整个历史观已转向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关系，故若说由传统儒学可以直接增进或增强现代民主科学工业资本化，很难令人接受，乃转而说儒学可以曲折地开出现代。
也就是说，儒学不仅可作为社会现代化的调节原则，更可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之类办法，曲折地开出现代。而此种开出，因为儒学提供了实践理性的另一面，所以，其现代性会比只讲现代而忽略了超越的心性本源者更为健全。
第三种论式，态度最积极，认为儒学可以直接作用于现代社会，可有效增进强化其现代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儒家思想有助于东亚经济成长”及“儒商”的讨论，即属于这类。
第一种论式，着重面在于儒学的伦理道德价值，盛行于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第二种论式，着重者在于讨论儒学与民主科学之关系，形成于六七十年代；第三种论式，则侧重于经济发展，出现于八十年代以后，试图发展一种东亚资本主义的论述。它们都有选择性地进行儒学现代性的辩护。
这种辩护，也可以说是现代性依附。儒学的价值，必须附丽在它具有现代性上，否则，儒学就会被认为没啥价值。
另外还有一种研究，可以余英时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为代表。余先生认为明清商人曾从中国儒道佛三教中吸收了一些质素来发展其伦理态度，其诚、俭、勤均有近于基督新教伦理之处。固然此一时期之商人仍处在传统时代，尚未能开创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但类似“入世苦行”之伦理，发生于中国历史上宗教也正由“出世型”转向“入世型”之际，却值得玩味。
余先生说的入世型宗教，主要指禅宗和全真教。但依余先生所言，明清商人的精神与禅宗全真教之关系，其实仍然极为迂远。余先生是这样推论的：第一，禅宗与全真教，相较于早期佛教、道教，都可说具有入世苦行的性质；宋代新儒家，相较于古代，亦然。第二，新儒家，正是受启发于禅宗，且更能入世的。第三，明清商人伦理与儒学有密切之关系。这样的推论，问题重重，且甚难直接说明禅宗与商人精神究竟有何关联。但它终究为一韦伯式的（Webeian）研究，也就是不直接针对韦伯的说法去论辩儒家是否可以开出资本主义、是否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而以韦伯的论述方法去说儒家与商人伦理“相关”。这样的讨论，亦间接地刺激了或鼓舞了关于“儒商”的研究。后来徽商、晋商之研究，多有取乎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