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总的说来，所谓“年龄参与率”（Age Participation Rate，APR，即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学的人数比率）在1985年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维持在15%左右，1992年达到31%（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这一比率高达40%，可是在英格兰相对较低）。可是科根（Kogan）和汉内（Hanney）（2000）指出，如果把25岁以上的成年学生包括在内，增长的幅度甚至更高。21岁以上新入学的学生比例在1986—1995年间已从15%左右升至近 30%。参见罗伯逊（Robertson）和希尔曼（Hillman）1997年所绘制。有关高等教育的《迪林报告》（Dearing Report，1997）也表明：高等教育的支出在1976至1997年实际增加了约45%，但同一时期用于每个学生的费用却下降了约40%。
虽然1963年的《罗宾斯报告》反映了“二战”后一种日趋一致的看法，即高等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但是在那种教育的性质和对经济的直接相关性受到真正的重视之前，还需要一些时间。雇主特别抱怨：典型的大学课程是“反企业”的和缺乏职业性的，相比较工业和商业创新的适用性来说，大学显然对基础性的和求新的学术研究更感兴趣。所以，各届不同党派的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高等教育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它们想使高等教育沿着促进经济更快增长的方向发展。
同时人们也越来越相信：大学部门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效力是可能的。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政府没有什么手段来检验这些看法，然后做出有效的政策干预。神秘的学术花园、教师（而非管理人员）对学校明显的控制，所有这些被看作是公共组织中一个普遍性问题的另一部分，而公共组织更需要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形式。此外，选民不愿支付高额的直接税（direct tax）；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经济长达30年的繁荣景象终结了；然而对高等教育扩张的需求仍然存在，所有这些意味着政府总是要试图做到：一方面使大学和其他公共机构更有效率地使用经费，另一方面探索采用其他各种方法来引入私人的钱（包括学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中，对代表学生、纳税人和其他接受大学服务的人的政府承担更大的义务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有一种变化，即普遍地从对专业的自我管理和文化的依赖转向用更公开的和用数字的形式来表示公共教育和民主的责任。
因此，在这些年中引进的一批法律有助于减少各大学的自治（虽然可争辩的是，它增加了一批新大学即前多科技术学院的自由）。法律条款为高等教育的拨款建立了一种规范的机制，给了大臣们更多的指引方向和施加影响的方法，也使得对大学工作的质量有了正式的评估。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以下的看法，即资助（尤其是对研究的资助）应该是旨在奖励和促进卓越的工作，而不是奖励工作的相关性（relevance），这种相关性以前主要被归属于教学的职能。引进定期的“研究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s）是一种方法，用以应付日益增长的“重大科学”（big science）的资金需求，这种资助是基于以前的成就记录，并且在对科学研究进行拨款时通过精选，然后作出决定。它涉及一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适用于所有学科。
科根和汉内（2000）认为，在英国公共机构的管理中，大学已享有一种特殊地位，而这种地位只限于少数机构，例如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和国家博物馆。它们通常是持有特许状的机构，具有一种几乎是独立的地位，但是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构成了为它们提供资助的基础。照此所说，它们和有些公共机构不同，那些机构有一种实际上是来自一个政府的直接的管辖方式———诸如在军队、国内税收和社会保障等部门中所见———这种管辖也来自较为中间的各种安排，诸如为地方当局所提供的安排。这些中间机构被计划用来执行国家的政策，但同时也关心当地的选民，在其管理中也利用专家和专业的知识。科根和汉内所提出的论点是：对大学来说，这种相对的特权地位已受到了冲击，并且还在受到进一步的威胁。长期以来被授予大学的处理权和大学的教师已越来越被新的问责制的程序所削减（不仅仅只是评估质量），尽管这种权限还未完全消失。相反，学术界和官员之间不太自在的协作与合作有时却比较流行（官员一般就是公共机构和政府的领导人）。对于大学核心职能的成功发挥（尤其是在实验室和教室里）来说，制度上的和专业的自由仍然被认为是需要的，虽然这种自由已受到更多的外部评估，受到教学方法变化的影响，外部评估倾向于关注团队的努力和学生的选择（例如在标准化方面）。
这些关系经常被描述成“三角”的力量，即在专业—学院、政府—管理人、市场这三者之间［比彻（Becher）和科根（Kogan），1992；克拉克（Clark），1983］。在英国，似乎已有一种权力的迁移，即从大学的基层———正在工作的教师———移至更高层次，即移至公共机构的领导人、市场和国家当局。其结果是已有了各种说法，它们的大致意思是：大学教师共享的必不可少的决策权丧失了（而这种决策权对于创造性、公平等都是必要的）。现在取而代之的是行政控制，而这种控制在商业性的法人组织中是司空见惯的。
然而尚不清楚的是，一种纯粹的权力共享的形式是否真的有过（这种形式具有一个最低层次的组织来控制学生的入学及其标准，分配任务和资金，同时避免控制工作的方法）。接收公共资金的条件，加上需要保证大学服务的对象（尤其是学生和雇主）不受欺骗，所有这些总是保护了某种程度的严密控制，即使在它的实施中具有权力共享的性质。
此外，大学地位的确定和“大学”称号的使用一直是中央的特权。一张由枢密院（Privy Council）根据政府的意见（或国会的法令）而颁发的皇家许可状（Royal Charter）一直是一种法律文书，据此政府可以维持它对大学实行保护的部分权力。然而，大学和国家的关系已变得越来越程式化了。虽然我们有理由说：大学和政府的密切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甚至比在今天讲得还要多，那时是基于默契的配合、精英人物的相互尊重以及密切的交往。现在，大学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特征是谨慎、正规和透明的。
正如科根和汉内（2000）所确认的，国家面前有一个难题，也就是对大学既要有政治上的约束，又要允许其在制度上可以自治，那么在这两方面就很难决定一个合适的度。大学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导致政府更加关注大学，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学术自由最适合知识的创造。尽管质量保证处（Q uali-ty Assurance Agency，QAA）有时会提出很高的要求，但支持知识和科学的独立性的观点一般还是占了上风。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不同，大学教师不是公务员或国家直接的雇员，但他们要受到许多约束（至少在形式上）。从全世界来看，英国的大学在市场和专业方面相比较来说仍然享受着较高程度的自由，虽然对质量的管理已经增多了。仍然流行着以下这样的观点，即大学不是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由学者所组成的社团和群体。
虽然经常会说：大学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撒切尔（T hatcher）内阁发起的公共部门总体改革的一部分（改革还包括撤销对市场的管制规定和权力下放），但正如我们以上所注意到的，我们必须记住：现有的大学是从一种较大程度自治的地位起家的。它们总是更容易受到撒切尔改革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即对产品和其他成果加以更多的控制，以此作为一种手段，使得一般公众免受纯粹的市场自由的影响。就多科技术学院而言，通过承认它们的社团地位，取消对它们使用大学的称号的限制，以及撤销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Academic Awards，CNAA，它是一个管理多科技术学院毕业生的学位颁发的长设机构，尽管其权限越来越大），所有这些使得多科技术学院从新的公共管理部门对经济放权的各个方面得到了最多的东西。外部的质量管理对于学校来说也不是新东西，这种管理以前是通过陛下督学处（HM Inspectorate for Education）来进行的（即使现在的管理和以前的不太相像）。
因此，由于引进了一种更严格的外部评估的框架，这种框架既影响到资助（尤其是对研究的资助），也影响到学校的声望（包括教学质量的等级及其在报纸上的“排行榜”），所以传统的大学已经历了较大的改革（和冲击）。新方法对大学施加了更强的控制，这给大学带来了一个困难，而这一困难源自历史上大学和国家的特殊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府对标准的保护和控制模式总体上旨在于考虑外部的相关人员（诸如消费者），这些模式相信：更多的质量评估来自（和促进）公共领域更好与更多的信息。
“公布和令人羞愧”（naming and shaming）、“排行榜”（league tables）等都是一些方法，它们被计划用来强化以下的观点，即学生作为消费者，能够通过改变选择来对高等教育体制施加更大的竞争压力。在当代政府的措施中，更少依赖专业的承诺（机构集体的承诺或个别大学教师的承诺）。然而，正如威廉斯（Williams，1999）所指出的，高等教育中缺少有效市场所必不可少的信息反馈循环圈。老顾客正在消失，中学毕业生在评估他们自己的需要和不同大学的说法时，常常感到困难。
结果显然就是受到市场相应的惩罚。然而，新的质量保证处及其前任———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在引进质量控制的方法论时，思想中有一种不同的态度。这些方法旨在审计（不是通过分级的评估）学校自己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学校提供可以利用的信息（不是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和其他方法相比，这里的目的是和制度上的自治、自我管理的和专业的做法一起发挥作用。至于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大学和让大学自己发展，政府似乎不能作出决断，其结果就是在国家和大学的关系上（尤其是在质量的工作上，这方面还无稳定的迹象）犹豫不定。
此外，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制度中，和联邦的或联合的体制不同，执政党所拥有的较强的行政权给政府授予了很大的和相对不受约束的自由去试行其政策。在英国，从更广的方面来说，这导致了特别的政策和国家在制度上的创新，尤其是作为部分的努力以终止过去30多年中的经济衰退，在这过程中，信息闭塞的政策改革导致了负面的或有悖常理的反馈和意想不到的结果。这转而导致了甚至更不稳定和越来越形式化的管理，而同时缺乏来自那些被管理单位的支持，缺乏更高的有效性［莫兰（M o ran），2003］。高等教育是这种过程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范例。
以上这种犹豫部分地来自于一种需要，即需要在“无形的大学教师的社团组织”（使用来自科根和汉内的生动的描述）和对大学正式的管理（包括外部的政府的制约）之间保持经常的平衡，而这种平衡不时会受到冲击。正是大学教师仍然赋予该种制度以合法性和影响力，他们的工作被纳入正式的同行评议（这是政府的政策所要求的，它们对资助很重要）。虽然政府和资助机构为评估和资助制定了政策与框架，但大量的判断和分配是由学术界作出的，并被有效地证明其合理性。课程和研究目标主要仍然由教师和研究人员来决定，这是他们的特权。
政府对大学的更正式的评估及其更大的透明度已在学校中扩大了带有市场特征的行为，加强了对公共和其他资源的竞争。这也允许学校的领导人为其自己内部资源的分配找到一个基础———潜在更正式的和外部更合法化的（相比较那种内部“势力范围之争”的结果来说）。也给学校内各部门按照可衡量的成果数（诸如出版物、外部的商业性收入或学生人数）分配资源，这其中任何一个部门也许都不得不在一个内部的市场向大学内的其他部门购买各种服务。
毫无疑问，这些改革已加强了学校管理者（尤其是最高层的管理者）的作用和权力。各种发展已产生了对内部规划和控制有用的数据，这些数据同时还能满足对外报告的义务。大学副校长们和他们的团队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在其中工作的竞争环境，不得不非常关注他们的组织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尤其是顾客的满意度）。他们做事不能仅仅只是任其自然，否则学校的经费和他们自己的行政责任与信用就会遭遇风险。但是，使用较少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东西（毕业生、出版物和商业项目），这种需要大概至少意味着当今在大学中获得更大的行政责任和权力（相比较单纯的竞争本身而言）。还有可争辩的是：管理主义的出现也标志着在管理大型组织方面有了更合理和更客观的方法。它并非仅仅只是一种高压行动，以便把制度强加于桀骜不驯的学术界。高等教育体制公开的规模和扩张已造成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已降低了大学学术的神秘性和特殊地位。大学教师工资无情的降低似乎意味着：至少这其中部分的原因是由于高等学校的数量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