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副校长们在试图向外行的听众解释近代大学的本质和背景时经常要打趣地讲一个历史悠久的故事，即大约80个机构是从中世纪时幸存下来的，其中60多所是大学，其余的机构包括天主教教堂和英国的君主国。从这种说教所得到的东西各异，这通常取决于特定的大学副校长的态度，取决于她或他所领导的大学的类型，还可能取决于听众的人员构成。对某些人来说，上述故事的寓意是：大学的适应性是强的，大学是富有活力的，并且古代时在某些地方，大学有一种权威，这种权威的形成早于并高于当时政府所具有的权威。另一些人则错误地得出如下结论：取代古代的东西的难度超过了任何人所能想像的程度，要把大学硬拖进现代世界将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
然而这一故事会使人产生误解。多数大学并非中世纪的产物，而是建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它们的历史反映了以下有关的事实：工业化、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主化，以及更近一些的后现代主义对知识的权威看法的评论，还有围绕全球化的问题。当然，“大学”一词的起源可追溯到欧洲15世纪的时候，当时这个词指一些联合的实体，包括行会。诸如波伦亚这样的大学则至少要追溯到11世纪。在像牛津和剑桥这样的大学中，古代大学早期基督教会的和中世纪的出身在当今某些庆典和做法中仍可被感觉到，包括院士（f ello w s）和学院（colleges）的持久的影响（如果说不再是完全起支配作用的话），包括它们对大学副校长们和讲座教授们在行政上的傲慢的反感（这种傲慢在别处也可见到）。
但是，大学通常被看成是相当近的现代的产物，尤其是统一民族国家的领土的工具。因为民主和民族国家的起源在各国都不相同，因此各国大学体制的历史发展轨迹也不相同（即使在今天，大学越来越面临着一种相似的困境）。举一些重要的（但非全部的）例子来说，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在它们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文化中，尤其在它们对待把大学当作一种公共服务机构或私立单位这样一种理念的态度中，均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追溯到许多年前，不同的态度对大学和中央政府的适当关系的看法显然不同。
对本书各章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国家的力量和影响的下降、国际的和超民族的权限的增加、还有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所有这些是否预示着大学深刻变革的到来（如果不是大学的完结的话）？如果民族国家失去了直接支配大学的能力以及作为大学的主要资助者的地位的话，大学将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商业性实体而在世界范围内活动，追求那些它们认为是它们自己团体的利益的东西，到那时，又如何引导大学为国家的利益服务？或者就像我们在商业界中所看到的那样，政府是否有可能希望国家利益更多地得自于“国内”独立的和超国家的大学成功的经济活动，而不是得自于这些具有公共影响力的机构为更广泛的社会目标服务的活动呢？
在英国或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中，当许多大学的总预算中公共的或政府的资助比例继续下降时（而以前这种比例是很高的），这些问题的关系是密切的。和从商业及其他来源所得到的相比（其中尤其包括外国留学生个人所支付的学费），目前在一些国家中，政府拨款占大学总预算的比例普遍低于50%。此外，某些大学传统的活动范围和权威也正受到挑战。强大的科学界和知识界认为，大学是重要知识最基本的和唯一的储藏处。这种观点，加上要求遵循恰当的和经过严格检验的（并且有严格顺序的）方法，再加上个人与社会公平对待各从业人员，所有这些看法和做法的基础正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评论文章的削弱。后现代主义批评种种关于普遍知识的论述，而主张那些被认为是客观的和科学产生的真理的自然可能性和社会建构主义。此外，正如迈克尔·吉本斯在本书第五章里坚持认为的，科学必须越来越和社会密切相关，也必须客观真实以受到当代人的欢迎。同时，知识的产生及其利用在更大程度上正发生在大学以外，并且知识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趋势，有必要考察大学体制的发展历史和理解这些体制原先为什么会产生。现在我们不大可能找到这样一个国家，即它没有大学，也不认为大学在国家的发展中很重要。至少在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中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但为何会这样？大学发挥什么样的职能？大学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正是这些国家允许大学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并且今天大学仍被给予这样的地位。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继续下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