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人，包括祢衡，想参加游戏，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当你没有资格、没有权力、没有能力制定准入制度和游戏规则的时候，你想加入的话，就要遵守既定的准入制度和游戏规则。除非有一天，你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制定新的制度和规则，别人也只好按你得游戏规则玩。
比如曹操，刚把献帝迎到许都的时候（公元196年），袁绍的势力比他大，地位比他高，资格比他老。献帝是想让曹操做大将军的，袁绍老大的不高兴，曹操只好客客气气地把大将军的位置让给远在冀州的袁绍。
当曹操统一北方、睨视群雄的时候（公元208年），干脆把汉朝的三公官位废掉，不客气地自任丞相，谁也甭想做什么大将军。这就是一个从遵守游戏规则到改变游戏规则的过程，曹操玩得得心应手、水到渠成。
祢衡的玩法跟曹操截然相反。曹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祢衡只能取得最大的失败——误了卿卿性命。
诸葛亮就比祢衡高明得多。知道自己在曹操和孙权那里，坐不了什么好位置，捞不到什么大油水，就干脆投奔一无所有的刘备。一入局，就在几个人的小圈子里弄个主要领导干干，在公司里拥有技术股。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有一个高贵而高尚的毛病，喜欢来什么“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忸怩媚俗之态，进退失据之状，跃然纸上。
据老古我看来，居庙堂之高，就应该好好做官，替君王好好办事。帮君王把事办好了，也就替老百姓分忧了，还整天在嘴巴上忧什么百姓？估计，所谓的“则忧其民”，是酒醉饭足、骄奢淫逸之余的感慨和内疚，说成“则愧其民”可能准确些。
处江湖之远，就应该种好地，养好猪，教好书，养家糊口，照章纳税，何劳你替君王分忧？君王整天在深宫里左拥右抱，酒池肉林，自有美眉、杜康解忧，你臭老九何必自作多情？所谓的“则忧其君”，可能是担忧君王的美酒、美女过剩，可惜可恨，心里酸溜溜的缘故。
当时的祢衡，是否也有这种两头牵挂、进退两难的高尚情怀，不得而知。据我看，多半是没有的。但凡脾气坏、喜欢骂人的人，都是急性子、直肠子的人，忧死了，累死了，憋死了，屈死了，也唱不出“进也忧，退也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自欺欺人、哗众取宠、此地无银的高调来。
照理来说，祢衡可以参加三国的大游戏，也可以参加荆州的小游戏；可以入局豪赌，也可以置身度外；可能“居庙堂之高”，也可以“处江湖之远”。这是他的自由，他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问题是，你祢衡若要参加游戏，就要遵守规则。你祢衡也可以不动心，靠边站，但不能没完没了地败人家的兴，揭人家的短，坏人家的事。否则，只能是两个字：找死。
找死，是通俗的、口头的说法，正规的、书面的说法是：自杀。
自杀，《辞海》的解释是：故意用某种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我看来，这个概念的外延有些模糊不清。《辞海》的自杀定义，有一个隐义，意思是自杀都是自己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对自杀下的定义是：自杀是生命个体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死亡方式。根据我的观察，并非所有自杀都是自杀者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些人的自杀，不是自己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不管以那种方式自杀，都有一个本质特征：主动地。
在我看来，一个人只要主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是自杀，至于采用什么方式，是否自己动手，在所不问。
本书第四集《诸葛亮的悲与苦——以理想的名义自杀》中说过，从精神的层面看，诸葛亮死于自杀，并把这种自杀视作自杀的第三种方式——以理想的名义进行自虐，通过这种自虐来耗竭自己的生命。
把头伸向屠刀
既然有第三，就肯定有第二。如果诸葛亮的死，是自杀的第三种方式，那么，祢衡的死，则是自杀的第二种方式——假借他人之手自杀。
祢衡这个人，智商是很高的。他应该知道，以自己的做人处事风格，我行我素，长此以往，不是“国将不国”的问题，而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一不小心，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那么，祢衡为什么还要像飞蛾扑火一样，在骂人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一往无前？我看，只能做如下解释。
祢衡不仅很想做官，还想一步登天，但不按常理出牌，不愿遵照既有的程序和规矩入仕，立马就要弄个三公九卿的位置坐坐，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
祢衡想，祢大爷骂你又怎么样！谁敢杀我？曹司空不敢，刘州长不敢，你黄祖敢？何况，我怀才不遇，四处碰壁，正活得不耐烦呢，即使你黄祖真的杀我，那就来吧。谁杀了我这个大才子，谁就遗臭万年，我祢才子则名垂千古。
这样一来，祢衡真的是“名垂千古”了。曹操和刘表不算太笨，是不想遗臭万年的。可怜黄祖这个大老粗，根本就没有想到遗臭万年还是名垂千古这样的问题，喝高了，一生气，一发怒，咔嚓，真的遂了祢衡的夙愿，真的遗臭万年了。
毫无疑问，黄祖的滥杀无辜，刘表的借刀杀人，都是不地道的，不正义的，应该谴责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祢衡自己，不停地把头伸到人家的屠刀下，尤其是黄祖喝高了、醉眼蒙胧的时候，那就不能单单怪黄祖这个大老粗了。
你祢大才子不是要主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么？只不过借用了别人手中的刀而已。
《后汉书》的作者，将祢衡传记放在文苑列传一类，说明范晔将祢衡当作文人、文学家之类的人物。我仔细研究过中国文人（当然不包括每一个中国文人，请各位不要对号入座）一些基本特征。
中国文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因为他们会写文章、诗歌，不仅信心满怀，激情满腔，还以为自己什么都会干，什么都干得好。比如东方朔、蔺相如、李白、纪晓岚，他们都在皇帝身边工作过。
其实，皇帝把他们安排在身边，只不过当花瓶，以示皇帝老爷多么重视文化或文学事业；或者把这些文人墨客当甜点，在酒足饭饱和思淫欲之间玩一点搞笑，来一段插曲；甚至把他们当夜壶，下头需要宣泄的时候，拿来爽一把，爽完后踢到墙角去。
可那些个文人们不这样认为，以为皇帝请他们来，是为了向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或探讨政治问题，或商讨军国大计的。于是，酒足饭饱之余，不去写文章，不去思淫欲；而是在皇帝面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果皇帝老爷对他们表扬一下，赞扬几句，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便膨胀起来，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如果皇帝老爷对他们爱理不睬，他们便做起白日梦来，说什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说什么“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说什么“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凉州”。实在无趣，无聊，无奈，便发醋，发狠，发狂，说什么“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结果呢，皇帝老爷烦了，腻了，叫他一边去。到这个时候，文人们还要发牢骚，说什么“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据我所知，中国古代的著名文人，真正懂得自身个体（而非社会）价值的，只有柳永和唐寅（唐伯虎）。他们自己做梦，也用方块字为别人编织美妙的梦境。他们从不乞怜皇帝的恩宠，精神上也不从属于、附属于皇帝，因为他们知道，皇帝根本就不鸟自己。他们只在自己的白日梦里，与青楼的姐妹们快乐地梦生梦死。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个过程，你自己高兴、快乐就行——前提是尽到责任，并且不妨害别人。非要去当别人的附属品，非要去看着别人的眼色快乐，何苦呢？
当然，老古我并不是在否认文学。而且我认为，文学有极大的价值。什么涤荡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情操，寄托人的理想，都是文学应有、该有、肯定有的特定功能。
但文学的价值与文人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人的价值，仅在于，或多在于文学，在于自己能做梦，还能为他人营造美妙的梦境。至于治国安邦、济世安民，是大多数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文人不擅长的。
像曹操这样，能文能武，能嫖能赌，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天下的文人是不多的。文人勉强去玩政治，搞行政，不少人弄巧成拙，贻笑大方，伤人害己。三国的文人中，只有曹操例外。而且，曹操之所以遭到后世文人的漫天谩骂，很可能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太过能干，太过全面，太过伤人自尊。
话又说回来，作为文人，像祢衡这些作家们，他们排列、组合文字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或者很强的，至少模仿、抄袭能力是很强的。否则，他们成不了文人。
问题是，摆弄文字的能力，不等于行军布阵或理民治事的能力。根据我的观察，通常的情况是，除极少数人以外，某一方面的能力，比如语言文字能力，相当突出的人，其他能力，如政治、军事、行政能力，往往是低下或欠缺的。
这样说来，祢衡的各任领导倒是对的。祢衡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在政府里只适合干文秘工作。除非他去当自由职业的作家，在家里倒腾一些作品来卖，养家糊口或发家致富。当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还没有成立作协，写书又不能卖钱，祢衡只能到政府里干文秘工作，才能活命——至少要从文秘干事做起。
祢衡呢？按他的想法，至少一开始就要弄个省部级干干，还算凑合。否则，便骂人，无休无止地骂，漫无边际地骂。结果可想而知。
祢衡的死，让我联想到他唯一的一个生前好友兼前辈孔融。
孔融的死，情形差不多，也有一点自己找死的意味。曹操在下决心干掉孔融之前，诚恳地希望与他和好，希望相互妥协，可孔融不买账，还站在舆论的高度继续反对、戏弄曹操。说孔融“有点自己找死的意味”是指，如果孔融仅仅在立场上、政见上反对曹操，曹操下此毒手，是邪恶的行为，由曹操负全责。
问题是，孔融不仅在立场上、政见上反对曹操，还要在生活上、日常琐事上戏弄曹操，在人身上攻击曹操。所以说，孔融的被杀，与祢衡的被杀，情形差不多，只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
但孔融之死与祢衡之死毕竟有些不同。孔融所骂的公元208年的曹操，与祢衡开骂的公元196年前后的曹操不同。公元208年的曹操，已大权独揽，将献帝视同木偶。从维护东汉王朝的正统立场看，曹操的确有可骂之处。
也就是说，孔融的骂人，还有一点政治意义，还有一点正义的味道；何况，孔融骂得比祢衡有水平，有高度，有原则。孔融的死，对汉室、对传统伦理而言，多少还有一些价值。祢衡之死有何意义？有何价值？只不过给后世患自恋症的文人提供了一个意淫的对象。
“亲戚或余悲，他人也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了就死了吧。问题是，还有很多人尤其是很多才华横溢的人，还是这样前赴后继地死去。
⒉嵇康
祢衡死于三国的前期，三国的晚期，还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嵇康，也是以祢衡相同的方式自杀的。
祢衡“自杀”，在愤愤不平的骂声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嵇康的“自杀”，却在《广陵散》的绕梁余音中，从容地走向生命的黑暗。
时代背景
嵇康字叔夜，谯郡人，生于公元224，死于公元263年，享年四十岁。与祢衡一样，嵇康出身贫寒。他的父亲做过曹魏帝国军队里管粮草的中下级军官。曹丕篡汉（公元220年）的时候，嵇康尚未出生。嵇康幼年丧父，靠母、兄抚养成人。
等嵇康娶曹操的曾孙女为妻的时候，曹魏帝国的大权正掌握在曹氏宗族、大将军、花花公子曹爽（曹操的族孙，曹操族子曹真的儿子）手里，司马懿像咸鱼一样，被晾在办公室里坐冷板凳，做个位高权虚的太傅。嵇康的青年时代，过着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
后来，曹爽掌权时间长了，越来越不像话，与何晏（灵帝时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何晏母亲被曹操霸占后，曹操收其为养子）、邓飏（东汉开国元勋邓禹之后）、丁谧（曹操心腹丁斐之子）、毕轨、李胜等结成死党，视国家法度如儿戏，生活糜烂堕落。阴骘的司马懿干脆回家睡觉，像病猫一样在草丛里潜伏下来。
公元249年，也就是嵇康27岁这一年的正月，司马懿父子趁曹爽陪皇帝曹芳离开洛阳祭陵之时，发动政变，诛灭曹爽一党。从此，曹魏帝国的中央军政大权归司马氏兄弟（司马懿于公元251年去世）。
公元254年，大将军司马师诛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曹爽的表弟，曹爽姑妈的儿子）、光禄大夫张缉（张皇后的父亲）等魏帝国元老重臣。同年废曹魏帝国第三任皇帝曹芳为齐王，迎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第四任）。
公元255年，司马师去世，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公元255—258这几年，魏帝国手握重兵、驻扎东方（扬州）的几个重臣，如文钦、毌丘俭（毌也作贯，毌丘，复姓）、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反对司马氏集团。
公元260年，忍无可忍的第四任魏国皇帝曹髦率领卫士、奴仆，武装PK司马昭，被杀，司马昭立曹奂为帝。公元264年，司马昭称晋王。
公元265年秋，司马昭去世；同年底，司马炎篡魏，建立晋帝国。
以上几段文字，是嵇康生活其中的基本的时代背景。嵇康的青少年时代，基本在曹丕、曹睿执政期间，曹魏帝国政权稳定。嵇康生命的后半期，基本上生活在司马氏专权时期，曹魏帝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嵇康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竹林七贤”的首领，尤其与其中的阮籍、山涛（字巨源）、向秀关系最好。嵇康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身材高大，健康健美。
就是这样一个一流的作家、音乐家，一流的美男子，一个众多青春少女和已婚妇女的超级偶像，被司马昭杀害，就像美国女人失去了奥巴马，肯定是令人扼腕、令人发指的。
那么，为什么，嵇康必死？
又有人把头伸向屠刀
司马氏父子与曹操父子不一样，他们身上没有多少文学细胞，历史学者们也把他们父子归为武人一类，司马昭出于嫉妒搞文字狱，可能性不大，也没有证据。嵇康的死，只能是政治原因或别的什么原因。
一般认为，嵇康的死，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一、嵇康是曹氏姻亲，忠于曹魏帝国，不愿做司马氏的走狗，拒不与司马昭合作。二、性格过于刚直，得罪了小人钟会。
这两个原因结合起来，分析嵇康的死，似乎的确能得到圆满的解释。即政治上的反动，是嵇康之死的根本原因；开罪于小人钟会，是嵇康之死的导火线或外在原因。
嵇康年轻的时候，是与政府合作的，还做了一个叫做中散大夫的闲官。在“自己人”的政府里，做个尊荣的闲官，陪着漂亮、尊贵的老婆（陪嫁肯定很丰厚），喝喝酒，弹弹琴，酒足饭饱之余搞点创作。文学玩腻了，才思枯竭了，则约上阮籍、向秀等人，在自家院子里的大树下打铁，叫老实坨子向秀拉风箱，与阮籍抡锤锻打，叮当作响，有声有色。劳作得精疲力竭时，又喝酒，谈玄说理，恣意纵横。
这才叫文化人，这才是我嵇康。
嵇康前半辈子的确过得很惬意。嵇康的后半辈子，仍然要如此这般地惬意，大将军司马昭却不惬意了。
司马大将军不惬意还好说，毕竟他们的层级隔得太远，平时也没多少联系。不好玩的是，司马昭的心腹、心高气傲的钟会也不惬意。
钟会是魏帝国元老钟繇（曹操时代镇守关中的大将，曹丕时代的司法部长）的儿子。司马昭掌权的时候，钟会官已做到司隶校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