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早期小说里，尤其是慧女士、孙舞阳和章秋柳这些充满“时代性”的女子，在外形上个个长得健美如“模特儿”，尤其都有一对高耸的“乳峰”。稍举数例，如慧女士：
穿了紫色绸的单旗袍，这软绸紧裹着她的身体，十二分合式，把全身的圆凸部分都暴露得淋漓尽致。
写孙舞阳的“圆软的乳峰在紫色绸的旗袍下一起一伏的动”，章秋柳“袅娜的腰肢和丰满紧扣的胸脯”，这些女子的特“性”，都投身或想往革命，革命成为她们实践解放的理想空间。她们生活在革命运动中，仅为革命理想而尽其天职，就不必受家庭或男子的约束。性的自由是解放的标志，而健美的乳峰意味着健康和性爱的愉快。茅盾在20年代末开始写小说，有意创造一种“革命加恋爱”的新样式，而“乳房”带来革命浪漫性，这些富于热力的女性身体给革命涂上一层玫瑰色，至少表达了革命也应该是健全的、美的想法。在革命乌托邦的空间里，展开“乳房”的美学想象，从而探索“时代女性”的自由个性。这样的写法，不仅与鸳蝴派的爱情小说截然两样，即如张资平对“乳房”的使用有发明之功，但在文学表现的丰富多彩与美学想象则远逊于茅盾。
他的“时代女性”之所以“特异”，还不光在于“乳房”的乌托邦想象，且依靠“特异”的“观点”和“观念”。“乳房”的使用，诉诸视觉想象。无论是“乳”或“奶”，性别特征并不明显。在它们指谓液体时，强调母性。它的女性的形廓特征常通过附加形容词，如“丰乳”、“大奶”等。相形之下，“乳房”具有体积感，且明指女性，因此也诉诸性欲。在叙述空间里，“乳房”的语言再现所强调的是视点，是被视的对象；再现方式显示观察、感受对象的方式。因此在对“乳房”的美学感受中，活动着现代的认知方式，突出了视觉的功能。
随着传统诗意的“酥胸”话语的消失，和新文学的“乳房”占据了文学领域，我们的观察和表述人、人体的方式在意识系统里悄悄地改变着。在茅盾的“乳房”话语的背后，就包含着要求文学话语科学性的观点，即将人和社会作为客观观察、表现的对象，而在再现“乳房”时，所凸显的是“看”的行为。在茅盾的“乳房”话语出现之前，关于中国人放眼看世界之后，从西洋绘画、照相技术乃至电影的引入，在视觉与主体意识方面所引起的变化过程还有待研究。茅盾小说空间里的“乳房”，在作为被凝视对象的同时，自身即呈现为一种“凝视”的行为，隐含主体意识的再现要求。
茅盾的观察时代女性的好奇心，源自于他的革命经验。据他的回忆，1926年大革命挫折后：“我离开武汉，到牯岭去养病。襄阳丸的三等舱里有一个铺位上像帐幔似的挂着两条淡青色的女裙。这用意也许是遮隔人们的视线，然而却引起了人们的注视。我于是在这 ‘人海’ 的三等舱里又发现在上海也在武汉见过的两位女性。”作者所看到的仅是挂着的女裙，而在叙述空间里，“视线”、“注意”、“发现”与“见过”这些词却讲出了更多的故事和欲望，有关作者的和别人的，过去的现在的。他没有见到这“女裙”背后的人，然而在唤醒了的记忆里，所浮现的是以前在上海也在武汉见过的女性，都是在他构思中的小说里的人物。那是他的欲望，穿透了“女裙”的“遮隔”而见到了她们。同样的在来自“人海”的“视线”中，不仅活跃着形形色色的欲望，而他也在阅读着他们的欲望。无论茅盾自己是否意识到，当他自己的欲望浮动在这“视线”之海上，充满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空白与张力。
在郑逸梅所谓那种“凝酥”的感受中，意味着物我两忘的美学境界，那么上述茅盾的生活观察，突显了视觉功能，其中显出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界。众所周知，茅盾强调文学创作的科学观察，受到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除了他自己明言的左拉之外，不可忽视的是莫泊桑。他的文学旅程开始不久，我们可发现他与“自然主义”的美妙初恋，即在《幻灭》中写到静女士和强猛相爱，一起在庐山度过一个“狂欢的星期，肉感的星期”，其中发出对乳房的礼赞：
爱的戏谑，爱的抚弄，充满了他们的游程。他们将名胜的名字称呼静身上的各部分；静的乳部上端隆起处被呼为“舍身崖”，因为强常常将头面埋在那里，不肯起来。新奇的戏谑，成为他们每日唯一的事务。他们忘记了一切，恣情地追寻肉的享乐。
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在小说《一生》里，描写于连和简娜新婚之后，在山中旅行的一个星期里，两人之间享受爱的戏谑和欢乐：
在简娜向右侧睡着的时候，她的左乳常常暴露在苏醒的晨光里。于连注意到，就把这个乳叫做“轻浮”，而把另一个乳叫做“知己”，因为它的玫瑰色的乳头似乎对他的亲吻更为敏感。两乳之间的沟道被称做“母道”，因为他常常在那里流连忘返；而另一更为隐秘之处被唤做“通往大马士革之路”，那是为了纪念那个奥塔山谷的。
在这新婚旅行的段落里，莫泊桑极其细腻地刻画了女主人公的有关性爱游戏的体验和感受，同时也揭示了于连的粗鲁好色，隐伏着她后来对于爱情的幻灭。不过在茅盾的前期作品里，这一次静小姐和强猛之间的爱情，是最玫瑰色、最光明的，也是最初、最后的一次。那种在风景胜地欢度新婚蜜月的情景，在后来茅盾的小说里听到回声，却常常成为不可追及之过去。如在《动摇》里写到方罗兰回忆起他和方太太刚结婚，那年夏季在南京，“在雨花台的小涧里抢着拾雨花石”。在短篇小说《创造》里，男主人公君实回想起他和娴娴在莫干山避暑，两情融洽达到了“幸福的顶点”。然而茅盾在《虹》里写到梅女士与柳遇春的新婚之夜，只剩下梅对柳的厌恶之情了。这些都反复显示了《一生》中类似情节的影响。
茅盾作品里对于“乳房”常取特别的视角，如《追求》里：
在微淡的光里，曹志方依稀看见两颗樱桃一般的小乳头和肥白的锥形的座儿，随着那身体的转移而轻轻的颤动。
在更多的情景里，作者奇特的视点并不限于乳房。在《动摇》里写到方罗兰：
看见小学生的队伍中卓然立着孙舞阳。她右手扬起那写着口号的小纸旗，遮避阳光，凝神瞧着演说台。绸单衫的肥短的袖管，从高举的手膀上落卸去，直到肩头，似乎腋下的茸毛，也隐约可见。
可资比较的是，在左拉(Emile Zola，1840—1902)的《娜娜》(Nana)中有一段描写：
娜娜光着身子从容不迫走向舞台。她对于自己肉体的魔力，有绝对信心。她披着一块细纱，然而，她的圆肩，她那高耸的乳房和粉红色的乳头，她诱惑地扭来扭去的大屁股，非常肉感，和她整个肉体，从那透明的薄纱里看得清清楚楚。这是爱神刚刚从水中冒出来，头上没有戴面纱。娜娜举起两只手臂时，她腋下金黄色的腋毛，在脚灯的照耀下，台下观众们看得清清楚楚。
且不说两者的场景相似，而对于众目所聚的“腋毛”的描写何其相似乃尔！其时茅盾自称是左拉的信徒，此言不虚，《娜娜》也是他极为欣赏的。在三部曲中不时表现女性肉体，尤其是乳房的魅力，虽然不像左拉那么夸张、火爆，但在精神上一脉相承。
茅盾以洞见的笔触，通过他自己的或别人的视线，揭示一种欲望的焦点，呈现在“人海”的“视线”里。在《追求》里的王仲昭：
章女士吃吃地艳笑了。她翩然转过身去，旋一个半圆形，让睡衣的下幅飘开来，裸露了膝弯的阴面，这里的白皮肤上有两个可爱的小涡。然后她又纵身坐在窗台上，凝眸看着天空，并没注意到仲昭的脸色已经有了些变化。
这些描绘里，在男性欲望的窥视之间，闪烁着兴奋、迷惑和犹疑。女性对于窥视欲望的控制，以及叙述者对于人物视线的操纵，都表现出小说世界及其再现手段的复杂生动性。对于视点或视线与主体意识的关系的表现是更为凸现的。如果把这些放到女性解放与文化秩序现代化同步的大背景里，“乳房”的聚焦也象征着性别的焦虑：当男性以传统的解放者自居时，却感受到女性的欲望及其走向公共空间的自由意志的压力。
对于这几个视点——孙舞阳的“腋下的茸毛”，章秋柳的“膝弯”的“小涡”等——我们不得不惊叹茅盾目光的厉害！ 这些描绘拓展了现代文学的“肢体”语言，也拓展了人体美感经验的领地。据有的材料说，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内容，在女性身体的表现方面，到30年代才把镜头的重点从大腿移到胸部， 那么茅盾在发展“乳房”语言方面显然要比好莱坞更为先进，也更有想象力。这并不奇怪，上海的性文化市场一向发达，受赐于晚清以来的风流余韵，比美国的清教徒文化要放肆得多。如1925年徐欣夫导演的《战功》，就有裸露女乳的镜头。 其实我们看鸳蝴派的文学，在女性形象的文化消费方面不遗余力，如他们的杂志上的“封面女郎”，从《妇女时报》、《礼拜六》，一直到《良友》、《红玫瑰》、《紫罗兰》等，就很有探索性，成为都市文化的日常景观。但这些女郎的身体都覆盖得较为严密，也没有好莱坞式的大腿和胸脯的展示，尽管“封面女郎”的设计及其印刷传统推动了好莱坞式的“影星”文化的形成。围绕着“红玫瑰”、“紫罗兰”等杂志名称，他们也发展了“名花美女”的文学话语，但或许在语言上不能摆脱“酥胸”式的审美方式，因此对于人体美的文学表现收获有限。
茅盾在人体和性感方面的文学探索，也与他有意改进中国文学里的性描写有关。在1927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里，茅盾认为中国文学的怪现象是，一面是禁欲的礼教与“载道”的文学传统，一面是文学中大量存在赤裸裸的性交的实写。这样的描写是变态性心理的表现，没有文学价值。产生这种“不健全的性观念”的表现的原因，是“禁欲主义的反动”和“性教育的不发达”。更重要的，茅盾所描写的这些“视点”，并非由于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得到了一种新的观点——科学地观察和表现生活——的有力支撑，在文学上更得力于“自然主义”。这也仅在他的早期作品里灵光一现。这种视点是个人化的，充满世俗情调。正如那些小说人物沉浮于都市的欲望之海中，感到焦躁、失落，而搜寻自己灵魂的家园，却一再幻灭和失望。而这些欲望的凝视，含有某种不无揶揄的生命的歌吟，从中发现了焦虑与饥渴，给人的存在的形态带来某种启示。对于作者来说，在他更清晰地听到来自“历史”的命令并将自我交付于那个“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前，这些“视点”的再现也同样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独特而紧张的感受方式，能使他在纷乱不安的欲望世界里，更能倾听那种现代人心底的激情呼喊，如从章秋柳那里发出的：“我是时时刻刻在追求着热烈的痛快的，到跳舞场，到影戏院，到旅馆，到酒楼，甚至于想到地狱里，到血泊中！ 只有这样，我才感到一点生存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