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和“奶”是家族系列，但在现代境遇里却也受制于“物竞天择”的定律。至少在它们使用的现代过程里，真正被淘汰的，是那个传统诗词里的有关女性乳部或胸部的话语，包括“酥胸”、“鸡头”、“玉峰”、“芗泽”等语汇。当然还包括如“玉体”、“樱唇”、“香躯”等女体描述。至20年代后半期，这些用词在旧派的言情小说家那里，还经常出现。像郁达夫那样的新文学家，在《迷羊》里写到男主人公看商店橱窗而想到他往日的情妇的“胸部”时，不用“奶”、“乳”之类的词，而用“亵衣”、“芗泽”这些更为文气、更像鸳蝴派的语汇。这也不足为奇，其实在所谓新旧之间，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在这个“淘汰”过程中，茅盾的“乳房”话语扮演怎样的角色？
所谓新旧派在语言使用上的分歧，实即由于两者之间对待中西文化冲突或交融的取径不同。旧派对于外来文化的热情并不比新派弱，只是兴趣的侧重点不同，而更多地利用了自身的文化形式达到将外来文化消化的目的。所谓“新派”，我们似乎越来越欠当地指抽象的五四传统，或指始于20年代后期的“左翼”路线。但茅盾早期小说中的“乳房”意象，确实显示了与旧派截然不同的文化取径，与那种动员自身的文化资源，试图从内里消融外来文化的方式不同，“乳房”本身是一种强势的切入，带有强烈的文化异质性，明显拒绝那个“酥胸”的文学语言资源。如《蚀》三部曲中的“时代女性”，象征地体现了现代时间意识，后来的《虹》更体现了某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遂使她们成为“革命”的载体，既接受来自历史前进的指令，又是历史的推动者。而这个“历史”，在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受挫的情势下，指向“革命”，指向未来，是大同理想的另一翻版。然当我们进而审视小说中的“乳房”话语，与都市的日常生活、大众的消费欲望相联系，则显示更复杂的意蕴脉络，即“乳房”在寄托革命乌托邦的同时，却投映出都市的大众欲望，与民国追求“强种”、“强身”的意识形态相重叠。
在“乳房”话语经典化的过程中，茅盾的乌托邦想象并未成为现实，但标志着文学汉语无可逆转的现代变迁。周瘦鹃编的几个流行杂志，从20年代的《半月》、《紫罗兰》到40年代的《乐观》，堪称“通俗”文学的中坚。其中有关乳房话语的陈述显示了这一汉语的现代变迁。周瘦鹃一派自20年代初普遍采用白话以来，始终实行白话和语体兼容并蓄的方针，固然含有抵抗新文学的意味。这里的“新”，也是经过选择的，需合乎该派的趣味，结果形成新旧混杂，但被淘汰的就再也回不来。
文献专家郑逸梅 (1895—1992) 的《凝酥韵语》一文，刊于1925年的《半月》上，就是专谈女子“乳房”的。该文殊为奢张地展览了古典诗词有关“乳”的语言表现和古典掌故。其中有一段说：“西方美人乳喜高耸，所以畅发乳房，与我国之束胸恰成相反，近来此风亦渐衰。”所谓“此风渐衰”，对于西方习俗不以为然。与郑逸梅相比，素称“笑匠”的徐卓呆是旧派中的开通者。他的《大奶奶主义》一文载于1941年的《乐观》上，对于当时女子“解放”胸部的时尚表示赞赏。他写道：“我们细细地观察夏天妇女衣服中矗起的乳峰……便可以看到种种形状的解放了的乳房。”他赞成“大奶奶主义”，考虑的是民族利益，因为母亲的乳部不发育，就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所谓“将来小孩子生出来，在不健康的乳房中，吸些不健康的乳汁，自然小孩子身体衰弱。这一个问题，竟可以影响到全民族的兴亡”。徐卓呆的文学生涯起始于1910年代，开始时用文言，到40年代，他的白话文已经写得相当流利了，而这里的“乳房”、“乳峰”与茅盾所用的并无两致。然而整篇文章插科打诨，不离作者“东方卓别林”的本色。在形容各种乳的形状时，有一段说：“最好是不大不小，俗称 ‘一把奶’，用手摸上去，恰巧一把，而且有相当弹力，这种，可称鸳鸯蝴蝶派。”如此表达其“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认同，显然与茅盾异趣。
近来莫利琳·雅伦 (Morilyn Yalom) 的《乳房的历史》见世，作为文化史研究取向，颇有新意。虽然讲得较为简略，也大致勾出欧洲的各文化阶段及“乳房”的象征意义的变迁。如14世纪在英、法、意等地大量出现的“玛多娜喂乳”的画像，从宗教的外衣暴露的乳房却意味着世俗的物质欲望的觉醒，并呈现为男性窥视的对象。德拉克洛瓦 (Eugene Delacroix， 1798—1863) 的《自由女神领导民众》一画，脍炙人口。雅伦解释道：“在尸体狼藉、战旗招展之际，德拉克洛瓦的裸体自由女神领导着民众走向胜利。这里裸露的乳房成为反抗的象征，像革命一样刻不容缓而义无反顾。”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围绕着“奶”、“乳”等表述，发展出复杂的象征和再现系统，这还有待解说。郑逸梅的《凝酥韵话》是一篇很好的材料，让我们看到传统诗学里的有关“乳”的丰富修辞。他这番钩沉古典文献，把有关杨贵妃“出浴露一乳”的记载和出于《左传》的妇人贴胸内衣，以及许多诗词里的有关用语，都摘了出来，整篇文章颇像一个关于女乳的古典词库，一个展销商品的橱窗。在他赞赏自得的摘录评点中，似乎也较忠实地反映了前现代中国文人对女乳的美学意趣。如“酥胸”、“酥乳”、“凝脂”、“兰胸”、“玉峰”等语言表现，已经蕴含着某种感受，当然与性欲有关，但视觉是不强调的，感受者的主体已经消融在对象中。照郑逸梅的说法，“吾国女子以胸平坦为美，故红罗一幅，低护双峰，已成习惯。”郑文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涉及复杂的情感、感觉系统的表达。如“衵衣解后胸微露，一见销魂御化妆”，“皓腕高抬身宛转，消魂双峰耸罗衣”等，也并非不讲究视觉，但更为强调的显然是“消魂”这样的意欲满足的境界。
郑氏此文在怀旧之际，混合某种商业性，遵循的是现代商品和市场的逻辑。且不说这篇文章的生产方式的都市背景，此文所诉诸的读者的情色想象，是都市发展的产物，而这样的断章摘句，集中表现与女乳有关的种种意象与性趣，更带有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恋物”性。
其实随着都市的兴起，女性身体即成为公共窥视的猎物，而女体的语言表现亦被商品化。早在1911年8月，当《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开张伊始，就有一篇短文，说：“人情莫不爱美人，以其容体之可爱也故。”于是罗列了“眼曰秋波，眉曰春山，胸曰酥胸，足曰金莲”等二十余个语词。但这些旨在激发情色想象的展示，已含有古代的历史痕迹。尤其像《凝酥韵话》挖出那些古董，做一番认洗修饰，很有一种使之“博物馆化”的意味。女体的恋物化语言既作为商品时尚，就难免只领风骚三五天，有趣的是郑氏本人也随时势推移，不短变换表现手法。在30年代中出版的《逸梅丛谈》，有些是谈女体乳部的，在态度上已经转向，不再推崇“以胸平坦为美”的国粹了。如《玉殒余话》条：“阮玲玉之美，一为双目之流盼，二为体态之苗条，且处处以笑靥向人，尤为可爱。而现代女性，以乳峰高耸为尚，否则饰伪以充之，所谓义乳者是也。阮亦视义乳为恩物，于是冈峦起伏，遂成为一代之摩登典型。”讲有关女乳的笑话，主角换成了时下名流，使市井读者兴趣益浓。这一则关于名导演但杜宇(1897—1972)的，可略见当时“摩登”风尚之一斑：
杜宇亦有一趣事。一日往卡尔登观电影，既购券，方欲进门入座，忽见影星王元龙来。杜宇一面与王寒暄，一面伸手交券于收券员。不料伸手之际，触及温软含有弹性之物。讶而回顾，则盈盈一摩登女郎，曼立其间。温软含有弹性之物者，高耸之乳峰也。女郎羞，杜宇窘，木然相视者久之。杜宇出以告人曰：“此时若失笑，则庄肃之空气立破，女郎必以为故意狎戏，嗔责从之矣。”
但如果以为这些旧派作家光以性感招徕，追求商业效果，那就误读了他们。郑氏对阮玲玉的“义乳”稍含讽刺，其实他反对女子的“商品”化，指责那种专以“诱惑男性”为业的“摩登女郎”。换言之他所赞赏的是自然形态的“高耸之乳”，因为这是符合现代国家利益的。此书中又说：“现在一般的新女性，感受世界的潮流，力求体格的健美。由健美的体格来代表一个健全的国家，关系很为重要。”
事实上在20年代初社会上围绕女学生穿“小马甲”而引起讨论时，消闲杂志也纷纷加入。前面提到过周瘦鹃主编的《家庭周刊》发表了主张为她们胸部松绑的文章，另外在包天笑主编的《星期》上吟秋写道：
西妇以胸部扩张为美观，故胸间之衣服，均单薄宽舒，又有胸罩装大者。我国女子，适成相反，以胸部狭扁为美观，故衡用紧身马甲束缚之，实则于生理大为有害。革履新装，事事从西，而唯此点独反者，何欤？
最后的诘问大致反映了那些通俗作家的吊诡立场，即对于“事事从西”不以为然，但在这件事上则赞成西化，蕴含着他们其实也以民族优生为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