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茅盾来说，写作必须取一种姿态。像此时的章秋柳一样，既拒绝当“土匪”，她必须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注定要走一条更为艰难的革命之途，从沉沦的深渊中升起；她对王诗陶、赵赤珠的强烈同情不啻是见佛见性的苗头，此后这苗头在她的心田往上蹿，一路上披荆斩棘，伤痕累累，使她的“追求”之旅愈为一种理想色彩所光照。显得不怎么协调的是，章秋柳在对待自己的爱情方面矛盾而混乱，却以“理想”的标尺来衡量张曼青和王仲昭的恋爱，不仅在张的面前毫不客气地指出朱女士的市侩和平庸，“你现在自然以为朱女士是合乎理想了，可是在我看来，全然不是；你的恋爱将使你受到很大的痛苦。”同样在王仲昭面前也这么幸灾乐祸地说他的心上人陆女士与朱女士“比一家的姊妹还像些”，当然也给王泼冷水，预言了他的追求的破灭。这部小说围绕此三对恋情作连环式展开，更将章秋柳对“理想”的“追求”作某种寓言式的表现，这样的写法在结构上着眼也起到纲举目张，突显主体的作用。
章秋柳的时间意识与慧女士一脉相承，对飞逝的“现在”铭心刻骨，却更大胆宣称：
我永远不想将来，我只问目前，拿着将来的空希望，无非为目前的无聊作一个辩护。我很反对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三思之后，大都是不行。我是不踌躇的，现在想怎么做，就做了再说。道义，社会，祖国——一切这些大帽子，都不能阻止我的刹那间的决心；我决不愿为这些而踌躇！
不像慧女士在感叹时光飞逝中含有怀玉不遇的幽怨，为自己没有家、没有人爱而烦躁，章秋柳是醉生梦死于世纪末都市的“交际花”，出入于电影院、舞厅、酒楼、旅馆，是个追求“刹那间”欢乐的行动主义者。她鄙夷“道义，社会，祖国——一切这些大帽子”，多半是从张资平的《苔莉》那里发出的回响，但她虽被称为“恋爱专家”，却不信奉恋爱至上，为情而死。对她来说，更为基本的是自尊和自主，在都市的漩涡中撷取狂欢，在刹那间的当下认同其自我，呈现其自由的意志。她是作者的魔幻表现的混合体，在盲目、本能和破坏的同时，却极具理性，时时剖析自己，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跟着魔鬼跑”的时候，却升起社会责任和人生意义的主题。事实上她在追求非同寻常的刺激，某种理想境界，足以使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希望在“刹那间”的狂欢中高奏灵与肉和谐的交响，所谓“神性与魔性这样强烈地并存着！”
她在医院里看到自杀未遂的史循而向他伸出救援之手后，回想史循“曾经沧海”，如今已骨销形枯，遂有所惊悟：
章女士看着自己的丰腴红润的肉体，不禁起了感谢的心情，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她心里说：
——章秋柳呀，你是有福的哟！ 你有健康的肉体，活泼的精神，等着你去走光明的大道！ 你应该好生使用你这身体，你不应该颓废！ 颓废时的酒和色会消融你的健康。你也会像史循一样的枯瘠消沉。你会像一架用敝了的机器，只能喘着喘着，却完全不能工作，到那时，你也会戴了灰色眼镜，觉得人生是无价值了。章秋柳呀，两条路横在你面前要你去选择呢！ 一条路引你到光明，但是艰苦，有许多荆棘，许多陷坑；另一条路会引你到堕落，可是舒服，有物质的享乐，有肉感的狂欢！
这一突发的感恩之念如一道闪光，照见她自己精神领地的断垣颓墙，遂萌生悬崖勒马的觉悟，这里对灵肉冲突的表述看似新鲜，其实不知不觉地落入传统的所谓“修身养性”的思想模式。此后，章秋柳探望王诗陶，听到赵赤珠的悲惨遭遇时兴奋地表示：“为什么我不做一次淌白，玩弄那些自以为天下女子皆可供他玩弄的蠢男子？”事后她一再思量肉体与道德的问题，一方面认为像赵赤珠那样事出无奈，情有可原：“一个人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目前问题的解决，不妨选用了任何手段。”但另一方面检讨了自己“玩弄”男性的论调缺乏道德的根据，认识到：“道德的第一要义是尊重自己”，“她常以为玩弄男性是女子的道德，而被男性玩弄——即使为了某种目的——也是不足取的，而况所谓目的又只是渺茫的不可知的将来！”通过这番自我省察，由“积极的”道德观引导，可看到章秋柳性格上的内在收敛，由放纵享乐转向对她来说更有意义的寻求。
就在她拒绝曹志方去当“土匪”之后，章秋柳似乎受一种新奇的欲望所驱使，迫切要求作出一种“选择”。于是她去找史循，决心用爱情拯救他。史循是个悲观的怀疑派，也是个“今日有酒今日醉”的享乐主义者，年值少壮，却为都市生活所吞噬，已气息奄奄，行将就木。在章秋柳的热力感召下，史循庆幸自己的“新生”，但他的“过去”却时时作祟。当她听史循说：“但新生的史循能不能长成，却还是一个疑问”时：
章女士眼皮一跳，这冷冷的音调，语气，甚至于涵义，都唤起了旧史循的印象，很无礼的闯进了章女士的脑子。过去的并不肯完全过去，“过去”的黑影子的尾巴，无论如何要投射在“现在”的本身上，占一个地位。眼前这新生的史循，虽然颇似不同了，但是全身每个细胞里都留着“过去”的淡痕。正如他颏下的胡子，现在固已剃得精光，然而藏在不知什么地方的无尽穷的胡子根，却是永远不能剃去，无论怎样的快刀也没法剃去。于是像一个艺术家忽然发见了自己的杰作竟有老大的毛病，章女士怏怏的凝视着史循的渐泛红色的面孔，颇有几分幻灭的悲哀了。
和慧女士不同的是，章秋柳缺乏那种对男性的“报复”心理，她的时间意识不仅更为明确，且不再是以实现个人享乐为满足，而含有一种积极的伦理冲动，即她决心把史循“改换”过来。这场恋爱当然是不寻常的，与其说出于自然的爱，不如说是从一种创造“奇迹”的观念出发。其实要史循与“过去”决裂而获得“新生”，在象征的意义上不啻是一种“现代性”方案。按理说，投资于“现在”之时，应当寄希望于“未来”，然而与慧女士的工于计算有区别的是，章秋柳是热情的象征，所谓“三思之后，大都是不行。我是不踌躇的，现在想怎么做，就做了再说”。她在所体现的过去—现在—将来的公式中，“既不希望将来，也不肯轻轻放过现在”(王仲昭语)。至此我们可看到“时代女性”的形象的进一步开展，如他在小说理论所说的，茅盾将“人物的心理进化并以人物心理冲突为构成事实”，但不顾“将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小说叙事终于引向两人在吴淞炮台湾的“海滨旅馆”里一度春宵：
于是在酒力的掩护下，他们忘记了过去，也不焦虑着未来，全心灵沉浸于现在的刹那的肉感的狂欢。
其结果却充满揶揄：事后史循肺病发作，呕血而死。章秋柳也因为与史循的性交而染上梅毒，为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对于这场世纪末爱情所寓藏的时间意识，安敏成有过一段精彩的诠释：
《追求》中的人物章秋柳和史循最凸现“时代病”的征兆。他们傲慢地拒绝时间对他们生命的统治；在他们纵情做爱的那晚，“忘记了过去，也不焦虑着未来”。但梅毒伴陪着他们精神的病毒，在他们过去的性行为与现在的身体存在之间搭起通向灾难的桥梁，却有力地显示了时间的连续性：如秋柳所想象的：“‘过去’ 的黑影子的尾巴，无论如何要投射在 ‘现在’ 的本身上。”在拒绝承认历史的力量时，这两人与曼青、仲昭一样盲目，被那种破碎与片面的世界观所蒙蔽。
这样的解说也合乎小说所表现的小资产阶级追求而幻灭的主题，但不足以道尽其多重反讽的丰富意蕴，其字里行间为多重脉络所充斥，其峰回路转、曲径通幽之处，尚值得仔细推敲。章秋柳的“魔性”向“神性”消融，或作者试图将“魔性”转化为“神性”，结果是时间结构与女体指符的关系蕴含哲理性与戏剧性，给作品意义、艺术处理以及作者的心理变化设下重重迷障和陷阱，从而带来多层诠释的机遇。
首先从艺术上说，章秋柳拯救史循的情节不离“传奇”的常套，这类“神女”般挽救落难公子的奇迹殊能餍足男性的狂想，但炮台湾狂欢之夜则属现代狂想曲，在象征的层面上谱写出中国“现代性”的断裂，也是茅盾“个人”奥德赛式狂想的开展和终结。两人之间对于“现在”和“过去”的时间象征关系作为整部《追求》的主干，在结构上决定了章秋柳的罗曼史与张曼青、王仲昭等其他爱情故事的主从地位，遂造成“追求”的主调的重复和变奏。在展开“现在”征服“过去”、最终导向炮台湾狂欢之夜的过程里，对章秋柳作主客体两方面的铺陈描写，尤其在表现“现在”企图统一“过去”而达成主人公自我完善及历史意识大一统幻觉的这一心理转折，殊为曲尽心机。围绕这一时间框架，小说结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当年林樾认为这篇“小说的事件，都很复杂，然而结构却是统一的，全篇的动作都朝着一个方向进行，所以不见得有凌乱错杂的毛病；这正足以见作者驾驭材料的手腕”。 这一“性高潮”作为小说的期待中的结局，由于时间意识的介入，使之含有寓言性，蕴含爱情和死亡的内在矛盾，因此在表现上不同凡响。尤其写到两人在旅馆里惊心动魄的一幕，当史循看到章秋柳的肉体而产生的心理与动作反应：
……他在这里脱了外面的衣服，再走出来时，章女士已经站在窗边的衣橱前面，很骄傲的呈露了莹洁的身体，但却是背面。但已经吸引着史循急步向前。在相距二尺许的时候，章女士转过身来，史循突然站住，脸色全变了。他看见了章女士的丰腴健康的肉体，同时亦在衣橱门的镜子中认识了自己骨骼似的枯瘠！ 这可怕的对照骤然将他送进了失望的深渊，他倒退了两步，便落在最近的沙发里，颓然把两手遮掩了脸。
茅盾早期小说中最精彩的场面，乃在“时代女性”同男子“对峙”(confrontation)之时。如《动摇》中写到孙舞阳当面表现不爱方罗兰那一场；《追求》中章秋柳怒目相向曹志方及龙飞的情节。在这里史循是“颓废”、“怀疑”和“过去”的象征，这“转过身来”的一幕深具震撼力的表现则纯属文学意义上的“颓废”，令人想起“红粉骷髅”的图画，含有欧洲19世纪后期属美学现代性的所谓“颓加荡”(Decadent) 的神韵。在20年代的新文学里，可与鲁迅的《野草》、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并列为“颓废”文学的杰作。虽然在“鸳鸯蝴蝶派”那里也时有同类题材，但陷于套路而缺乏创意。这里对于美与死亡的写实主义再现却非常戏剧性，表情、动作及心理的刻画上也极其紧凑，一幅幅宛如电影镜头，经过高超手腕的剪辑，语言上表现得干净老练，正如沪语所谓“刮辣松脆”。有趣的是三部曲中《追求》的特点是直接使用洋文，这一海滨旅馆的段落所夹杂的，如香水名称 Pandora (潘多拉)，picnic (野餐)，Port Wine (法国葡萄酒) 等，都增强了“颓废”的外来色彩，亦是典型的“海派”风格。他们的浪漫遭遇由于渗透着时间意识，又是象征的、寓言的；而这一镜面的设置，更带有一种艺术操纵的自省的资质。
章秋柳的这番自我救赎，神性与魔性混杂在一起，伴随都市的热力与罪恶，怀着她的调和“现在”与“过去”的神秘的时间观，以反叛的姿态，叩击不可知的命运之门，令人联想到王尔德 (Oscar Wilde， 1854—1900) 笔下的莎乐美(Salome)。她爱上先知乔卡南，不到他死不肯罢休。她要求国王海洛德实践誓言，将乔卡南的头割下给她，于是她捧着他的头亲吻，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死亡正接踵而至。莎乐美只是跟着魔性走，凭着她的信念：“爱的神秘更胜于死的神秘。”与此异曲同工的是，章秋柳在史循之死并知道自己被染上梅毒之后，毫无悔意，仍旧坚持她的时间哲学：“我觉得短时期的热烈生活实在比长时间的平凡的生活有意义得多！”因此她把史循称为“知己”，赞扬他的死“是把生命力聚积在一下的爆发中很不寻常的死！”
沿着慧女士、孙舞阳这一艺术类型的创作逻辑，章秋柳体现了作者的雄心勃勃的企图，服从政治与美学两方面的动机：正面表达秋柳与时间意识的融合，使之代表“现代”对历史进程更具主动性，从而代表“革命”的动力。另一方面在美学上创造一个更为完整、丰满的形象，这就需要进一步讲究对人物主体的语言构筑。但问题是章秋柳与史循都是病态的、颓废的，即使通过章秋柳而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一切都被“现在”所吞噬的历史意识，这不消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幻象”，与那个真正的“革命”的历史进程有不小的距离，因此章秋柳所代表的“革命”性也就相当的局限。对于这一点，无论是章秋柳或史循的有关镜子的描写都反映出茅盾的自我审察。其实从作品一开始描绘章秋柳等都市青年男女的“世纪末的苦闷”，就被笼罩在所谓“时代病”的历史命定的阴影中。从表面看，《追求》是《幻灭》上半部慧女士“烦闷”的主题的继续，但大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事实给慧女士式的烦闷带来了负罪感。因此《追求》回到描写都市，茅盾的这一选择似乎更顺从他自身的内在需求，中间却已经历了一重否定，对于表现“革命”的历史意识来说则意味着困难甚至风险，但从一开始小说在“时代病”这一含有价值批判的叙述框架里，表现大革命失败后都市青年男女的“幻灭的悲哀，向善的焦灼，和颓废的冲动”，隐含着在茅盾的内心伦理的不安颤动。正如作品最后所揭示的，从张曼青、王仲昭、章秋柳等不同的生活角度，分别反映了个人“追求”的渺小和无意义，复奏出整个三部曲“幻灭”的主题。
尽管章秋柳的时间意识已经被铸上病态的烙印，但对作者而言，却有极不寻常的意义：章秋柳是作者的镜子，从中照出他的自溺与自赎。通过女性的身体指符创造一个和谐完整的时间意识，其中历史永远处于“现在”这一生生不息的运动之中，无论从文学创作的经验累积还是从他当时特定的心理状态而言，茅盾需要用自然的肢体语言建构这样一个和谐的时间幻象。在某种意义上，用具体的文学形式体现这一理想的时间结构，成为体认那个“革命”的“宏大叙事”的重要途径。然而此时文学形式本身已展开其“魔性”，茅盾受其内在逻辑的驱使，欲罢不能。从他自身处于深渊般的存在和信仰危机而言，面对自己的情感成为本能的抉择，正是通过章秋柳出自生命底层的选择，描写作者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遂不得不遵循其自身的文学逻辑。
当章秋柳成为都市病体的指符，集中体现“幻灭的悲哀，向善的焦灼和颓废的冲动”时，作者的写作状态也处于病态的焦虑与挛动之中，从某种意义上现代都市的本质或许非颓废、非病态不足以表现之，而对于自我幽禁数月之久、精神上颓唐、悲观的作者来说，非有一个属于“它者”的想象空间亦不足以宣泄其压抑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时代病”这一标签对于病态的心理探索的展开，起到的作用既是一种价值上的约束，同时也不啻提供了一个逃避道德检审的借口——犹如《金瓶梅》开场白的叙述策略——反而使颓废和欲望能得到更为恣肆的表现。此时的茅盾应当自觉到自己“跟着魔鬼走”，即处于一种自溺的状态中，从他后来《从牯岭到东京》的表白：“我实在排遣不开。我只能让它这样写下来，作一个纪念。”即可见个中端倪。
在这精神滑坡的当口，出现了“奇迹”。 当王仲昭告诉她史循好像已经爱上了她：
章女士淡淡的不承认似的一笑，可是有个什么东西在她心里一拨，她猛然得了个新奇的念头：竟去接近史循好不好呢？ 如果把这位固执的悲观怀疑派根本改换过来，岂不是痛快的事？ 岂不是奇迹 ？
这里章秋柳“神性”的拨动也在茅盾身上闪现“奇迹”：即明知自己下地狱及不得不下，却最终不甘于沉沦，在深渊中受到“革命”的召唤，遂留下自赎的见证。秋柳的这一“新奇的念头”，意味着充满活力的“现在”根本改造代表“过去”的史循，也是驱除作者自己的“过去”阴影的快捷方式。也只有通过革命的自赎、在完成“理想时间”的幻景中，才能平抚其由于大革命带来的心灵创伤。但这一抉择带来新的危险。章秋柳决定以自我献身的方式拯救日薄西山的史循，其道德激情的本身包含着疯狂，图一时浪漫的“痛快”，因此以这一都市的女性肉身完成革命的时间结构，其歇斯底里的活力固然足使革命的火车头勇往直前，但反过来将革命置身于这一病体之中，则难保不出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