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论述在作战过程中如何
根据特殊情况，灵活变换战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1），衢地交合（2），绝地无留（3），围地则谋（4），死地则战（5）。途有所不由（6），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7）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8），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9），趋（10）诸侯者以利。
故用兵之法，无恃（11）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12）也；必生，可虏（13）也；忿速，可侮（14）也；廉洁，可辱（15）也；爱民，可烦（16）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注释】
（1）圮地：难以通行的地区。圮，毁坏。
（2）衢地交合：四通八达的地区。《说文》：“衢，四达谓之衢也。”
（3）绝地：指交通困难，又无水草粮食，难以生存之地。
（4）围地：指四面险阻，出入通路狭窄之地。
（5）死地则战：指前不得进，后不得出，非死战则难以生存的地区。
（6）途：道路。由，自，从，通过之意。
（7）九变：机变行事，灵活多变的运用原则。
（8）杂于利害：考虑到利、害两方面。杂，掺杂，引申为兼顾之意。
（9）役：使，这里指役使诸侯为我效力。业，指危险的事情。
（10）趋：归附，依附。
（11）恃：《说文》：“赖也”，依仗。
（12）必死，可杀：指有勇无谋，只知死拼，则有可能被杀。
（13）必生，可虏：指临阵畏怯，贪生怕死，则有可能被虏。
（14）忿速，可侮：指急躁易怒，则有可能受侮。
（15）廉洁，可辱：指廉洁好名，过于自尊，有可能被凌辱。
（16）爱民，可烦：意指临战爱民是应当的，但切不可过分爱民而中计受骚扰。
【译文】
孙子说：通常用兵的法则是，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征集民众组织军队，出征时在“圮地”上不可驻扎，在“衢地”上应结交邻国，在“绝地”上不要停留，遇上“围地”要巧设奇谋，陷入“死地”要殊死战斗。有的道路不要通行，有的敌军不要攻打，有的城邑不要攻取，有的地方不要争夺，国君有的命令可以不去执行。
所以将帅如果能够精通各种机变的利弊，就算是懂得用兵了。将帅如果不能精通各种机变的利弊，那么，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够得到地形之利。指挥军队而不知道各种机变的方法，那么即便知道“五利”，也是不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的。
所以，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须兼顾到利与害两个方面。兼顾到有利的条件，大事才可顺利进行；兼顾到不利的因素，祸患才可预先化解。要使各国诸侯屈服，就用诸候最害怕的事情去威胁他；要使各国诸侯忙于应付，就用他不得不做的事去驱使他；要使各国诸侯归附，就用小利去引诱他。
所以，用兵的法则是，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是要依靠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而是要依靠自己拥有使敌人无法进攻的力量。
将帅有五种致命的弱点：只知道死拼蛮干，就可能被诱杀；只顾贪生活命，就可能被俘虏；急躁易怒，就可能中敌人轻侮的奸计；一味廉洁好名，就可能入敌人污辱的圈套；不分主次“爱民”，就可能导致烦扰而不得安宁。以上五点，是将帅容易犯的过错，也是用兵打仗的灾难。使军队遭到覆灭，将帅被敌擒杀，都一定是由这五种危险所引起的，这是不可不充分认识的。
随机变化的“九变”之法
——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九变的说法有几种：
第一种“九”者，数之极，“变”者，正之隅，九变即多变。
第二种，指的是九种战场情况的机断处置：毁圮难行之地不可驻扎；四通八达之地应结交邻国；环境险恶的绝地不要停留；不易找到出路的围地需设计免难；陷入死地就得力战以逃出生天；有的道路不要通行；有的敌军不要攻打；有的城邑不要攻取；有的地方不要争夺。
第三种，是《军争》中的“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加上本篇的“绝地无留”。
大可把前者作为理论精神，后二者作为实际运用。
所谓“九变”，也就是在作战方式与策略原则的掌握运用上，按具体情况随机变化，不必拘于常法，要善于运用急智。符合实际的方法就是好方法，有效果的手段就是好手段。
邓小平那句著名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原来是一句四川农谚，据说这句大实话是他的老搭档刘伯承过去在打仗时经常讲的。昔日刘邓大军所向披靡，没有别的秘密，“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了算数”。
也有讲规矩的，王阳明江西平乱，屡获大捷。他的学生问他用兵之道，王阳明回答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岳飞出征前接受宗泽所赠阵图，老将军叮嘱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那么，到底讲不讲规矩？
很简单，“规矩”是“常”，“一切看情况”是“变”，大抵先“常”后“变”，也就是先“胸中有数万甲兵”，深谙军旅之“常”，之后才可随意生“变”，妙用若神。
兵家的这一“变”，也就相当于文人的妙手偶得，纵横家的灵机一动，禅家的天心一悟，看来轻松惬意，不带烟火，可在这一刻之前皆是有数十年苦功要下的。
这一“变”，可以用英国兵学家利德尔·哈特的话来验证，他用水流比拟作战，“假如我们观察一道激流冲击着阻挡它的土堤，我们会看到水流碰上阻碍之后水位渐渐升高，终于在某处找到一个小裂缝，涓滴之流就从这个裂缝钻过去。流经裂缝的水流渐渐地把裂缝两侧的土壤带走，裂缝因之扩大，水流愈来愈强劲，直到缺口宽度和原有激流的宽度相当……”
“九变”之实地战法，可用“火烧连营七百里”的吴蜀彝陵之战为例。
221年7月，刘备为报关羽被杀、荆州被夺之仇，不顾蜀汉的绝大多数大臣、将领反对，亲率蜀汉大军数十万人，对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孙权任命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率朱然、潘璋、韩当、孙桓各部共5万人抵御蜀军。222年正月，蜀国吴班、陈式的水军占领彝陵，屯兵长江两岸。2月，刘备亲率主力从秭归进抵虢亭，建立了大本营。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吴军诸将都要求立刻迎战；陆逊看到刘备兵势强大，居高守险，锐气正盛，认为吴军应避开蜀军的锋芒，再伺机破敌。于是陆逊果断地实施战略退却，一直退到夷道（今湖北宜昌）、虢亭（今湖北宜昌北古老背）一线。这样，吴军完全退出了高山峻岭地带，把兵力难以展开的数百里长的山地留给了蜀军。
这时，蜀军已深入吴境五六百里，由于进至彝陵以西一带被吴军扼阻抵御，蜀军的东进势头停顿了下来。在吴军扼守要地、坚不出战的形势下，蜀军便不得不在巫峡、建平（今四川巫山北）至彝陵一线数百里地上设立了几十个营寨。为了调动陆逊出战，刘备用一部分兵力围攻驻守夷道的孙桓。孙桓力屈难支，请求陆逊增援。孙桓是孙权的侄儿，所以诸将纷纷要求出兵援救，以解除夷道之围。但陆逊为了不分散和过早地消耗兵力，拒绝了分兵援助夷道的建议，认为只要同蜀军决战胜利，夷道之围自然就会解除。这样，陆逊就避免了同蜀军过早地进行决战。从正月到6月，两军仍相持不决。陆逊坚守不战，破坏了刘备倚恃优势兵力企求速战速决的计划。
6月的江南暑气逼人，蜀军不胜其苦。刘备不得已只好把山谷里的军队开出山林，将水军转移到陆地上，把军营设于深山密林里，依傍溪涧，屯兵休整，准备等到秋后再发动进攻。由于蜀军是处于吴境五六百里的崎岖山道上，后勤保障十分困难，加上刘备百里连营，兵力分散，从而给陆逊实施战略反击留下可乘之机。陆逊此时认定战略反攻的条件业已成熟。于是，他制定了火攻蜀军连营的作战方法。因为当时江南正是炎夏，气候闷热，而蜀军的营寨都是由木栅所构成，其周围又全是树林、茅草，非常容易起火。
决战伊始，陆逊即命令吴军士卒各持茅草一把，乘夜袭击蜀军营寨，顺风放火。顿时火势凶猛，蜀军大乱。陆逊乘势发起反攻。吴军很快攻破蜀军营寨四十多座，并且用水军截断了蜀军长江两岸的联系。蜀军溃不成军，大部死伤和逃散，车、船和军用物资全部丧失。刘备乘夜逃走，又被吴将孙桓追逼，几乎被擒，后靠驿站人员焚烧溃兵所弃的装备堵塞山道，才得以摆脱追兵，连夜逃回永安（又叫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
在彝陵之战中，陆逊统帅5万吴军大败占优势的蜀军，在于他能正确分析敌情，敢于先后退一步，摆脱不利的地形，然后再伺机歼灭敌人，这是符合孙子“圮地无舍”、“绝地无留”的作战原则的，是“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的表现。在相持过程中，他做到保存实力，不增援孙桓，为战胜强敌创造条件，这是孙子“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思想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孙子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陆逊在彝陵之战全面胜利的形势下，果断停止追击蜀军，防范曹魏的乘机进攻，说明陆逊在有利的情况下，能够看到不利的一面，反映出他作为一名名将的优秀素质。
反观刘备，尽管他久历沙场，但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却证明他并不真正懂得如何在用兵中贯彻“九变”的指导思想，并非一个真正的将才。他恃强冒进，将军队带入难以展开的五六百里的崎岖山道之中；在吴军的顽强抵御面前，又不知道及时改变作战部署，采取了错误的无重点处处结营的办法，结果陷于被动，导致失败。总之，刘备争夺荆州的“忿速”心态和具体作战过程中的失策，决定了他自食“覆军杀将”的恶果并非偶然。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大军出行，越境千里，战于异国，身处不测之地。所以，不可能一切情况都事先考虑周全，所谓的封好锦囊依计行事，不过是小说家言。
“将在外而君命有所不受”。这是古代君王的常识。君主应该在更广阔、更深层的地方驾驭将帅、激励将帅；让将帅驰骋天下，君主方能得意于天下。这是君主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毛泽东便很重视这一点，他认为在整体战略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前方将领必须发挥能动作用，自觉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组织作战，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确保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宋太宗赵光义在对契丹的战争中秉承“弊法”制御将帅，被毛泽东称做“无能”、“此人不知兵”，甚为不齿。
君主身处庙堂之上，不大知晓军队所面对的具体情况，若是妄加指挥，就难免会发出一些令前线部队掣肘的、甚至让为将的破口大骂的命令。不了解自己的军队不能进攻，而偏偏命令进攻；不了解自己的军队不应撤退，而偏偏命令撤退；不了解自己军队的实际情况，却硬要干涉三军的指挥，必然使三军将士的思想疑惧而困惑。这是军队的灾难，也是君主的灾难。
至于这些理应“有所不受”的“君命”，做将帅的大可置之不理，凭自身的判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有事办事，无本退朝，不怕艰险，排除万难，总之革命胜利就万事大吉。
不受“君命”的原因有四：一是将帅身处第一线，直接感知战场情况和战争发展态势，随机决策更有针对性，及时准确，利于捕捉战机，掌握战略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将帅必须立威，拥有真正的指挥权，令出一门，三军一体，才能提高整体的作战能力；三是避免君主决策失误，造成全局的被动和整体的损失；四是防止敌方伪造君命，假传圣旨，诱全军入彀。
这一篇实则为将争“权”，增强将领的决断能力、抗压能力和行使这些能力的权限，让将帅有发挥本事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