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西娅的姿色完全征服了布鲁斯，并使布鲁斯心甘情愿地为她的间谍工作服务。当布鲁斯基本弄清了辛西娅的间谍身份以后，起初感到很震惊，继而又决心和她一起干。布鲁斯把达尔朗给大使馆的来电以及海军武官的复电全交给了辛西娅。由于英国情报部门及时得到了这些电报，并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才使得在美国港口停靠修理的所有英国军舰免遭纳粹间谍的破坏。
更使辛西娅为之骄傲的是，她同布鲁斯合作，从法国大使馆里弄出了维希政府海军使用的密码。
这是一项极其冒险的秘密任务，命令是由斯蒂芬森在纽约向她口头下达的。斯蒂芬森反复说明了当时盟军急需维希政府海军使用的密码。尽管完成这项任务的困难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辛西娅还是义无返顾地接受了任务。斯蒂芬森也认为，要得到密码簿，唯一的办法只有窃取这一手了。他向美国战略情报局借一名撬保险柜的专家。情报局找了一个外号叫“佐治亚大盗”的加拿大人，是一个撬保险柜的老手，人们把他从监狱里提了出来。
布鲁斯找了一个借口进了机要室。回来后把保险柜的样子对“大盗”作了详尽的描述。“大盗”分析说：“我想这可能是一台专家们说的，代号叫‘卡里克’暗锁装置的‘莫斯勒’保险柜，撬开它得花55分钟时间。”
如何把“大盗”带进使馆去呢？使馆戒备森严，晚上巡夜的人都是荷枪实弹，高度警惕，还带着一条十分凶猛的警犬。在英国安全协调局的配合下，他们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行动方案。布鲁斯告诉巡夜人，这几天晚上他都得在使馆工作很晚，并希望他不要声张出去，因为还有一个女朋友将陪着他，他不能把她带到旅馆里去，因为他妻子已经有所怀疑了。
巡夜人会意了，而且还认为布鲁斯把自己的隐私都告诉他了，是对他的信任。他感到受宠若惊。当然，巡夜人因此还得到一笔十分可观的小费。
盗窃密码的工作整整用了3个晚上。第一夜，布鲁斯让巡夜人喝了一杯香槟酒，酒里的安眠药让巡夜人睡了五个小时。但是，当“大盗”刚把保险柜撬开，正准备给密码簿拍照时，巡夜人开始醒了。盗窃工作只得停止。
第二天，只有很短的一个间隙时间，辛西娅按照“大盗”口述的撬柜办法，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第三夜，只好再请“大盗”亲自出马。当辛西娅和布鲁斯带着“大盗”刚进入使馆时，巡夜人正在巡逻。辛西娅急中生智，立即对布鲁斯说：“快，快，把衣服脱了！”
两人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地紧紧搂在一起，躺在门厅黑暗处的长沙发上。巡夜人转回来时，他的灯光正好照着这两个人躺在那儿。见此情景，巡夜人惊恐不已，结结巴巴地连声道歉，急忙回避，再也没来打扰他们。巡夜人一走，他们赶忙让“大盗”进屋，只用了几秒钟时间，就打开了保险柜。他们取出密码簿，迅速从窗口递给早就隐藏在花园里的英国安全协调局的特工人员。特工人员立即在汽车里进行工作，把密码簿逐页地拍了下来。屋子里，辛西娅紧张得心都快提到嗓子眼。照片终于拍完，密码簿被放回原处，间谍们扬长而去，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1942年6月，盟军顺利地占领了马达加斯加。后来，盟军能顺利地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也得利于维希政府使用的密码簿。8月8日，辛西娅在华盛顿遇见了她认识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军官，他指着报上的大幅标题，给辛西娅看《在北非，盟军的部队几乎没有遇到维希政府的任何抵抗》的新闻，并赞扬说：“这多亏您搞到的密码呀！是您改变了战局。”
后来，有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一个美国女人又一次挽救了大不列颠。”这个美国女人就是指的辛西娅。
辛西娅有一句名言：“我酷爱我的美国、英国，后来我也很爱法国。我相信我是一个爱国者。也许我用‘爱情’换取了情报，但我问心无愧。我的工作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人们也是这样说的。在我所遇到的情况面前，我知道对于那些体面的女人来讲可能会退缩的。但我是义无返顾的。我觉得单靠一些‘体面’的办法就无法赢得战争。”
1946年，布鲁斯和辛西娅这一对间谍正式结婚。他们住在法国南部佩皮尼扬附近的一个传奇式的古城堡。在那里，这一对情人告别了杂乱纷繁的过去，过上了宁静、幸福和没有任何干扰的田园生活。
4.德国二战头号间谍“叛国者”是谁
曾经被认定是“叛国者”的德国人弗里茨·科尔贝，终于在去世33年后得到自己祖国授予的荣誉。9日，德国政府举办专门仪式，表彰他的功绩。
此前，绝大多数德国人从没听说过科尔贝的名字。然而，他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间谍”。在尘封半个多世纪后，他不为人知的传奇经历终于被传扬出来。
1971年2月16日，一个貌不惊人的成衣和电锯代销商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去世了。人们以为，逝者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人。然而，葬礼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位神秘客人，他们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名义向逝者敬献了一个花环，随后又悄悄地离开。
直到30多年后，人们才终于了解到这位名叫弗里茨·科尔贝的逝者的故事，以及他背后的是非功过。
德国政府曾经举办专门仪式，来表彰曾经被认定是“叛国者”的德国人弗里茨·科尔贝的功绩。德国外长菲舍尔亲自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表彰仪式，并发表讲话说，正是这位几乎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知的科尔贝冒着生命危险的秘密工作，为结束纳粹对德国的统治以及缩短二战进程立下汗马功劳。
“现在是很迟，但向他致敬还不算太迟”。菲舍尔在外交部大楼内设立的专供表彰科尔贝的房间内，向到场的外交官说。德国电视台也播放了菲舍尔的讲话：“他配得上我们的敬意。虽然，这不能改变他曾经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但是恢复名誉至少可以对他做出一种历史意义的补偿。”“这份荣誉迟到太久，这在我们外交部的历史中可不是光荣的一页。”
科尔贝在二战期间曾在纳粹德国外交部任职。这个看上去庸庸碌碌的小官员却把1600多份头等纳粹机密文件送交到盟军手中。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曾说，科尔贝提供的情报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所有为盟军工作的特工所提供的最有用的情报”。但在战后相当长的岁月中，科尔贝受到当时西德政府的排斥，还一度被视为“叛国者”。
在一些媒体看来，科尔贝是天才和运气的合体，“这名处处表现谦卑、微微秃顶的中年男子如同一只老鼠”，在纳粹中间，从没人意识到这样一名盟军超级间谍已经安插在纳粹“帝国”最高层。
1900年，科尔贝出生于柏林。1939年，他进入德国外交部工作。外交部是纳粹德国政府的中枢机构。科尔贝在部里的职位并不高，只是个中下层官员。但是，在他桌上每天都会堆满数以百计的机密电报和文件，它们来自德国在全世界的各个外交机构。
科尔贝的上司名叫卡尔·理特尔，是外交部与纳粹军方高层的联络员，他的大办公桌上，放着大量军事行动细节、外国间谍活动、秘密谈判等等机密文件。每天，科尔贝帮着理特尔整理收到的电报，并编写摘要，之后，再负责将电报或文件销毁。科尔贝利用各种机会窃取绝密情报。有时，他偷偷地把文件带回家，并把它们复制下来，开始的时候是靠手抄写，后来改成拍照。他利用销毁文件的机会，顺便将其拍摄下来。
公务员的工作要求科尔贝加入纳粹党，否则将会对他的前程造成影响。但他顶住了压力，坚决没有加入。为此，他一直没有得到出国和晋升的机会。直到1943年8月，他才得到了一个公务旅行的机会———前往瑞士首都伯尔尼任外交信使。
科尔贝意识到这是个传递情报的绝佳机会。于是，他把办公室的门从里面反锁，脱下裤子，把两个装满绝密文件的大信封绑在大腿上，又用内裤套住。15日晚8时20分，他搭上了前往伯尔尼的火车。他随时可能被抓住，但是他很幸运地躲过了搜查。
在伯尔尼，科尔贝通过一个犹太朋友的关系，首先与英国驻伯尔尼公使馆取得了联系。但是使馆里的人把科尔贝当作一个性情古怪的人，拒绝见他。随后，科尔贝又找到了当时美国驻欧洲情报机构———情报战略局，它正是后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1943年8月19日，情报战略局的主管艾伦·杜勒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其貌不扬的家伙在他面前展示了一大堆绝密文件的复制材料。这些材料具有难以估量的情报价值。杜勒斯清楚这些情报将对盟军产生巨大的帮助，而这个在纳粹外交部工作的中年男子更是盟军情报工作的一张王牌。他给了科尔贝一个代号：乔治·伍德。
此后，科尔贝又有几次机会到瑞士执行信使任务，他借机将大量文件和敏感情报交到美国特工手中。
科尔贝提供的情报可谓包罗万象：德国国内的士气和民意、至关重要的军工厂的位置、德军在前线的防御工事图、导弹布防情况、第三帝国与其盟友间的关系、日本的军事基地、纳粹在许多国家的情报机构和间谍名单等等……
这些情报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科尔贝提供的纳粹间谍名单中，有一个名叫“西塞罗”的人，这是一个在土耳其境内活动的德国间谍，这个间谍本来有机会弄到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计划。还有一份科尔贝提供的材料说明，柏林方面估计盟军会将登陆地点选在荷兰或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不是诺曼底。
但是，由于科尔贝提供的材料实在太好、太有价值了，以至于盟军对这些情报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虽然科尔贝得到了情报战略局的主管艾伦·杜勒斯的信任，虽然科尔贝提供的情报会直接呈送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手中，但仍有许多人怀疑科尔贝是德国人的诱饵，目的是将盟军引诱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科尔贝曾警告说，在罗马和匈牙利的犹太人将遭到驱逐。但这样的情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历史表明，科尔贝提供的情报本应发挥更大、更关键的作用。
由于自己的情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科尔贝感到很沮丧。1944年，他一度决定参加德国的地下抵抗运动组织，作为地下民兵的一员而积极地投入战斗。科尔贝跟这些组织早就有联系。但是盟军方面竭尽全力地阻止了他。科尔贝因此错过了一次在波兹坦与地下抵抗分子聚会的机会。
但这次“错过”却意外地救了他的命。当时，纳粹的盖世太保搞到了所有参加聚会的抵抗分子的名单，并将他们全部逮捕、杀害。
直到二战结束，科尔贝的间谍身份也没有暴露。战后，他继续为在柏林的美国人工作，帮助美军查出隐匿起来的纳粹分子。但是，科尔贝最终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却葬送了他想回到新的外交部工作的打算。新的外交部里仍然充斥着曾在纳粹手下工作的官员，他们把科尔贝视作盟军的走狗和祖国的叛徒，说他是“靠不住的家伙”。科尔贝也没能在西德其他官僚机构中谋到职，他失去了工作、朋友和声誉。
无奈之下，科尔贝来到美国。但在那里他也没有交上好运，只找到一个在瑞士代销美国电锯的工作，艰难度日，孤独终老。而曾经接受科尔贝情报的艾伦·杜勒斯则当上了新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首任局长，大权在握、显赫一时。
2000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批二战时期的文件。德国《明镜》周刊的两名记者最先注意到了他的功绩，并将其报道出来。随后，一位名叫卢卡·德拉特的法国记者开始对科尔贝进行详细的调查。次年3月，德拉特写的一本名为《弗里茨·科尔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间谍》的书引起整个德国的关注。
书中对于科尔贝为何甘冒生命危险充当盟军间谍的解释是：他恨纳粹，希望尽一切力量推翻纳粹政权。“对于科尔贝来说，这样一个认识是坚定的：他不是叛国者，希特勒才是叛国者，希特勒及其统治应该被推翻，一个新的民主的德国将会建立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终其一生，科尔贝也没有因为他从事的间谍工作而收取过任何报酬。他告诉盟军：“我是一名爱国的德国人，我的强烈良知阻止我袖手旁观……我真心的愿望就是尽力让战争早些结束。”“我的目标是为了我不幸的同胞尽早结束战争，为在集中营中的囚犯避免再受痛苦。”流亡瑞士的科尔贝1965年在一封信中写道。战后很多年中，科尔贝在自己的国家被视为“叛国者”，他的名字没有在任何历史书上提及。直到1971年在瑞士去世，他的功绩和勇气也没得到承认。艾伦·杜勒斯曾在一封给科尔贝的信中写道：“我希望有一天，这一不公正将会得到很好的弥补。”
如今，去世33年的科尔贝终于获得了自己祖国的荣誉。
5.是谁拯救了伦敦
“V—1绝密工程”
德国科学家苦心经营10年，终于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枚能够用于实战的新型导弹——一种能像飞机一样会飞行的神秘武器！
当然，德国并不是这种武器的始作俑者。早在1915年，美国人就研制出了一架名为“空中鱼雷”的双翼飞行器，它靠一台40马力的发动机作动力，当飞行器飞抵预定的目标上空时，发动机即行关闭，弹体随即迅速着陆。但这种武器命中率低，而且并未投入战争使用。
但是，德国今天将拥有这种新型武器，而且将广泛用于战争。难怪希特勒就像拥抱胜利那样被激动了。不过，确切地说，希特勒更寄希望于这种武器能够挽救他的败局。
时年，1943年。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德国在战场上的败迹已接踵而来。为了改变失败的命运，希特勒不得不动用刚刚研制出来的秘密武器。他把它命名为“V—1绝密工程”。不过，希特勒很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他手中最后的一张王牌。只是此时，他的“绝密工程”的命运已经捏在了一个法国特工手里……
1943年秋天，一个黎明前的短暂黑夜。白蒙蒙的雾气轻轻地笼罩着还在沉睡的山林。一道铁丝网把法国和瑞士就这么简单地分开了。
法国边境一侧。浓密的树林和比肩齐的不知名的秋草中，神秘地隐蔽着迈克尔·霍拉特的高大身躯。他的手上，紧紧拎着一袋土豆。整整一个晚上，虽然边境安静得连只狼都没出现，有的只是嗡声成片的蚊虫，就这样他也没有松开那袋土豆——里面藏着他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弄到的一份价值连城的德军情报。今天，他要把它送到英国情报机关。他的身边还放着一把斧子。必要时，那是他成为樵夫的一个道具。
远处，德国的巡逻哨兵正懒散地踏着步子。霍拉特心中记着这是第四班夜间流动哨了。雾气越来越轻了，一丝黎明的光芒已经射出天际。霍拉特知道，此时正是流动哨兵瞌睡难耐、漫不经心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