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有一类人既能在官场中兴风作浪、颠倒乾坤，又能让大多数士大夫担惊受怕、羞怒难当。他们有着和正常人截然不同的体质，但内心却往往比正常人积聚着更大的能量，而且无论这能量是善还是恶，总能在历朝历代掀起巨大的波澜。
这就是宦官！他们虽然身体残缺，没了正常男人的强健体魄，但放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却个个是杀人如麻的高手。从秦汉时期宦官制度逐步确立开始，一直到清末土崩瓦解，这些人在中国的历史里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特别是在东汉、唐、明、清四个朝代里，宦官更是残害忠良，霸道绝伦，甚至有些时候，他们才是某个帝国的真正主人，而皇帝不过是无能的傀儡。
东汉之殇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从十岁即位的汉和帝开始，此后的历代皇帝都是年幼即位，每当小皇帝上台，国政往往操之于母后之手，而母后当权又往往依赖于外戚，从而造成外戚专权的局面。当皇帝长大成人后，成年的皇帝与外戚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皇帝自幼长在深宫，势单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处的宦官，而宦官一旦帮助皇帝取得大权，又会居功自傲，进而专权擅政。东汉宦官势力较为猖獗的时期是汉桓帝消灭外戚梁冀集团之后。由此而直至东汉灭亡，宦官专权擅政，排除异己，制造了一次次党锢事件，不仅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宦官，更是使东汉政权逐步走向崩溃。
盛唐之残
宦官的生命力之强大，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始终，而在东汉之殇之后，盛唐便是宦官的第二个春天。宦官专权几乎贯穿了唐朝的中后期，一批批的宦官逼宫弑帝，专权横行，无恶不作。前有自称“欺压皇上的老奴”李辅国，继有逼宫弑帝的俱文珍与王守澄，再有经历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人称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以及唐昭宗时的权阉杨复恭、刘季述等人。这些人个个都是生前显赫无比，死后臭名昭著的大宦官。
大明之痛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明代的宦官权力之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熹宗时宦官魏忠贤炙手可热，权倾朝野，他凭借厂卫广布侦卒，并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兴大狱，杀东林党人。自称九千岁，下有五虎、五彪、十狗等徒子徒孙，阉党遍布全国，权势达到了顶峰。明朝的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弄权，而且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王振家藏金银60余库，刘瑾家有黄金 24万锭又57800两。宦官专权，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安，最终使明朝走向灭亡。
大清之末
鉴于明朝太监干预朝政的历史教训，清朝皇帝从一开始就不能容忍太监有一丝一毫的干预朝政的行为。开国之初，顺治帝福临在顺治十年就颁布了一道上谕，对太监作出了六条严厉的规定：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事，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接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不许假弟侄名义置买田产，因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然而，时至慈禧掌权之时，宦官专权再次突破重重阻碍，再次登上了历史的前台，先有安德海的权倾朝野，后有李莲英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清末的太监逐渐影响和主宰着慈禧太后的各种政令决断，再次对清朝的政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宦官、灾难、江山，在中国的封建政治史中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翻云覆雨成了他们在政治角逐中的代名词，自古以来，很少有大太监能做到飘然于政体之外。在他们眼里，丢失的阳气并不能阻碍内心欲望的生长，江山对于他们虽然不是传予子孙的浩荡，却是可以把在手中的玩物。他们要的往往不是什么好名声，他们要的很简单——都是最贴身的私欲。
清人唐甄在《潜书》中曾这样描述宦官：“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在他眼中，这些太监似乎并不属于人类，他们佝偻着臃肿的身体，喘着畜生一样的粗气，远远地看上去根本就没有人的形状；他们的脸看上去完全没有人类的特征，非男非女的样子恐怖至极；他们的声音也不是正常的人声，嘶哑而尖细；这些太监的灵魂孤独而阴郁，不能以寻常的想法去揣摩他们的内心，他们似乎完全没有作为人的感情。
如果说唐甄的这些话过于狠毒，那么他最起码还是说出了大多数人对宦官的直接感受。从生理来讲，宦官既不属于男人，也不是女人，是阉割而成的怪胎，这种残缺直接导致了他们人格的巨大缺陷。阉割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时的痛苦，更多的是一辈子的阴影。
从手起刀落的那一刻起，这些人便走上了正常人的反面，在他们眼中，世间之人如世间之畜，皆可杀！他们忘不了的是那个名为“蚕室”的小屋子，那是他们从正常人变成太监的手术室，在那里他们成为了人间的怪胎。他们也忘不了自己为什么走上这条残酷的路，自此，人间再无可悲之悲，他们的心已和遗憾、怨毒、悲伤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们是帝王江山的牺牲品，更是失去了图腾的迷途羔羊。
可怜而又可恨，这就是他们一生的写照，他们的灵魂变得阴冷而且猥琐，就像鲁迅在《寡妇主义》一文写到的那样：“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阴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