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其人
1793年7月13日，马拉被24岁的女刺客夏绿蒂·科黛刺杀身亡，终年50岁。
大卫的油画《马拉之死》表现的即是马拉刚刚被刺时候的惨状：
被刺的伤口清晰可见，鲜血已染红了浴巾和浴缸里的药液，握着鹅毛笔的手垂落在浴缸之外，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凶手递给他的字条，女刺客夏绿蒂·科黛是利用马拉对她的同情趁其不备下的毒手，我们还可以看到丢在地上的带血的凶器。
在浴缸的旁边立有一个木台，看来，这就是马拉办公用的案台，“案台”之上有墨水、羽毛笔、纸币和马拉刚刚写完的一张便条：“请把这5法郎的纸币交给一个5个孩子的母亲，他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生命。”
马拉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为了革命工作他常常躲在地窖里，染上了湿疹。为此他每天得花几个小时躺在浴缸里，一边治疗，一边处理公务或进行写作。科黛以申请困难救济为名，潜入浴室，将其杀死在浴缸里。
马拉原本是一个医生，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激进的雅各宾派领袖。罢黜并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将温和的吉伦特派驱逐出国民公会，还有巴黎无套裤汉的九月大屠杀，巴黎的每一场烈火，可以说都是由马拉点燃的。而在这个时候，巴黎还没有人认得生活在遥远的诺曼底地区康恩小城的夏绿蒂·科黛，1793年她25岁。这个女子即将震撼整个巴黎。
钟情于国家的奇女子
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科黛，在修道院里长大并接受教育，性格有些孤寂离群，唯一的朋友就是书本。
在一般女孩子满脑子罗曼蒂克梦想着白马王子的年纪，科黛同样充满着情热，唯一不同的是，她把身心都献给了她幻想中一个特殊的情人：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
从大革命一开始，科黛就成为彻底的共和主义者，但随着革命一步步走向毫无节制的恐怖和杀戮，科黛开始失望和怀疑。难道这样一个嗜血的怪兽，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吉伦特派被马拉一党驱逐出国民公会之后，一部分议员被捕，还有一部分逃出巴黎，其中20多人来到康恩，向巴黎发出了武装反抗的宣言。吉伦特派的每一次聚会科黛都不错过，她如饥似渴地聆听演说，从中找到了答案：共和国的不幸，根源就是那个“疯狂的暴君马拉”。
7月7日，是康恩的人民义勇军出发去巴黎剪除暴政的日子，尽管吉伦特党人极力呼吁，空空荡荡的广场上，只聚集了17名志愿兵！
市民们默默地在一旁观看，一个吉伦特派议员发现科黛也在人群中，满面泪痕。这个女孩一定是来为自己的情人送别的，议员想，于是走过去轻声安慰了她几句。
除了祖国，科黛没有情人。议员根本不了解这个性格刚强的女子，她流泪是因为愤恨于男人们的软弱与胆怯。或许就是在这一刻，她最终下定了决心：用自己的手，去消灭巴黎的那头怪兽！
科黛到达巴黎，是在1793年7月11日。第一天和第二天，科黛把时间花在打探马拉的去处和书写留给法国人民的遗书上，第三天早晨，科黛穿戴整齐走出旅馆，先在附近的商店里买了一把小刀，把它藏在披风底下，然后叫一辆出租马车，来到马拉的家门口。
马拉得了严重的皮肤病，全身溃疡，所以闭门不出，差不多整天坐在浸泡了药草的浴缸里，写作和待客都在这里。
科黛第一次和第二次敲门，都被警惕的房东太太还有马拉的同居情人西蒙妮挡在门外，当天黄昏时候她第三次敲门，仍然被拒绝。
这次科黛不愿罢休了，双方争执起来，吵闹声传到了正在浴室工作的马拉耳朵里，问是怎么回事。西蒙妮告诉他，一个从康恩来的年轻女人，说有关于吉伦特派的重要情报，要向他当面报告。
“让她进来。”马拉说。
不一会儿，科黛已经站在马拉的面前。
“女市民，你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马拉问。
“吉伦特派的议员来到康恩，正在四处煽动，还准备进攻巴黎……”科黛尽力抑止住声音里的颤抖。
“这些吉伦特派的叛徒！到底他们有几个人？”
“18个。”
“我现在就要知道他们的名字。”
科黛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报姓名，马拉一边用笔记录一边说：“好极了！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在巴黎的断头台上了。”
这句话让科黛直起了身子，她拔出小刀，毫不犹豫地刺进马拉的胸膛，马拉的惨叫声传遍了整幢房屋。
当西蒙妮冲进浴室时，只见鲜血喷溅得到处都是，马拉已经奄奄一息，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一个字也没有吐出来。
女刺客的最后时光
科黛完成任务后，走到隔壁房间，静静地等待逮捕，但当她听到西蒙妮的哭喊声，脸上现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怎么，这样的男人竟然还有女人爱他！”
在警察赶到之前，科黛已经被一个正好来马拉家送文件的议员用椅子击倒并粗暴地捆绑起来。
警察将她送进附近的亚贝监狱后，雅各宾派议员们纷纷闻讯赶来，当他们第一眼看到面前这个仪态端庄神色自若的年轻女子，无法掩饰内心的惊讶。
令他们遗憾的是，不管是询问还是搜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女子和康恩的吉伦特派逃亡议员有任何关系。
从科黛身上搜出来的，除了旅行证、出生证、手表和钱款之外，还有针线，不用说，这个细心的女孩是怕逮捕时衣服被扯破，准备到牢房里去缝补。
一个自以为是的年轻议员问了个愚蠢的问题：“昨天装扮成修女来找我的，就是你吧？”
科黛微微一笑：“您搞错了，市民。您的生死，对于共和国来说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
另一个议员对于找不到证据恼羞成怒，一口咬定科黛把吉伦特派的文书藏在胸口，并且执意搜查。
科黛虽然双手被反绑，仍然扭动身躯激烈抵抗，最后摔倒在地，胸衣的纽带断裂，胸部完全敞露出来。在场的其他议员实在看不下去，叫警官为科黛松绑，让她整理衣服。这时人们才发现，科黛的双手已经满是伤痕。
科黛的审讯在7月17日开庭，为了看一眼这个“杀人女魔”，群众蜂拥而来，旁听席人山人海。科黛自始至终沉稳安详，用骄傲的语气叙述了刺杀的整个过程，没有为自己辩护一句。
法官问科黛的动机是什么，她的回答简洁明快：“为了共和国的和平。”只有一次科黛丧失了冷静，那就是当被问道“你的杀人技术很高明，以前也干过同样的事情吧？”
科黛顿时变了脸色：“您太侮辱人了！您以为我是杀人犯吗？”
陪审团的量刑只花了几分钟：死刑。行刑定在下午5时，只剩下几个小时了。
这最后的几个小时，科黛是和一位为她画像的画家一起度过的。画还没有画完，刽子手桑松走进屋来，手里拿着剪头发用的剪刀和一件红色长裙，红色代表犯人的罪行是杀人。
一瞬间，科黛脸色有些苍白，声音颤抖：“已经到时候了？”
但她立刻镇定下来。一头金发被剪落后，科黛拾起一束递给画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感谢您的东西，就请收下这束头发吧。”
令人惋惜的死囚
去刑场的路上到处是愤怒的群众，骂声不绝，但更多的市民，则是对这个真诚而无畏的女子满怀着难以名状的敬意和爱惜。
途中，一场暴雨突然降临，科黛浑身湿透，红色长裙紧紧裹在身上，就像是一尊雕像，美得令人晕眩。
“那天以后，至少整整一个星期，科黛成了我梦中的恋人。”一个巴黎人这样写道。
科黛之死最著名的传说，是关于行刑之后的情景。桑松的助手、一个崇拜马拉的木匠，抬起科黛的头颅拼命打她的耳光。即使是最粗野的观众也被这个举动激怒，发出吼声。更令人惊奇的记述还在后头：不止一个目击者表示，他们看到被打了耳光的头颅泛起红潮，显出愤怒的神色。当然，这只会是错觉，或者说是目击者内心的真实感受。
科黛在赴刑场的途中曾经问了桑松一个问题：“马拉真的会被埋葬在先贤祠吗？”
桑松没有回答。确实如此，盛大的葬礼之后，马拉的遗体被送进先贤祠，和伟大的先哲伏尔泰、卢梭并肩，但雅各宾派倒台之后，他立即被迁了出来。科黛所景仰的那些吉伦特派政治家，不久之后被罗伯斯庇尔追杀殆尽。
革命时代最不缺少的就是死亡，而科黛用自己的鲜血写下的，是无数死亡中最凄美的一页。
被誉为俄罗斯诗坛太阳的巨人普希金曾经在他的短篇小说《罗斯拉夫列夫》中塑造了一个充满崇高感和正义感的女性形象波琳娜，波琳娜在与小说中的“我”谈话时谈到了夏绿蒂·科黛，心中充满钦佩。
我想，普希金只是借了波琳娜之口表达自己对科黛的敬仰之情。作为一个视自由和尊严、爱和正义为生命的伟大诗人，普希金绝对尊重任何人的生命，他对科黛的敬仰当有确凿充分的理由。
实际上，马拉在西方一直就被认为是个臭名昭著的煽动家。
行刺前夜，夏绿蒂·科黛在她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一个人只能死一次，在我们的恐怖处境中，如果以我之死能换来他人之生，那于我将是莫大的欣慰。”
他们所以同情夏绿蒂·科黛，就是因为，她不仅是一个刺客，更是一个复仇者，复仇者的血总是在文学中被增添一抹亮色，虽然复仇也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4.用毒药子弹的卡普兰
将近一百年前的一个秋日，“女特务”芬妮·卡普兰刺杀了列宁。刺客立刻受到了国家政权机关的审讯，并将之处决。
如今，俄罗斯绝大多数历史研究学家认为：卡普兰就是刺杀列宁的真凶，是右翼社会革命党委派的恐怖分子。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根据他们掌握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看，卡普兰并未直接参加刺杀列宁的行动，因为当时她患有眼疾，视力很差，无法正常开枪射击。
这些学者甚至还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和推理：刺杀列宁的行动成为后来“克里姆林宫大审判”的导火索！
但是不论如何，正由于发生了卡普兰刺杀列宁事件，此后与之相关的事件也都成了苏维埃政权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高级机密，以至于最终成为“20世纪的黑洞”，俄罗斯历史永恒的谜团。
女刺客卡普兰在行刺后被逮捕，迅速遭到处决又是为什么呢？
弄清楚卡普兰在刺杀列宁后境遇究竟如何，与俄罗斯那一段历史究竟有何内在联系？
卡普兰与右翼政党
卡普兰的全名是芬妮·耶菲莫芙娜·卡普兰，她1890出生在乌克兰沃伦省一个犹太人家庭。
卡普兰的父亲是一个对当时政权很虔诚和忠心耿耿的人，但是他的小女卡普兰后来却成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死敌——她竟然开枪击伤了这个政权的领袖列宁。
俄国1905年革命以后，卡普兰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开始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她在这个圈子里活动的时候用“多拉”的化名。
卡普兰第一次参加恐怖活动是1906年，那年她16岁。那次，她策划组织对基辅行政长官的暗杀，但是没有成功，她被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