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英雄不死，刺客不止
有英雄就有刺客，从以利益集群的精英团队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建立以后，就有来自敌对集群的利刃与毒箭的追袭，从恺撒到末代沙皇从秦始皇到“洪宪皇帝”，莫不是经历过刺客杀气的包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实？
我们总是在回避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政治体制推崇“精英模式”的代价：让少数精英人物执掌最高的权力机关，无论是以何种形式产生领袖，或即使是民意领袖，都很容易滋生独裁、腐败和倾轧，而在这种模式下，无论“朕即国家”的帝王还是现今的国家元首，他们的个体生命安全都会关系到国体的稳定。
于是各个时代都设计了监督机构如元老院、御史、议会和最高法院等，对最高领袖的权力加以限制。这种做法产生于一个悖论：监督、立法、司法机构对最高权力的制约越有效、越稳固、越有力度，则该位置上元首本人的安全就越不那么紧要——刺客是针对一个个体生命的，而不能针对体制的运转。
罗马的共和派杀死了恺撒，但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仍成为罗马的皇帝；荆轲要刺杀秦王，或甚至胁迫秦王，可能会有限遏制秦的扩张脚步，但若秦王身后有若干卓越的储君，且有严密的储君继承制度，则他的计划就将可能改变。
英雄和偶像一样，都是平民自己造出来的，他们真如词典上所说的那样“才能勇武过人”，还是彻底的令人钦佩的利他主义者？
拿破仑通过阿尔卑斯山脉，慨叹“我比阿尔卑斯山还高”！其实正因为他的军队的存在，他才能够有如此的豪言——离开武装力量，拿破仑就是一个武夫而已。
说英雄，论英雄，还要讲到革命，革命是各个时代都很时髦的浪漫主题。革命的早期领袖中，很多人都是个性突出，颇具诗人气质和人格魅力的理想主义者，能够在追随者中间产生巨大的号召力。他们往往是天生的鼓动者和演说家，文笔优美，言辞犀利，永远有过人的精力，有着出众的品格和坚强意志。革命的后期领袖，则强调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包容力。
对于仰仗英雄的个人向心力的政治、民意集团而言，刺杀他们的首脑是最有效的灵药，所以，从专制到民主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就是民主选举体制之下，各种政党、派别、团体和武装都竭力培植自己的储备领袖，以对付刺客的觊觎。
荷兰国父的悲歌
1568年的捣毁圣像运动揭开了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争取独立的序幕。在这场运动中，荷兰当时最大的贵族——威廉·奥伦治（奥伦治亲王）的向背举足轻重。就阶级情感来说，他受过西班牙前国王卡洛斯的厚恩，就民族情感来说，身边荷兰人民的呐喊和鲜血又使他寝食难安。一度摇摆不定的他，最终终于同荷兰人民站到了一起，走上了反抗当时最强大的帝国——西班牙帝国的不归路。
从此，他成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全国头号通缉犯。菲利普二世悬赏巨额赏金要他的人头。
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奥伦治亲王领导下的荷兰独立力量在尼德兰北方站稳了脚跟。荷兰各省准备在1584年7月12日拥戴德高望重的他为国王，但在大喜日子到来之前两天，悲剧发生了。
7月10日，奥伦治亲王与雷瓦登市长共进午餐后，正在闲谈中，侍卫上来报告说：“巴尔塔萨已经办好了护照等一切手续，特来领取几封亲王写给法国公使的信件。”
巴尔塔萨是个法国人，职务是为亲王往法国传递信息的驿使，刚刚到亲王身边做事不久。
当奥伦治亲王走下楼梯时，已经隐藏在楼梯口旁一个圆柱后面的巴尔塔萨，突然向亲王猛扑过去，举起手枪开了三枪，枪枪打在亲王的要害处，一代伟人就此倒下，永远没有起来。
刺客赶忙逃跑，但在门口正好踏到一堆狗屎滑倒在地，当场被活捉。他供出自己是菲利普二世派来的奸细，刺杀亲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菲利普二世的巨额赏金和爵位。最后，他在受到铁烙、刀剐等酷刑之后被斩首。
奥伦治亲王的子孙继承了他荷兰执政的位置，最终赢得了荷兰独立，并成为荷兰世袭的王室。
不曾拥有童话的希茜公主
1848年欧洲各国革命风潮涌起，受打击最严重的当属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奥地利帝国。在这场风暴中，年轻的王子弗朗兹·约瑟夫被推上了皇位，他没有想到，他在这个宝座上一坐就是68年。
10多年后，又一场风暴到来了，在意大利统一运动和德意志统一运动中，作为守旧势力代表的奥地利一再遭到打击，被迫放弃自己的德意志帝位，转而向国内的匈牙利人让步，将奥地利一元制帝国改组成奥匈帝国——一个二元制的帝国。
在欧洲历史上，奥匈帝国注定是一个倒霉的角色，它在屈辱的背景下诞生，又最终在屈辱的风暴中土崩瓦解。
为了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民族组合体，它的统治者——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成为国内各族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奥地利本身的自由主义者，还有周边虎视眈眈的大国的公敌。其王室成员几乎个个都曾遭到过刺杀，皇帝弗朗兹·约瑟夫本身就遭到过数次未遂刺杀。
但这个帝国中最有名的却不是这个长命的皇帝，而是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来自巴伐利亚的希茜公主。
希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风靡欧美。在电影《希茜公主》中，她是一个天真活泼、极具个人魅力和政治感染力的奇女子，而事实上，她的人生绝无如此精彩。
她在15岁时代替了她的姐姐，被年轻的奥地利皇帝选中，成为一位年轻的皇后。她享受了一个女人所能得到的所有荣耀，但从那一天开始，她的命运就和这个老大帝国捆在了一起。
希茜喜欢做诗、骑马、游历，但她的一生一直是浸泡着泪水的。从她唯一的儿子鲁道夫自杀身亡那一天开始，她的心“实际上已经随他而去，只剩下了一个日渐衰老的躯体”。
1898年，希茜到日内瓦旅游。9月10日中午她准备乘船离开。当她带着侍者向码头走去时，一个埋伏在那里的名叫卢切尼的人猛然拔出锥子，对着她的胸部戳去。
锥子又尖又细，希茜从地上爬了起来，自己走到船上。可是，刚一上船，她就倒了下去。身边的宫廷命妇连忙解开她的衣襟，发现胸口上有一个很小的血点。船长命令船掉头回岸，人们用担架把她抬回旅馆。在旅馆里，医生切开了皇后的肘窝动脉，血不再往外喷涌，希茜死了。
卢切尼是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行刺的目的一是为了成名，二是出于无政府主义对王室的仇恨，三是源于意大利人对奥匈帝国的传统敌对情绪。
解放农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1814年，当亚历山大一世率领大军威风凛凛奔驰在法兰西大地上时，作为打败拿破仑的主力的沙皇俄国，其荣耀也达到了高峰。此后40年中，俄国以“神圣同盟”骨干的身份，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包括出兵镇压了本来与己无关的匈牙利革命。
但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使沙俄从荣耀的顶端跌落到了耻辱的谷底，本来想从多年的手下败将土耳其身上再咬下一块肥肉，没想到遭遇英、法两国的横加干涉，在这场战争中，沙俄的落后和腐败暴露无遗，从枪到船到路，都与英法差了一大截。
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作战连连败北的情况下精神崩溃服毒自杀。重振这个老大帝国的重任落在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身上。
亚历山大二世明白落后的农奴制已经成为俄国进步的瓶颈，这个问题牵涉面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历代多少雄主，包括彼得一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都不敢去触动它。但历史已经将责任无可推却地放到了亚历山大二世面前，迟一天改革，问题就更严重一步。
1861年，沙皇终于下诏进行改革。在宣布农奴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又规定全部土地仍然归地主所有，农民可以按照规定赎买一小块土地，但赎金常常高出土地实际价格两三倍。
亚历山大本想使农奴主和农奴都感激自己，但被解放的农奴感受到最多的却是混乱和不知所措，他们得到的土地比改革前使用的实际上减少了，纷纷认为自己受骗。结果，农民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1860年农民骚动126次，而改革之年1861年增至1176次。
亚历山大二世是欧洲历史上遭到刺杀最多的帝王之一。从1866年到1880年，亚历山大二世遭到的精心策划的未遂刺杀至少有5次。
1879年，新成立的激进组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判处亚历山大二世死刑，组成了专门的刺杀组织，训练专门的刺杀人员。
亚历山大成为靶子的原因，除了上述的改革遭到反感之外，俄国政治体制的落后也是重要原因，而亚历山大二世晚年腐化的生活看来也已经不能再推动历史的发展了。
在经过两次未遂刺杀之后，民意党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1881年3月1日，沙皇的马车从冬宫出来转过街角，早已埋伏在那里的罗斯萨柯夫冲上前投出一颗炸弹，将沙皇的卫兵炸成重伤。
亚历山大二世以为自己又逃过一次刺杀，他从马车里出来，想察看伤者的伤情并说几句安慰的话，这时又一颗炸弹飞了过来，沙皇倒在血泊之中，行刺者叫格里涅维茨基，他本人也被炸死。
当天下午，亚历山大二世因流血过多而死。他的改革成了他被杀的重要原因，这也许是他当初怎么也想不到的。
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尽管不彻底，但终被证明是推动历史进步的。
无论是荷兰国父奥伦治亲王，还是奥匈帝国皇后希茜公主，或者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他们之所以成为刺客的目标，原因只有一个：在一般人的心中，他们是英雄，他们的影响力非同凡响，如果要颠覆他们所掌握的政权，就必须先杀掉他们。
事实上，奥伦治亲王的死并没有令荷兰独立的脚步停下，希茜公主的被刺也没有为奥匈帝国唱响挽歌，而亚历山大二世的死，也没有改变俄国的命运，更没有起到什么“良性”的作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会因为一个人的遇刺而就此中衰，更不会因为一场意外的谋杀而改变命运。
可惜的是，刺客们和他们背后的主使者，并不这样认为。因此，中外历史上，一出出英雄喋血的刺杀案不断上演着。
虽然历史从未因英雄的倒下和刺客的得手而改变，但隐蔽在英雄身后、在阴影中随时准备出击的刺客，却成为这个世界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
如果这个世界不再因为某个英雄人物的出现而欢呼雀跃，也许，刺客就会失去生存之道，那么，这个世界将不再有那么多血泪写就的英雄史诗，也不再有世代流传的传奇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世界将变得和平，阴暗角落中的危险角色将慢慢淡出历史的视野。
2.刺客出现的四种触发因素
刺客这一群体之所以会史不绝书，是因为英雄体制的弊病，也就是说，时代的发展不断需要以天赋神权、革命英雄、民意领袖身份出现的杰出人物，但在现有的财富分配理念和超人史观的作用下，又不断带来独裁专制、斗争倾轧和特权腐败的副产品。
于是，刺客和暴徒们冲上前台，干掉那些不再推动时代车轮的英雄，然后是重新的政治分肥。
有人曾提出，用不断革命的方式推翻旧世界的所有政权，代之以一个水晶宫般拔地而起的美丽新世界，但实际上，纵使这世界上每天都上演改朝换代，仍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只要社会资源是由少数人以精英面目掌握，就必然出现不均等分配，利益不均的结果只能是“不断革命”、刺客横行。
而刺客兴起的具体因素，则可分为政治体制失衡（禅让制度的破坏、共和国议会的破灭、帝国元老会的衰败）、社会阶级（阶层）矛盾激化（巨大的社会落差感，贵贱、亲疏、贫富的分化）、现实利益矛盾（金钱、财物、美色、特权）、个人恩怨激化（一怒拔剑的平民情怀）几个比较主要的方面。下面着重分析欧洲近几百年来几桩政治刺杀案件。
法兰西的哭泣
16世纪是法国在向一个成熟的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艰难时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又陷入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纷争之中。在当时整个欧洲的宗教冲突之中，形势最复杂的是法国，因为天主教和新教力量势均力敌。
自1572年“恐怖的圣巴托罗谬之夜”以来，法国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和骚乱之中，在此后连续有两个国王遇刺身亡，其中亨利三世是因为背叛了自己的天主教阵营，转而同情甚至帮助新教而被一个天主教狂热分子刺杀，而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的遇刺身亡，则更为出人意料。
亨利四世原是法国南部边境一个叫纳瓦拉的小邦的国王，为新教徒。因亨利三世无嗣而亡，作为后者远亲的亨利四世得以继承王位。当时法国处于宗教战争“胡格诺战争”之中，亨利四世亲自上阵厮杀，显示了极好的军事才能。但真正显示亨利四世的伟大人格的是1593年，鉴于法国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现实，亨利四世毅然宣布自己改信天主教，接着在1598年宣布“南特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同时承认新教的信仰自由和应有地位。
“南特法令”是西方最早体现宗教宽容精神的杰作，最终给法国带来了和平。此后亨利四世致力于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卓有成效。
1610年的一天，亨利四世去探望大臣苏利途中经过一条狭隘的街道，前面两辆车相撞堵塞了交通，国王的车右轮又陷在沟里。这时，国王的车正好停在一个店铺门前，而店铺的招牌上画着一支箭射穿一颗戴着王冠的心。尾随在后面的一个叫拉韦拉克的疯子，或许从中受到某种启示，脚踏车轮猛然向国王刺去，国王大声呼喊“我被刺啦”，拉韦拉克又刺了第二刀，随后当场被捉，他也没想逃跑。
拉韦拉克据说是个疯子，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时刻在困扰着他，那就是行刺国王，人们还给这种病起了名字，叫弑君病。
后来，安娜王后（亨利四世的儿媳）辅助未成年的路易十四时，曾对他说，要学你的祖父（亨利四世），不要学你的父亲（路易十三），路易十四问为什么，安娜说，亨利四世去世时，大家都哭，而路易十三去世时，大家都笑。不错，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君主很多，有查理曼大帝、路易十四、拿破仑等，但像亨利四世这样在功业上和人格上都无可指摘的，只有他一人。
化装舞会上的黑手
当今的瑞典，在外人眼中无异于世外桃源，以高收入、高福利、高文明闻名于世。
然而你是否知道，瑞典历史上也有过贪污成风，秩序混乱的时代，那是在18世纪中期，瑞典在遭受了北方战争失败的重创之后，贵族乘机夺权，进入了所谓的“自由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