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以“朝三暮四”的寓言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个老头给猴子分橡子，说：“早晨三个晚上四个。”猴子们听了不同意。老头于是说：“那就早晨四个晚上三个。”猴子们听了高兴得不得了。
凡是听了这个故事的人没有不嘲笑猴子的。可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就常常是一只这样的猴子。在人类的行为中甚至存在着比这还要愚蠢的事情，只是形式不同。由于人类是一种语言动物，他们越来越陷入自己所制造的种种概念之中，因而有时会由于语言的运用不当或一个语言错误而引起人们之间的战争。比如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就是如此。现在看来这些战争只是一些不同概念导致的战争。你信仰上帝，而另一个人则信仰释迦牟尼，这有什么实质区别呢？他们都是神，只是叫法不同罢了。因此，为这些名词而进行的战争是毫无意义的，这实在是人类的一大悲剧。
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类似情况，有时为一句话就大打出手，甚至捅刀子，其实这一句话能对你有多大伤害呢？连一句话的肚量都没有，后果便不难预料。
明白了这个道理，在现实中就应该多看事实，而不要去斤斤计较那些空洞的名词、话语。这样，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少一些悲剧，少一些烦恼。
最高的争辩就是沉默
【原文】
即使我与若①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②，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③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④，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齐物论》）
【注释】
①若：你。②我不若胜：即我不胜你。③而：你。④黮暗（dǎn àn）：暗昧不明，所见偏敝。
【译文】
即使我与你辩论，要是你胜了，我没有胜你，你真的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吗？反之，我若胜你，你没有胜我，我真的正确，而你真的就是错了吗？一定有一个对、有一个错吗？或者是两者都对？或者是两者都错？这些问题我与你都不能解决。既然每个人都有其局限，那么以谁作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呢？让与你观点相同的人来判断，既然已经与你相同，怎么能够作为判断的标准？同样，让与我观点一致的人来判断，既然已经与我相同了，怎么有资格确定是非？如果让与你我都不同的人进行评判，既然与你我相异，怎么能够公正评判？让与你我相同的人来评判，既然与你我相同，如何能够公正评判？可是，我与你与他人都不能确定是非，那么还能够找谁来判定是非呢？
天下熙熙攘攘，人们每天都在争论着对错，好像真的可以争论出个谁是谁非似的。在庄子看来，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制定评判是非的标准，能够作为是非的评判者。这是庄子书中最雄辩的议论。
现在假设我与你在进行辩论，假如你胜了，而我没有胜你，你就一定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吗？或者反过来，我胜了你，而你败了，那么我就真是对的，而你是错的吗？是其中的一方对呢，还是其中的一方错呢？是我们俩都对呢，还是我们俩都错误呢？这些问题我们两个都不可能知道。
可见，争论的双方之间是无法确定是非的，因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认为对方错而自己对，各自有各自的是非标准，处于尖锐对立之中，因而就无法达到统一，也就难以确定谁对谁错。用我的标准来衡量，你不同意，用你的标准来衡量，我也反对，双方怎么可能统一起来呢！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双方统一的情况，但那通常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的，也就是说，是以强权来确定对错的。这就不再取决于辩论本身，而是取决于权力的大小了。如果不是这样，便很难出现这种双方“一致”的结果。
那么第三方是不是可以作为评判的标准呢？不可以。因为别人本来也糊糊涂涂，我们要谁来进行评判呢？让与你观点相同的人来评判，已经与你相同了，怎么能够作出公正的评判？让与我观点一致的人来评判，既与我相同，又如何能有公正的评判？让与你我观点不同的人来评判，既然已经不同，判断怎么可能公允？让与你我相同的人来评判，既然已经相同，怎么可能有公允的判断？最后庄子说：可见，我、你和其他人都无法判定是非，还能够找谁来判定是非呢？这就是说，没有人能够确定是非的标准，也没有人能够判定谁对谁错。
因此庄子主张不要陷入这种无谓的辩论，这种辩论对人生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徒然浪费宝贵的生命。
公正的评判之所以不可能，根本上是由于人的自我肯定，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错的，即使是罪犯也是如此。仔细观察罪犯的犯罪过程可以发现，他的犯罪总是有着“充足”理由的，尤其是那些惯犯。没有充足的理由他是不会去犯罪的。从事发后罪犯们的辩解看，他们明知道那是犯罪，但还是有无数的理由促使他们那样做了。
普通人也是如此，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有着充足的理由，而且任何人实际上都把自己看做世界上最好的人。虽然有些人也进行自我批评或批判，但无论怎么批判还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人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自己。人几乎都有这样的感叹——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像我这样好，天下就太平无事了。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用来评判的逻辑或标准依然是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逻辑来评判自己，当然总是正确的。
因此，当我们觉得自己总是正确的时候，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的人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需要警惕了，否则就很容易落入自我陷阱，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
那么，争辩为什么不能达到真理、不能确定是非呢？庄子认为，凡是分别一定伴随着没有分别，在辩论中也必定有不可辨论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因为辩论中的任何一方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因而只能看到一个方面，而看不到另外的方面，既然他有看不到的方面，也就不可能辨别清楚。再者，就双方都有看不到的方面而言，他们是没有分别的，即都是片面的。从这种片面的观点出发，是达不到真理的。正因为如此，圣人虽然胸中虚怀万物，但他并不说出来，一旦说出来就难免引起争论，有了争论，这本真的境界也就受到了破坏。而普通人却相反，他们喋喋不休地显示自己，互相争辩，自以为高明，却陷入了不可能有结果的恶性循环之中。
既然没有谁能够判别真假、决定对错，是不是就没有真理了呢？非也。真的境界还是存在的，但它存在于言辞和辩论之外，而不存在于辩论的任何一方之中。换句话说，真理具有居中的性质和不可说的性质。当我们“说”真理的时候就已经不是真理了。庄子称这种真的境界为“道”或“大道”。
所以他说“大道不称”，大道无须宣扬，因为能够说得清楚的就不是道。而且道既然是真的，它就是一定要实现和展示自己的，因而就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今天我们所谓的“事实胜于雄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它面前任何的“说”都显得苍白无力。大道本身也是无法说清楚的，越说反而越不清楚。
“大言不辩”，最高的辩论就是不争辩，因为争辩总是片面的，不能达于真理。最高的道的境界只能用心体会，不是争辩出来的；能够争辩得清楚的东西都不是根本，而只是一些枝节的东西，而且争辩只能陷入无穷的是非。因此这种“不言”是最高的辩论。正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君子心中达到了道的境界，胸怀深远，所以他无须叫喊；而小人远离大道，鼠目寸光，患得患失，所以斤斤计较，嘁嘁喳喳。
“大仁不仁”，则是说最高的仁看起来似乎不仁，因为最高的仁不是一时一事的仁，它关照的是整体，而不是局部，所以某些局部的东西就可能受到伤害，似乎“不仁”。仁若是变成了固定的规范，就成为僵死的东西，就成为不仁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必有所爱有所不爱，这样仁就必将陷入偏私的境地。而最高的仁是不应该有任何偏爱的，因而看起来就好象“不仁”。这种情形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大亲不亲，大情无情，对于最亲的人反而显得不亲，对于最挚爱的人反而显得无情；我们对其表示亲切和有情的人一定是“外人”，那只是一些礼节，而对自己的亲人却无须这样的礼节，若是有这样的礼节，就见外了。
“大廉不嗛”，最高的清廉就是不要谦让，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清廉就不真实了。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实例，那些标榜自己清廉的人常常是些贪官。一个清廉的人之所以清廉，并不是由于要表现什么，也不是由于惧怕什么，而是出自自己的本性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故而无须谦让，也无须标榜。
“大勇不忮”，最高的勇敢就是不要伤害他人，伤害别人不能叫做“勇敢”。如果一个人对天下所有的人都没有伤害，他难道不是最勇敢的人吗？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这样勇敢，都不伤害别人，天下不就太平无事了吗？这才是最高的勇敢啊。
所以庄子说，最高的智慧就是那种能够知道在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却步的智慧，或者说，最高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只有达到了这一境界的人才能够不去争辩是非，从而能够结束是非。而一般人由于往往认为自己握有全部真理，故而总是理直气壮地争辩是非。那些“勇敢”的人毫不畏惧地去伤害别人也是由于认为手中握有真理，所以杀人成性，却心中毫无愧疚，因为杀死的是“敌人”。然而这种能够知道自己有所不知的人是太少了，于是人们就只能愚蠢地“聪明”下去。
那种最高的境界，即“不言之辩，不道之道”的境界，好像一座天然的府库，无论注入多少也不会满溢，无论取出多少也不会枯竭，但是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却不知道，它好像隐藏着的光明，不断地显耀出来，照亮我们的心灵。
这种最高的境界是超越于我们的任何现成的思维之上的，想用我们现成的、僵化的思维去把握它是不可能的。我们日常的思维总是固着于现成的规定，而这种现成规定必定是一些个人的偏见，把这种偏见强加于人，确定为人们行为的规范，就是强权。有了强权，真理就没有了，光明就被隐藏起来，人们看到的就只是个人的黑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