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本句的意思是：知道调整自己内心的人，悲伤和快乐都不能改变当前的心境。②本句的意思是：按照实际情况顺其自然地做事，忘却自身的哀乐得失。
【译文】
天下不可违背的事情有二：其一是命，其二是义。子女敬爱双亲，这是天性所定，无法解释；臣子侍奉君主，就是义，这是无可逃脱的，到哪里都有君主。所以叫做大戒。因此，侍奉双亲的人，不管到哪里都使他们得以安顿，是孝道的最高境界；侍奉君主，不管什么事情都使之安心，这是忠的最高境界；而知道调整自己内心世界的人，无论悲伤还是快乐都不能改变当前的心境，这是德的最高境界。做人的臣子多出于不得已（而做事情却不然），按照实际情况顺其自然地做事，忘却自身的哀乐得失，哪有功夫为生而高兴、为死而痛苦呢！”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这是《庄子》书中著名的论断，也是这本书中一个基调。整部书中的种种观点都充满了这种无可奈何的态度。庄子的生死观、无为论、养生论、逍遥游，那种顺乎自然、以无用为用、以出世的态度来入世、去名去利的观点，都渗透着无可奈何的情绪。许多人批评庄子的这种观点是命定论，是消极的。然而只要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就不难看出，这实在是出于“不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应当说，“不可奈何”极为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根本生存处境，而这一处境是不可超越的。既然不可超越，就只有顺从，如果不顺从，处境就会更加悲惨。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人是处于怎样无可奈何的处境之中。
子女孝敬双亲，这是人的天性，是必须做的，这一点无法进行解释，它不是通过思考得出来的。为什么必须要孝敬父母？是没有理由的，也无须理由。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或认为父母值得孝敬才去孝敬，而是一种“应该”。
人无论生活在哪里，都不可能没有君主，可以说人生而为臣民。“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不管你逃到何时何地，也找不到一个没有君主的地方。人可以逃脱别的灾难，但惟有君主是不可逃避的。既为臣民，就必然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并不是自己内心里愿意这样做，实在无可奈何啊。人们恭维君主，并不是由于人们喜欢他，常常是由于惧怕他。
“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人间世》）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步入了怎样的一个腥风血雨的时代啊！能够免除刑罚、勉强活命已经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了。至于福禄则如羽毛一般轻，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去享有它；而祸患却如大地般沉重，人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够避免。对于这样的处境，人们是没有能力去改变的，那就只能顺应它。若不顺应，就连“免刑”也难了。
因此庄子认为只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人们所能够采取的最好的手段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对于君主，也只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人间世》）他像婴儿那样任性，你也像婴儿那样任性；他若没有规矩，你也随着他不讲规矩；他若无拘无束，你也无拘无束。也就是说，要顺势而为，方可全生保命。若是逆势而为，那就如同螳臂当车一样：“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人间世》）螳螂奋力举起臂膀以当车轮，是因为它自以为是，恃才傲物，实在是不自量力，结果当然只能是悲剧。
庄子还以虎为例来说明要顺其性而为之。养虎的人不敢喂它鲜肉和活的动物，怕的是会引起它的野性，只有对它的野性加以引导，才能够使之不至于伤人。“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人间世》）连老虎都顺从于养自己的人，而伤害触犯了它的人，何况君主呢？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要是触犯了君主，比触犯了老虎可要厉害得多。
或许有人会说：何必要这么消极呢？为什么不可以反抗呢？因为首先从根本上来说，人对所处的环境是不可反抗的。对于某个君主人们可以反抗，可以把他推翻，但马上会产生一个新的君主，而这新的君主谁也不能保证他一定比旧的好，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换了一个朝代，即只换了一个名称，君主的本性却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新桃换旧符而已。无论推倒多少个君主，君主都存在着，人类社会必须有最高统治者，这种状况是反抗不掉的。从这个角度说，君主根本就是不可反抗的。其二，在很多情况下，反抗不如不反抗。历史上无数的事实都证明，反抗者的下场几乎都是悲惨的，如果不反抗还可以终其天年，过一种常人的日子，但由于反抗，却连这种普通的生活也失去了。
正因为这种不可反抗性，庄子才说它是无可奈何的，即：君主的存在以及对君主的服从并非出于人的自愿，而是不得已。
其三，“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至乐》）。人一生下来，就充满了忧虑和烦恼，可以说，忧虑和烦恼是人生的常态。有了生，便忧虑死；穷了，会忧心于穷；富了，则会为财富而担忧；权小了，忧虑，权大了，也忧虑；忧虑自己还不算，还要为下一代而忧虑。没完没了的忧虑，只有死亡才能够结束。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人不得不忧虑。
其四，对于生死，我们是无可奈何的。我们无可奈何地生，又无可奈何地死。生，并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穷人家就要绝后，而富人家里的孩子就数不胜数了；死，也未征得我们同意——假如是这样的话，世界上的人早就没有地方呆了。我们是不得不生，又不得不死，实在是无可奈何。
其五，对于世界上的事我们是无可奈何的，我们不能改变世界；同样的，我们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无可奈何地承受自己的命运。不能改变世界，也就不能改变命运。
在这种种“不可奈何”面前，我们除了“安之若命”以外，还能够怎么样呢？既然我们不能改变自身的这种处境，那就只有改变我们自己了；既然这种处境不可能顺应我们，我们就只能顺应它了。改变自己，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但即使这一点我们也做不到，因为我们并不能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怎么能够说可以改变自己呢？我们自己当前所成为的那种人，往往并不是我们所愿意成为的，真是无可奈何啊。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不是太消极悲观了。不然，实际上这是根本的积极。这个道理不难明白：知道了无可奈何，就只能安之若命，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已经知道无可奈何了，还不安之若命，那不是愚蠢吗？比如说韩信钻裤裆，就是无可奈何之举，根本不是他愿意钻；如果这个时候，他知道了已经处于危险境地（无可奈何之地），还要反抗，那岂不是找死吗？若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后的韩信了。当一个车轮从山上往下滚的时候，我们除了躲避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这个时候还要硬去阻挡车轮，不是白白送死吗？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躲避”一条路可走。而这难道不是这种境地中唯一积极的方法吗？
不必哭泣，亦无须鼓盆而歌
【原文】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①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②居，长子③、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④，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⑤寝于巨室，而我噭噭⑥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至乐》）
【注释】
①箕踞（jì jù）：叉开双腿坐着。②人：指庄子之妻。③长子：生子。④杂乎芒芴之间：混杂在恍惚的大道之中。⑤偃然：安然。⑥噭（jiào）然：形容哭泣的样子。
【译文】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来吊唁，看见庄子正坐在那里敲着盆子唱歌。惠子说：“与妻子生活了一辈子，生子、衰老、最后死亡，不哭也就罢了，还要敲着盆子唱歌，这太过分了吧！”庄子说：“不是这样。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么会不动感情！可是当我想到，一开始她本无生命；不但没有生命，而且也没有形状；不但没有形状，而且也没有气息。那时候混杂在大道之中，然后因大道的变化而有气，因气的变化而有形，因形的变化而有生命。而今又因变化而死亡。这就如同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一样。她本来就安然地寝于巨大的墓穴之中，而我却哭得死去活来，自以为不通天理，所以就不哭了。”
庄子妻死，始而悲伤，终而快乐。夫妻生活了一辈子，谁无感情！庄子也不能例外：“我独何能无慨！”但当他想到以下这个道理以后，不仅不再哭泣，反而唱起了歌。原先本没有妻子这个人，没有这个生命，没有形状，更没有生机。原本恍恍惚惚地存在于大道之中，然后由于大道的变化而有了生机，随着生机的变化有了形状，形状的变化又使她有了生命；现在的死亡实际上是又变了回去，重新回到了原先无知无觉的状态。这种变化犹如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一样自然而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现在她安静地躺在天地这个巨大的寝室中，我呼天号地地哭泣，岂不是太不懂得天命了吗？所以庄子就不哭泣了。妻子回到了永恒而安宁的大道的怀抱之中，不仅不应悲伤，反而应为之高兴才是，于是便鼓盆而歌。
庄子所讲的道理诚然不错，但是人不可能是这么有理性的，不可能只要想通了道理就去照着做。人的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确存在着差距，经常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对于死亡正是如此。从理性上说，即使是一般的人也知道是自然现象，死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此悲伤是没有用的；可是，当面临死亡的时候却无法不悲伤，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人说庄子的思想是非理性的，但由此看来庄子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太理性了。
对于疾病也是如此，人们很难做到无动于衷，毫无恐惧。滑介叔胳膊上长出了一个瘤子，却并不恐惧，因为在他看来：“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至乐》）生命不过是大道的寄托，是大道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在这生命之上再生出来的瘤子之类，则如同尘垢一般，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死生就如同昼夜更替一样自然。这个道理当然无可辩驳，但一般人却是难以做到的，是因为疾病会危及人的健康和生命，谁能够做到毫不动心呢？
对于死亡，不应过分恐惧，但也无须欢欣鼓舞。就如庄子所一贯主张的那样：“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大宗师》）这才是得道的境界，也就是不动心的境界。既然生死是自然现象，所以生不必快乐，死亦无须痛苦；同样地，生也不用痛苦，死也用不着快乐。看来庄子自己的看法也不是始终如一的，按他的基本观点讲，妻子死了，既不应悲伤，也不应痛苦，但他却鼓盆而歌；他还把生看做身上长的脓包，把死看做脓包的溃破，看做人生的解脱，这样就把生看做了一件应当否定的事情，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生似乎应当悲伤，而死却是一桩快事。
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悦死恶生。悦生恶死，诚然应该否定；但悦死恶生也是同样错误的。对于二者都应一视同仁，无所谓喜悦，也无所谓悲伤，才是“居中”的态度，才是可取的。如果把生命看做是人身上长的痈瘤，把死看做人生的解脱，那么干脆死了算了，又何必活着呢？既然活着没有意义，死了难道就有意义了吗？
对于生命，既不应该喜悦，也不应当厌恶，顺其自然而已。喜悦与厌恶都是没有用处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生命不因你喜悦而延长，死亡也不因你喜欢就会快速到来。“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死与生，是人自己不能控制的，如同日夜的更替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在死亡面前，你痛苦也罢，喜悦也罢，都无济于事，死亡之神决不会因你的情绪而有改变，它是铁面无情的。
生命确实只是事物无穷的变化历程中的一个形态，而人也同样只是无数形态中的一个短暂的形态而已，但是我毕竟是我，与那些不同的形态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否则就是没有我了。虽然说我们是“道”的显形，但在显形为“我”之前和显形为“我”之后，即生前和死后，我是不存在的，虽然说构成我的那些东西依然存在于道之中，可是那不是我；人与万物为一体，但我不是万物。尽管我们得到生命无须特别的喜悦，但生命确实非常值得珍视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有这一次，我们能够拥有这种“人”的形态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呢？
九 同与异
任何把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去比较的行为都是短视的，任何把自己的长处强加给别人的行为更是愚蠢的，即使这种行为是出于好心。
追求共同的目标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消除个体的特征，而是要发扬成员的特长为实现目标做出贡献。
人各有长短，何必强求一致
【原文】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齐物论》）
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①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忧。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②。
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趾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骈拇》）
【注释】
①凫（fú）：野鸭。②本句的意思是：本性长的不该截短，本性短的不该加长，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因而也就无须抛弃。
【译文】
天下没有比秋天动物新生的毫毛的末梢更大的了，相比之下泰山却是小的；没有比夭折的孩子更长寿的了，而活了八百年的彭祖倒是短命的。因为天地与我一起产生，而万物与我是一体的。
（从自然的角度看）长的不算多余，短的也不算是不足。所以，野鸭的腿虽短，但若是予以加长就会忧愁；鹤的腿虽然长，但要是予以截短，则会悲伤。因此，本性长的不应当缩短，而本性短的也不应该加长，（这样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天下之人都是为了某种东西而牺牲和伤害自己：为仁义而牺牲，世俗称之为君子；为财富而伤生，世俗叫做小人。其实，他们都是为某种东西而伤生，可是人们却把他们区分为君子和小人。如果就其伤生害性这一点来看，其实盗跖与伯夷是一样的，哪里有什么小人君子之分呢！
庄子的这些说法与我们的常识相去甚远，以至于产生了各种纷繁的解释，许多论者将其定性为诡辩论。
其实不然。从上下文来看，上述所列第一段引文所述命题并非庄子正面要论述的观点。整个《齐物论》都是在破除人们对是非的执着，认为无论是还是非，都不能解决问题，都有其片面性。并且从一般意义上指出语言的局限性，要想把事情本身说清楚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语言”都会产生矛盾或者谬论。在这段话的上一段，庄子论及世界开端，最后的结论却是：这真是我说的呢，还是我根本就没有说呢？意思是这个问题根本就说不清。而紧接这段引文之后庄子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如果要说下去，那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就不必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