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把人置于生死之地，处于权力体系中的人时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走错了一步，就会失去生命；有时即使没有走错也难免死亡。权力是一种性命攸关的东西。如果说在其他方面（如经济、名誉等）的争夺不必定危及生命的话，那么权力的争夺则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生，要么死。每每可以看到，权力使人忘却亲情，使人毫不犹豫地向亲人挥出刀剑。权力似乎具有某种终极性，因为它事关生死，有了权就可以决定他人的生死，无权则一切皆无。因此，在政治上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友，只要朋友的头颅可以赢得天下，掌权者会毫不犹豫地砍掉。
在古代，假如居有一国的相位，如果你做得不好，国王会不满意；不管你做得好还是不好，都会遭到窥视着你的位子的人们的攻击，而且一定是置人于死地的攻击。这样，他就总处于前狼后虎的境地，命悬一线。尤其是在战乱年代，杀个人就如同杀一只鸡一样简单。钟嵘的《诗品》中有多位诗人被杀，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政治活动，如果他们远离政治，或许不至于有这种下场。
正是由于庄子看到了权力的这种性质，他才宁愿清贫，而不愿意去担任高官，才把别人视为宝贝的相位看做腐烂的老鼠。他当然知道权力可以带来荣耀和财富，但他更知道权力所潜藏着的致命危险。如果没有了生命，荣耀和财富又有什么用呢？就如同那只神龟，虽然被国王爱护有加，但只是一堆死骨头罢了，这种荣耀对它毫无意义。
当一个人被权力置于这种死地的时候，他便处于了想苟活而不得的境地。假如能够活下来，要他们当牛做马恐怕也是愿意的，但为时已晚。假如他们当初没有走上权力的道路，便不可能有这一天，起码可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尽管有不能体会权力荣耀的缺憾，但不会有这不能终其天年的更大缺憾。
因此，应当给权、钱、名一个限度，否则，当命运给你一个限度的时候，就已无可挽回。
庄子当然不会主张仅仅停留在一个限度上，而是要从终极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说：“至贵，国爵并焉；至富，国财并焉；至愿，名誉并焉。”（《天运》）这种最高的境界就是至贵、至富和至愿（至愿，意为“至显”）的境界。但是，庄子所说的贵、富和显耀与人们通常的理解正相反：最为尊贵的人，连国君的位子也不屑一顾；最为富足的人，对一国之财也不动心；最显耀的人，就是不要任何名誉。
这是庄子在谈到仁的时候提出的观点。有人问庄子，什么是仁？庄子回答说，虎狼也有仁。那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庄子说，在虎狼当中也可以看到父子相亲，怎么能够说不是仁呢！然后那人问什么是至仁？庄子说：“至仁无亲。”仁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远近、高低之分。有仁爱，就必有亲疏贵贱之分，有了这样的分别，人的天然本性就会丧失，人们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这种至仁的境界还包括忘我、忘天下，同时还要达到亲人忘你、天下忘你的程度。当达到这种互忘境界时，人的本性才能够得以保持。
为什么要摒弃这些世俗之人所视同生命的东西呢？是因为它们扰乱人性，人一旦去“亲”近这些东西，天然质朴的本性就会丢失。
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就是那个揭竿而起的陈胜。想当年，他躬耕于垅亩之间的时候，曾经与那些穷苦的同伴们相约：“苟富贵，无相忘。”但是，当他的起义刚有些成功，当了王的时候，就早已把这句话忘到了脑后。当年的一个穷哥们儿知道他发迹了，就来投奔。这个哥们儿穿着寒酸，土里土气，而且不懂规矩，仍然像当年那样直呼他的名字，还对大王的部下讲他起事之前的旧事。这实在有损大王的形象。陈胜十分恼火，一怒斩之。这就是权位对人性的伤害，当他“高贵”起来的时候，连过去不高贵的出身也不愿意承认了。
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发现这种现象，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性质却相同。原来好端端的同学、同事，因为地位高升了，其言谈举止就变得让人不舒服起来，摆起了官架子，打起了官腔，不会说人话了。不知不觉中，那个官位给他罩上了一副假面具，人性被这假面具遮蔽了。
有的人年纪轻轻，自己也是农民出身，但就因为当了几年不大的官，就忘却了农民的痛苦，压榨起农民来，甚至说农民中那些上访者都是无赖，设立上访制度是自毁长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也是自毁长城。这些人还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尚且有这样的认识，可见权力改变人性的力量。
那些贪官也并非从小就坏，实际上正相反，他们犯罪之前大多都有良好的表现。但随着地位的升高，却变得日益贪婪。虽然不能说权力一定会腐蚀人的本性，但人的确很容易受到它的腐蚀。设若陈胜没有当大王，仍然当他的老百姓，那么他就决不会变得这样凶残，也没有力量这样凶残。这也就是说，这种凶残来自于权力，在他称王以后，陈胜就已经不是陈胜了，而是大王了。而陈胜的那个“老同事”的悲剧就在这里，他没有意识到他面对的早已不是陈胜，而是“大王”。
财富对人本性的扰乱也是常见的。俗话说，为富不仁。虽然不能说凡是致富的人都如此，但富了便盛气凌人，或是为非作歹的人并不少见；或者越富就越吝啬，成为守财奴。这样的人就成了金钱的奴隶。有些人发财致富以后表现出了慈善之心，热心于公益事业，进行许多捐助活动。但是，多数人不过是装出一副慈善的面孔罢了，如果一开始他们就这么慈善，恐怕就发不了财了。
因出了名而本性大变的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歌星、影星耍大牌脾气，或者驾车横冲直撞，或者有伤风化。说到底，无非是因为名气大了，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把这价值兑换成金钱，而且要尽可能多兑换一些，故而耍脾气，或者献身于权贵富翁；因为自己有了名，就应该成为中心，他就应该有特权；或者太大的名气使他过腻味了，便生出许多荒唐的想法，因而有了荒唐的行为。当他是一个普通人，谁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的时候，他是断然做不出这等事来的。
一个人如果献身于权、钱和名，他就失去了身心的自由，做事做人就不免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如同人的本性中没有仁义一样，也没有权、钱和名，生命并不是为了权力、财富和名声而存在的。
在庄子看来，判断一个人是否高贵、富有和显耀的标准，不是看他外在的东西，如权力、财富、名声，而是看他内在的精神。高贵的不是人的地位，而是人性；富有的，不是财富，而是人的内心；显耀的，不是名声，而是人的品质。有的人虽然权高位重，但其人性早已丧失，怎么算得上高贵？有的人虽然日进斗金，可其内心世界却十分贫乏，如何能说是富有？有的人很出名，其心地却非常污浊，哪里算得上显耀？这些人大多很有钱，似乎都是富人，但在权力、财富和名声面前他们都是乞丐，因为他们是权力、财富和名声的乞讨者！
然而，世俗的判断却完全颠倒了这个顺序，他们惯于以人的身份、财富和名望来作出对人的判断。对那些身在高位的人、富有的人、名望大的人恭而敬之，百般逢迎，如同哈巴狗看见了它的主人；而对那些比他们地位低而穷的、不如他们的人就蔑而视之，百般刁难，如同恶狗遇见了乞丐。
最高贵的人是那些能够保持自己质朴本性的人，是一个洋溢着生命的美丽和生机的人。只有对富有天下的君主位子都不动心的人，才是最高贵的，因为他连全天下的人都羡慕的位子也不动心；只有连一个国家的财富都无动于衷的人，才是最富有的人，因为他的心灵是圆满的、自足的，所以他才无所求，天底下难道还有比这更富有的心灵吗？只有对名声不屑一顾的人才是最显耀的人，对于能够使人扬名于天下的名声都不在乎，怎么不是最显耀的人呢？
因此庄子才说：“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在宥》）意思是说，只有那些把自身看得比天下还要贵重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只有爱自身甚于爱天下的人，才能够把天下托付给他。因为，这样的人就是至贵之人，他们并不把据有天下看做什么重要的事情，不以占有天下而害身，所以他们也就不把天下看做自己的私有物品，不以自己的私心害天下，天下因而可以安宁。
我们也许难以达到这种境界，但给权力、财富和名誉的追求设定一个限度还是有可能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限度，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自己。不以权、钱和名来伤身害性，应该成为我们的自觉意识，这也就是说，要以蔑视权、钱和名的态度来追求权、钱和名，才有可能做到养生守性。
庄子辛辣地讽刺了把名利看得比人重要的人：“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舔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列御寇》）
正如鲁迅所说，世界上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有坐稳了奴隶的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因为还没有成为奴隶，所以对于自己的同类还比较谦虚；但是那些坐稳了奴隶位子的人就不同了，他由于得到了主子的奖赏，由于成了标准的奴隶，而感到光荣有加，于是就瞧不起他原来的同类了。《庄子》中的这位曹商虽然并没有成为标准的奴隶，还没有坐稳奴隶的位子，而只是从主人的餐桌下捡到了一些残渣，但已经得意的不行，已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以至于有些飘飘然，因而嘲笑起原来与他“同类”的庄子来了：处于穷困之中，靠编草鞋而生活，以至于瘦得皮包骨头，这样的事我曹商没有能力去做；但是，靠几句话来说服君主，使君主改变了注意，得到了君主的赏识，结果获得了一百辆车子，这却是我曹商所擅长做的。你看，这位奴隶是多么得意忘形！
然而，在庄子看来，曹商所得不仅不值一提，反而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他为了得到车子（财富），是不惜为国王舔痔疮的。当然，对于这种甘愿做奴隶的人来说，他不仅不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相反，是他的荣耀，是他求之不得的。
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君不见，那些曾经受人欺压的人，一旦坐稳了奴隶的位子，就反过来对他原来的同胞趾高气扬起来。有了一官半职的，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因而必须表现得高于普通人。于是，原来的同事不管曾经多么熟悉，在公开场合中他便装作根本不认识，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故意地躲避着熟人，生怕人家来求他办什么事情。别人在那个位子上的时候，他曾经愤愤不平；如今他在这个位子上的时候，却比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部下必须规规矩矩，不能表现出任何非奴隶的性质，否则就会遭遇严厉的“改造”。他要时刻表现出自己作为一个“领导”的尊严。但是，当他的上司到来的时候，他的所谓尊严便荡然无存了。为了讨好上司，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他的职责仿佛就是细心揣摩上司的心理，上司还没有说什么，他已经心领神会，已经把事情做完了。
有些人为巨大的利益所诱惑而出卖了自己的肉体。她诚然得到了当时认为重要的东西，可是，她却失去了一生最根本的东西，这就是人格。一个没有人格的人是不会被别人瞧得起的，她自己也难以瞧得起自己，无法再有以往的自信——如果她还有脸面的话。因此让我们记住，人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在富有的时候还是穷困的时候，都不能把财富与权力放在比人重要的位置上，否则我们会后悔的。
有博大的胸怀方有博大的人生
【原文】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①之大，两涘②渚③崖④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⑤，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⑥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⑦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⑧；曲士⑨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⑩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11}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12}；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13}，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14}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15}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16}，人处一焉。人卒九州{17}，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18}。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
（《秋水》）
【注释】
①泾流：即水流。②涘（sì）：河岸。③渚（zhǔ）：水中的小块陆地。④崖：较高的河岸。⑤旋其面目：改变了沾沾自喜的表情。⑥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瞧不起孔子的学问，轻视伯夷的气节。⑦虚：即墟，地方，处所，指青蛙所居住的地方。⑧笃于时：受时间限制。⑨曲士：见识短浅的人。⑩束于教：束缚于所受的教育。{11}大理：即大道。{12}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河流都流进大海，不知何时才能停止，但它永远不会被灌满；有许多出口在排泄着海水，不知道何时才会停止，但大海永远不会被排空。{13}方存乎见少：正觉得自己渺小得很呢。{14}礨（lěi）空：石头上的小孔。{15}稊（tí）米：很小的米粒。{16}号物之数谓之万：表示数量很多时称之为“万物”。{17}人卒九州：人众天下。{18}本句的意思是：伯夷辞掉君位以获取名声，孔子以谈论天下来显示自己的渊博。
【译文】
秋水按时而至，千万条河流的水涌进黄河里。河面宽阔，以至于两岸之间看不清牛马。河神于是沾沾自喜，以为这已经是天下水流的极致了。然后，他顺流东下，到了北海，往东看去，望不到水的边界。河伯这才改变了沾沾自喜的态度，望着无边的海洋向北海之神若慨叹道：“俗语说：‘听了无数的道理，以为没有比得上自己的。’说的就是我啊。而且我曾听说有瞧不起孔子的学问、轻视伯夷气节的人，开始我不相信。而今我看到你这样无边无际，如果不是来到你面前，我可就陷于偏见而不自知，必将为人所耻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