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已经有许多译介文化研究的论著，西方学者写的许多文化研究的概论也有中文译本。这里我们所期望做到的，是列举文化研究提出的问题、观点和方法，来表述我们自己的批评意见。希望读者从我们的描述与批判中，作出各自的选择和判断。因此通过本章的介绍，我们希望在方法、形式与内容上，都能给读者一个接近描述对象的机会，从中国的语境中，进入一个全球视野，思索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与中国课题。基于这样的考虑，本章主要讨论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它的学术建制和方法问题，它所体现的社会关怀和世俗关怀，它在西方的基本现状，以及最后，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和中国课题。本章的宗旨在于强调文化研究的批判特征，以及对话的必要。
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
如前所述，我们在此所指的”文化研究“，不是泛指一般对文化现象作分析和研究，如比较文化研究，以及近年盛行的各种跨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饮食文化、企业文化研究等等，我们这里特指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伯明翰流派，它在20世纪末的英美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兴的学术领域，开始享有重要的地位，由此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受到关注。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文化研究的论述在不断增多。但由于它所具有的方法和学科的不确定性，迄今仍难以界定文化研究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抑或是一个领域。
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体现在学科界定和学术方法两个方面，这是它与一般传统学科和多数新学科的主要区别。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如文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均强调学科研究对象、范畴、研究方法的严谨和确定性。较新的边缘学科，如文化人类学、人力资源学、经济地理学等，也力图确立本学科的研究领域与理论框架。文化研究则从一开始就强调其学科疆域和方法的不确定性，并以此为其学术探索的一个前提。如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研究不是一个事物，从来就不是。“澳大利亚学者托尼·本内特则指出，”文化研究是一个方便的称谓，指的是一组相当宽泛的不同理论与政治的立场。“②从这两位文化研究的主要人物的话里，可以了解到他们对该学科界定的不确定性立场。但他们的立场并不代表随意性。霍尔就反复重申文化研究是一个严肃的工作，而其严肃性经常是体现在文化研究的”政治“方面。他并借用福柯的理论，称文化研究从福柯的角度而言是一种话语构成，它有多重话语，有多种不同的历史。总之，它始终是一组不稳定的话语构成。不过霍尔同样也借用过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的说法，强调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的世俗性。本内特也强调说，”不论其立场如何不同，文化研究者们都致力于审视文化与权力之间的互动与关联。“③从霍尔和本内特的观点中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点：文化研究在英国的初创者看来，是不稳定的、多样的理论立场的组合。文化研究是跟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福柯的话语-权力的观点有密切关联。
文化研究具有世俗和政治的关怀，这跟其理论立场的多样性并不矛盾。文化研究把本学科或领域视为”话语构成“（discursiveformation），并开宗明义强调其政治性和后结构主义基本原则，这就使之在学科与方法界定上与其他学科分别开来。一般学科在认识论上均蕴含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预设，即学术是对既定研究对象的理性和经验的分析、演绎和归纳推理，从而发现真理，衍生知识，以供实践应用或抽象思辨。这种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原则，是现代社会的学术研究和知识体系的认识论基础。发现真理、认识真理，是学术与知识的目标。而文化研究则从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质疑、挑战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强调知识和理性所具有的话语构成性，认识主体的历史性和主体间性。所谓的话语构成，指的是学术和知识体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释和解决问题时所凭借的思维、推理、表述方式或范式、模式。
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而且是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社会关系的复杂互动的结果。学术和知识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是社会构成、历史构成。学术和知识因此总是真理与谬误并存，洞见与偏见互映。
在理论基础上强调不确定性，在方法论方面，文化研究也是不确定和开放的，明显具有后结构主义的怀疑和自我反思的特征。文化研究并不排斥现有的学术方法，也不拘泥局限于某一种方法，如实证的、量化的社会学方法，或解释的、文本细读的人文方法。它对各种社会与人文学科的方法采取的是开放、采纳，同时予以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往往把各种社会与人文的方法综合起来，从事某一课题的研究。霍尔称，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个文化研究的滥觞之地，学者们力图使人们”理解当代所发生的事件，提供思考的途径，幸存的策略，以及抵抗的资源“。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有其特定目的，与其产生的语境密切关联。
霍尔所谓的”抵抗“、”幸存“等，蕴含了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跟主流即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立场。很显然，这是一种左翼立场，它跟英国传统的工人运动、左翼知识分子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可割裂的历史渊源。不过必须指出，文化研究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从英国的初创者开始，就对所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alMarxism）以及前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orthodox Marxism）采取若即若离、怀疑批判的立场，尤其是针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观念、历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观念，以及所谓”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lyexistingsocialism）即前苏联东欧的实践，英国左翼知识界的看法跟法、德等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基本一致，认为必须全面地重新思考。文化研究发展到今天，在英语国家主要是美国学术界形成了相当规模，在方法论上也愈益趋于复杂，福柯式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更加突出。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与左翼立场始终是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或”主旋律“。在这个主旋律之下，文化研究对于西方五花八门的各种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学术流派和方法采纳了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态度，但同时不忘对不同学术方式与流派展开批判。这种批判往往非常犀利，毫不留情，包括自我批判。所以文化研究的开放性是一种批判的开放性。
由上可见，文化研究强调其学术领域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是旨在质疑、批判现代社会与人文学科的基本理论预设和方法，它展现了左翼后结构LawrenceGrossberg，Gary Nelson etaleds．，Cultural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2，p．2．主义的批判、怀疑立场。英国文化研究从其初创之日，就与左翼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密切关联，而使其学术立场与倾向显露出鲜明的社会与政治关怀，即“世俗”关怀来。在学术方法上，它主张跨学科、多学科兼容并包，同时坚持鲜明的左翼批判立场。必须指出，相对于以量化经验研究为主导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文化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显然更加贴近以文本解读和阐释为主导的人文学科。在英美和其他国家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多半集中在文史哲等人文学科。
文化研究的学术建制
如前所述，文化研究作为新兴学科的诞生地是英国。从学术建制来讲，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标志着文化研究的诞生。创立者首任主任霍加特是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他跟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威廉斯一道，开创了英国人文学术界以工人阶级和下层人民的文化为研究主体的先河。作为英国人文学科的学者，霍加特和威廉斯所受到的学术和思想的熏陶，来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英国很深的人文主义传统，即F·R·利维斯为代表的“伟大传统“观念。这一人文思潮强调的是西方从古典到近代的经典，以此作为文化的基石。这显然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观念。霍加特和威廉斯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在战后英国工人阶级要求改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轰轰烈烈的”新左翼“社会运动的大氛围中成为学者。他们一方面赞同利维斯的看法，认为经典作品千锤百炼，是文化的代表。但是他们另一方面，认为利维斯的贵族精英立场抹杀了文化作为广大群众尤其是下层人民生活方式的意义。所以这两位伯明翰学派的创始人，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普通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这里面当然具有很强的左翼色彩。
其实文化研究的初创者和当前的实践者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现代学术分工和知识的领域和方法。学科的划分与确立，对此提出了许多挑战、质疑和批判。我们在描述文化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历史构成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采纳了文化研究的挑战、质疑、批判的基本方法，列举与文化研究有关的各种主要问题并加以阐发。我们描述和阐发文化研究这一领域的现状、方法和历史时，所关注的是描述对象的语境，以及相关或相反的立场、观点，及其引发的各种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与可能性。换言之，我们不坚持认为我们对描述对象--文化研究--在作纯客观的、权威性的综合评价，而是充分认识到我们的描述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和我们对问题的取舍、描述与阐发的角度、观点和立场。因此，我们并不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来自西方的、已经成型或正在逐渐成型的学科来加以引进和介绍，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兴思想倾向和学术潮流，来与之进行对话。
文化研究的创始人认为文化研究是话语构成，实际上是在说学术与知识全部都是话语构成。所以不奇怪，文化研究对现代学术的理性主义的确定原则是持怀疑态度的，而更为重视学科的知识结构、机制与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的互相联系，即霍尔所述的”世俗性“和”政治方面“。世俗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因素对学术和知识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即使是现代学术和知识多半以把握、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为己任，以对事物的定性、定量、定位的确定性研究为宗旨，但学术本身，却无法摆脱不确定因素的根本影响。这是文化研究对学术和知识作为话语构成的基本看法。当然，学术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有对自身局限性的自省和自我批判，但是像文化研究（当然也包括后结构主义理论）这样，公然把不确定性放在其学术宗旨的核心，却是绝无仅有的。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始者们多具有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的背景。在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则主要集中在文学、人类学等领域，也有在新闻传播领域从事传媒研究的，但他们跟从事以社会学量化经验研究模式为主的传播学，则泾渭分明。在现代学术的强大机构建制之内，文化研究学者力图另辟蹊径，对学术机构建制有所创新。但毕竟学术建制的庞然大物过于强势，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以及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持的鲜明批判立场，最终也必然要纳入现代学术建制的现有体系内。
反顾文化研究学术建制走过的路程，我们看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高峰时代发展成为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但2002年学校主管决定关闭这个系。在一片抗议声中，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始地和核心终于失去了最重要的学术建制。在美国这个最为崇尚创新和标新立异的国家，至今尚未有一所名牌大学设置文化研究系。美国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在大学任教一般都在现存的系科专业担任教职，不少大学设立了文化研究中心，但以项目性的研究机构为多，不能授予本科学位，基本上不是正式的招收本科和研究生的系科建制。文化研究的研究生，也基本上挂靠在现有专业如文学、电影和传媒等之下。另一方面，2002年在芬兰建立了国际文化研究学会，跟十一个国家地区文化研究学会和二十六个文化研究中心建立了联系。十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研究学会多半在欧美国家，此外有日本、中国台湾和土耳其三个非欧美国家和地区。二十六个研究中心包括中国上海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三所地区性中心。中国香港的香港中文大学有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岭南大学有文化研究系。美国的多所大学有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系，如明尼苏达大学。许多美国大学开设文化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专业。总之，文化研究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受到了广泛关注，但要成为学术建制中的重要的学科，看来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文化研究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