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乎台词，场面描写也十分舞台化，这一切，与同是表现监狱情境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区别很大。《绞刑架下的报告》因质朴而显真实，也更震撼人心；《红岩》却因其表现的戏剧化，有所削弱读者的审美感受，时时提醒人们这是小说，是作者的创作。为了更准确地判断《红岩》，我将它的雏形《在烈火中永生》也重新读了一遍。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纪实的成分多于艺术的加工，可它动人的力量丝毫不输于《绞刑架下的报告》。我想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对《红岩》的艺术表现作些探讨。
《红岩》主要写的是1949年10月前后，一批革命者在狱中对敌斗争的故事。客观地说，这本身就是非常尖锐激烈的题材。许云峰、江姐等被囚禁魔窟，遭受酷刑，因战争形势的鼓舞越来越坚定；其对立面则在灭亡的命运步步逼近时，越来越疯狂。问题是：矛盾的集中尖锐必须与细节的真实密切结合，才能塑造出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细节关系到文学魅力的生命。《红岩》却因其某些细节描写失真，而使读者感到生硬。比如，成岗和许云峰由于甫志高的出卖相继被捕。徐鹏飞以为抓到了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亲自审问许云峰，想从他身上挖出秘密，威逼利诱毫无结果，又将被打得遍体鳞伤、昏迷不醒的成岗拖出来，企图利用他们两人的血肉之情来瓦解其斗志。当躺在许云峰臂弯里的成岗刚刚苏醒过来，敌人以释放为诱饵让他写自白书的时（一）
候，老许一句“共产党人从来不怕讲明自己的观点”，使“他精神一振，竟忘却了周身的创痛，滴着鲜血，拖着脚上的铁镣，一步步迎着敌人的逼视，走向准备好纸笔的桌前”。写下了“我的‘自白书’”几个墨迹饱满的字，“再也无法抑制那烈火一样的感情，他率性扔开了笔，冲着敌人高声朗诵起来：‘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的很多同龄人都会背这首诗，我还曾经在《革命烈士诗抄》中读到过它，《红岩》作者将之移到了成岗的名下，也无可非议。遗憾的是，作者对成岗写诗过程的描写，却明显细节失真。《在烈火中永生》写到一个叫陈然的烈士，被捕前负责《挺进报》的刻写印刷，显然他是《红岩》中成岗的原型。书中写道：“敌人使出种种手段，什么也没得到，最后让陈然写自白书，陈然提起笔，不假思索，一气写出了心里想了许多遍的话：‘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两相比较，《在烈火中永生》的描写要朴实、简单得多，却比《红岩》中的描写显得可信。《红岩》也许是为了表现成岗的大义凛然和坚贞不屈，也许是为了表现他的满腔豪情和出众的才情，让他刚刚苏醒就不顾周身的创痛、鲜血淋漓，面对刽子手即兴朗诵“我的自白书”。这叫“弄巧成拙”。根据生活经验，除非宿构于心，天才以外的常人是无法达到这种出口成章且文采焕烂的境界的。才华出众如曹植者，在已经坐上最高宝座的曹丕的逼迫下，七步吟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令历代的读者感叹、激赏不已。但曹植所以能七步成诗，恐怕才思敏捷还不是主要原因，父死、兄长登基后，充满着猜忌的朝廷弥漫骨肉相残的血腥，才是这首诗的生活基础。换言之，才高如曹植者，写出好诗，也要有真切、深厚的感情积累，且总共四短句，二十个字。故让成岗在被捕后第一次受审，遭受酷刑昏迷后，刚醒过来便能不假思索地高声吟诵且篇幅不短，这就不能不让人觉得牵强。
《红岩》写为龙光华举行追悼会和狱中新春联欢会的情节，《在烈火中永生》也有描写。只是，《在烈火中永生》以寥寥数语交代了事件过程中的若干枝节，比如，在争取为龙光章（龙光华的原型）举行追悼会的时间里，“难友们放风时在墙角边扯回野草准备扎花圈”；在“望窗外已是新春”的章节中，写狱中的新春联欢会，难友们是通过秘密通道交换礼品，利用开早饭的时间贴对联，在放风时扭秧歌等，这些描写虽然简略、粗糙，却能让人感受到狱中斗争的艰难困苦。《红岩》为了表现同志们对牺牲者的悲情，设计追悼会是在全体难友绝食四天以后召开。四天之中，同志们粒米未进，也没有走出牢房放风，却在当局接受了开追悼会的条件之后，每间牢房都抬出了扎好的花圈，都贴出了自制的挽联，男同志臂佩黑纱，女同志头戴白花，这就让人觉得突然：纵然有的是时间准备，可扎花圈、写挽联的材料从何而来呢？新春联欢会上，为了表现那些因理想而甘愿将牢底坐穿的人们的心情，作者将各牢房的歌曲大联唱、喜贴对联和节目汇演依次写来，写得极有气势，歌舞表演中有扭秧歌的，有翻空心跟头、叠罗汉的，女牢还把“闪着大红大绿的丝光的绣花被面临时变成了舞衣……”读者不禁要问：长期被囚禁的人们，哪里有条件排练精彩的节目？怎么会有翻空心跟头和叠罗汉的力气呢？除非他们原先就有武功技能的深厚功底！难道女监里的难友盖的都是“闪着大红大绿的丝光的绣花被面”的被褥吗？这只能是作者为了表现联欢会的热闹场面凭空想象出来的！文学创作当然允许虚构，但虚构不能违背事物的常理，毕竟《红岩》尚属写实路子的。
《红岩》前八章，写共和国前夜重庆的国共斗争形势。中共地下党筹建新的联络点及其被国民党特工发现、甫志高叛变、许云峰等人被捕的经过，既有人物的刻画，也有事情的来龙去脉，虽然字里行间免不了人物刻画的脸谱化，但总体交代还是清晰的，也切合读者的阅读心理。从第九章起，自许云峰、江雪琴等陆续被捕，小说转入写集中营里的激烈斗争，在尖锐复杂的交锋中刻画人物。从艺术表现来看，此后的章节更像是一场场戏剧：场景分明，人物语言如同舞台对白，与日常经验越来越有距离。
（二）
许云峰是作品着力刻画的英雄。在狱中，他与军统特务头子徐鹏飞有过三次正面交锋，每次都有相当于后来的样板戏《红灯记》“李玉和斗鸠山”那样的戏剧效果。第一次是刚被捕时，敌方以为抓住了地下党的市委负责人、工运书记，只要他开口，一举破获重庆地下党便易如反掌了。于是，第九章中，有了许云峰与徐鹏飞交锋的第一回合。我想将小说对徐鹏飞在此情境中由色厉内荏到黔驴技穷，和许云峰沉稳、机智地挫败阴谋的一些文字摘录于下，以显示小说描写的戏剧化的特征。
在审问一无所获的情况下，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成岗被拖了出来，书中写道：
徐鹏飞斜靠着转椅，侧对着审讯台，沉默着，一言不发……
一个步履从容的人，出现在侦讯室里，正直的目光，沉毅地扫过全室。
徐鹏飞侧坐在转椅上，一动也不动，只斜眼望了望来人的镇定神情：高高的前额上，深刻着几道皱纹，象征着性格的顽强。清癯的脸膛上，除了一副旁若无人的、钢铁似的眼神而外，看不出丝毫动静。厚厚的嘴唇微闭着，阔大的嘴角上，带着一丝冷淡的嘲笑。
…………
徐鹏飞猛然截住，手臂朝对面一指，随着徐鹏飞激怒的声音，强烈的灯光，立刻直射到许云峰的脸上。
徐鹏飞霍然站起，在强光中走向前去。
对面墙壁上一道沉重的铁门，吱吱地向两边敞开，更强烈的灯光，从铁门外面的刑讯室猛射出来。浓烈的血腥味，一阵阵弥漫过来，扑进许云峰的鼻孔。
“请看吧！”徐鹏飞狞笑着，用力掀动打火机，大口大口地吸燃香烟。
敞开的刑讯室里寂静无声，寒光四射，冷气袭人。
冰冷的水泥磨石地面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脚上还钉着一副沉重的铁镣。鲜红的血水，正从那一动也不动的肉体上往水泥地面滴落。
…………
许云峰扑上前去，从血泊中，把血肉模糊的成岗紧紧抱在怀里。他轻轻扶起成岗低垂的头，凝视着那失去知觉的面孔，拨开那绺盖住眼睛的头发，擦掉苍白面颊上的鲜血。一阵心如刀割的绞痛，顿时使许云峰热泪盈眶……
“太残酷了吧？看着自己人身受毒刑，你能无动于衷？”
…………
听到这里，许云峰脸上的激怒之情，渐渐转为轻蔑的冷笑。徐鹏飞愣了一下，突然把手上的烟一丢：
“你笑什么？你，你怎么不讲话？”
“我笑你们……”许云峰紧紧抱住昏厥中的成岗，说道：“本来，我们共产主义者和你们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要千百万人的牺牲去换取的！为了胜利而承担这种牺牲，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骄傲和愉快！”
“啊？”徐鹏飞不由得后退一步。
“你们的阶级本能，注定了你们的低能，你们根本无法理解共产主义者的伟大情操！”
徐鹏飞突然沉默下来，不知如何应付了。
许云峰一点也不犹豫，傲然地宣布道：“告诉你们，你们从坚贞不屈的成岗身上，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除了看见你们无法理解的东西以外，什么也得不到！我领导了成岗这样坚强的战友，是我们党的光荣，值得我为之骄傲。”
不需要再抄录了。只要对这段文字中关于许云峰的肖像、语言的描写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戏剧色彩有多浓厚。几乎不需要将它改编成剧本，演员就能凭借着现成的描写，将它搬上舞台。因为小说中不仅对用什么样的表情和口气说话有详尽的说明，就连舞台布景、灯光照明，甚至聚焦点的移动，都作了细致的交代。至于许云峰说的几段话，可谓字字斩钉截铁、句句铿锵有力，极富话剧台词的色彩，且书面语味道浓厚，与日常口语很有差距。
正面交锋的第二个回合是在第十章徐鹏飞为许云峰设的“鸿门宴”上。躲在幕后的伪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出场了。许、毛之间有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不，应该是互不相让的心理战。可是，当我重读到许云峰和毛人凤的下列对话时，没有体会到一种机锋犀利、酣畅淋漓的愉悦，却感觉到生硬、空洞。作者先对毛人凤的外形做了简要的勾勒，重点突出了他矮胖的身材和靠垫厚鞋跟及挺胸直背来装扮仪容的做作。然后再让他说话：
“共产党我见过很多。”毛人凤站着不动，挺胸透出一种凌厉的语气，“论地位，张国焘不算低吧？论才学，叶青挺不错吧？谁像你这样，有些事情未免太欠考虑！”
毛人凤双手一背，像挑战的公鸡，显示出他的无限骄横与权力。
许云峰转头俯视着对方，不动声色地瞧了他一阵：“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死我活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关系。”
“开口阶级斗争，闭口武装暴动！”毛人凤突然逼上前去，粗短的手臂全力挥动着，“你们那一套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早已陈腐不堪。马克思死了多少年了？列宁死了多少年了？……”
“可是斯大林还活着。”许云峰突然打断毛人凤的话，“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事业，在全毛人凤再把身体一挺，头昂得更高。“根据共产党的规定，从被捕那天起，你已经脱党了。你现在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也不需要你去维护它的利益！你和我们的关系，不是两个政党之间的关系，而是你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个人服从政府，丝毫也不违反你们崇拜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世界建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听到他的名字，都浑身发抖！”
“许先生，你说得真好。”毛人凤粗短的脖子晃了晃，意味深长地问道，“可是现在，我问你，除了马、恩、列、斯，你们还有谁呀？”
“毛泽东！”许云峰举起手来，指着突然后退一步的毛人凤大声说道，“正是毛泽东，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更加光辉灿烂，光照全球！马列主义永远不会过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向无敌，必然消灭一切反动派，包括你们这群美帝国主义豢养的特务！”
“你说什么？”毛人凤两眼射出凶光。
“我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消灭全世界一切反动派！”许云峰毫不退让，回击敌人的挑战。
说实话，当年初读小说时并没有觉得上述描写有什么不合适。现在想来，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当时时代及视听媒体流行的话语风格。《红岩》初版于1961年，后又经过修改，其创作的语境离我初次阅读年代的公共语境非常接近。现在重读许云峰，就强烈地感觉到作者不是在写特定环境、特定情景下的人物，不是为了刻画性格、展示人物的心灵，而是将某种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观点生硬地强加在人物的身上。当读者走出了那个以政治口号为流行话语的年代以后，就会对作品中的上述描写即使不公开表示质疑也会产生腹诽。不妨对比《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相关内容。《绞刑架下的报告》也写对被捕的反法西斯战士的审问，被审问者没有豪言壮语，而是尽可能地利用在审讯室相遇的机会向同志传达信息，用无声的眼神给战友以暗示和鼓励，用沉默表示对敌人的蔑视和愤怒。比如约瑟夫、玛丽亚夫妇被捕时简短的对话：“彼比，现在要怎样？”“我们去死，玛丽亚。”当妻子知道事情的必然结局后，反而镇静下来了，不失幽默地嘲讽道：“这样漂亮的小伙子，原来是这样的野兽。”声音不高，却有力；言语不多，却表现出他们早就做好了为理想而献身的准备，非常传神。
许云峰与徐鹏飞正面交锋的第三个回合是在地牢。许云峰被从渣滓洞转到白公馆关进地窖将近一年，身体极度衰弱，两眼仍炯炯有神。解放军进入四川，重庆危在旦夕，敌方决定秘密处决集中营里的所有政治犯，徐鹏飞决定首先从许云峰和成岗下手。徐鹏飞来到地牢，随后，满怀胜利喜悦的囚徒和抑制不住恐慌的刽子手之间有了下面的对话：
“山城将在黎明前消失，许先生听了这个消息，恐怕很难高兴吧？”
“我丝毫不担心。”许云峰应声说着，根本没有注意到对方的狞视。他仿佛满怀着兴奋和愉快之情，朗声说道，“我确信，在黎明前消失的不是山城，而是见不得阳光的鬼魅！罪恶的血手将最后被人民缚住！雨过天晴，山城必将完整地归还人民。”
“还有一点小消息，我也不想隐瞒。”徐鹏飞再次露出奸笑，端详着许云峰满怀信心的脸，“共产党的胜利就在眼前，可是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我不知道此时此地，许先生到了末日，又是何心情？”许云峰无动于衷地笑了笑。“这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受尽旧社会的折磨、迫害，终于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使反动派害怕的人，回忆走过的路，我感到自豪。我已看见了无产阶级在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满足。风卷残云般的革命浪潮，证明我个人的理想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完全相同，我感到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那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
听到这意外的问话，徐鹏飞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也许你可以逃跑，可是你们无法逃脱历史的惩罚。”许云峰的声音，揭开了对方空虚绝望的许云峰慢慢站了起来，缓步走到徐鹏飞面前，直视对方，再次微微露笑。“你此刻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灵魂，“你不敢承认，可是不得不承认：你们的阶级，你们的统治，你们的力量，已经被历史的车轮摧毁，永劫不复了！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改变不了你们的命运；潜伏，破坏，上山当土匪，难道能挽救你们的毁灭？你自己心里也不相信这些！你们看看人民的力量，看看人民的胜利，你敢说不害怕？不发抖？不感到空虚与绝望？你们的前途，只有一片漆黑！”
许云峰不屑再讲下去。死亡，对于一个革命者，是多么无用的威胁。他神色自若地蹒跚地移动脚步，拖着锈蚀的铁镣，不再回顾站立两旁的特务，径自跨向石阶，向敞开的地窖铁门走去。他站在高高的石阶上，忽然回过头来，面对跟随在后的特务匪徒，朗声命令道：
“走！前面带路。”
在这场交锋中，徐鹏飞的寥寥数语，将其空虚绝望、阴险歹毒的心理暴露无遗；而许云峰的回应，在平静的声调下，蕴藏着雷霆万钧般的力量。然而，这里也有着戏剧化的痕迹：正反两个角色的语言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台词色彩，尤其是许云峰的话，一连串的排比句喷泻而出，简直是美文，是诗！最后，读道：“他站在高高的石阶上，忽然回过头来……朗声命令道：‘走！前面带路。’”时，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舞台上英雄亮相的画面。不是说，小说人物的语言不需要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也不是说，小说人物的语言不能美；更不是说，小说不能描写英雄的光辉。但小说毕竟是不同于剧本的另一种文学样式。剧本是供演员表演的脚本，人物语言过于日常口语化，既不利于演员表演，也影响观众的欣赏效果。小说则是供阅读的，读者有充足的时间对作品情节、细节，甚至人物的每个动作、每句话细细地品味、揣摩，以自己的日常经验为标尺来衡量它的真实性。虽然这种品味、揣摩、衡量，往往是潜意识的，表现为一种阅读的直觉，但它确实存在。《红岩》的场景描写，委实给人留下了过于戏剧化的凿痕。
（三）
《红岩》中表现了集中营内的英雄群体，许云峰、江姐是这个群体中最夺目的形象。入狱前他们在党内担任的领导职务、他们的坚毅品格、丰富经验，以及在狱中的英勇表现，使他们成了难友们心中的榜样。这原本无可非议。问题是，小说在有他们出场的任何场合，皆取众星捧月似的方式，这就很容易让读者想起后来江青在“文革”期间所钦定的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原则。
许云峰是在被打得遍体鳞伤、昏迷不醒的情况下，被抬进渣滓洞的。他被单独囚禁在楼八室，不准任何人靠近。难友急切地想知道他是谁？他伤得怎么样了？几天后，人们听到了从楼八室传来“当啷，当啷”的响声。作品接着写道：
清晨里惯常的宁静消失了。虽然室内悄然无声，可是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激情。谁也想象不到，隔壁新来的战友，竟有这样超人的顽强意志，被担架抬进牢房时，已经奄奄一息，才过了短短的几天，谁能想到他竟挺身站起，哪怕拖着满身刑具，哪怕即将来临的更残酷的摧残，哪怕那沉重的铁镣钢锯似的磨锯着皮开肉绽沾满浓血的踝骨。那充溢着胜利信心的脚步，正是对敌人的极度轻蔑，迎着初升的红日，从容不迫地在魔窟中顽强地散步。他用硬朗的脚步声，铁镣碰响的当啷声，向每间牢房致意，慰藉着战友的关切，并且用钢铁的音节磨砺着他自己的、每一个人的顽强的斗争的意志。
当铁镣敲击楼板的声音惊动了看守，并招来干涉的时候，靠近牢门的人们，听到在铁链叮当声中，出现了轻轻的歌声。渐渐地，歌声变得昂扬激越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歌声，像一阵响亮的战鼓，急迫禁锢世界的层层密云；歌声，像一片冲锋的号角，唤起人们战斗的激情。这声音啊！像远征归来的壮士，用胜利的微笑，朗声欢呼战友亲切的姓名，更像坚贞的人民之子，在敌人的绞刑架下，宣扬真理必然战胜！
高昂的歌声，战鼓，号角，像春雷一样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人们应声唱着。
“奴隶们，起来，起来……”更多的人放开喉咙唱了起来，楼上楼下汇成一片，四面八方，响起了雄壮庄严的歌声。
突然，“当啷”一声，楼上一个牢房传来金属碰响铁门的声音，使猩猩猛然一惊。紧接着，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了：
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许云峰初次出现在渣滓洞，难友们便陷入焦急的猜测、深情的关切，这是为许云峰的登场营造“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心理情境，当他用散步时铁镣发出的声响来证明自己生命力的顽强，当他用歌声来回答难友们的关切的时候，他超群出众的气质就凸显了。小说是从难友们的视角来写许云峰的卓绝，字里行间漫溢着的却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抒情，乃至煽情。虽然笔者在此用这个词未必是贬义，但从阅读感受来说，难免给人激情有余，底蕴不足之感。
在龙光章为了保卫水源遭到毒打，难友们齐声抗议虐待，而敌方架起机关枪的时候，又是许云峰站了出来。书中写道：
“住口！停止你们这一切罪恶的活动！”
猩猩慌忙一退，他不知道是谁，敢于蔑视他威权，用这种命令的语气挑战。定睛看时，他不由得周身猛烈一颤。楼八室的牢房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影。“许云峰？”他张皇失措地朝后便退，禁不住怪叫出声，“你、你、你要干什么？”
这时，神色自若的许云峰，已经崛立在牢房门边，无所畏惧地逼视着连连后退的特务。无数的目光立刻支持他的行动。
这是通过描写敌方在许云峰出现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表现这个人物的领袖气质和超人意志，难友的反抗则是为许云峰的出场做铺垫。这很自然地叫人联想到样板戏“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三突出”理论是江青在“文革”期间，将京剧革命的成果攫为己有，大力推行“样板戏”的时候提出来的。《红岩》出版于20世纪的60年代初，比这一理论的提出早了六七年。这能否说，当代文学史上那种人物造型的公式化、模式化，进而将主要正面人物神化的现象，在“三突出”原则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创作实践中了？或者说，“文革”期间席卷文坛的极左思潮由来已久，并非仅仅是某几个人就能兴风作浪？于是，另一问题又摆在研究者的面前：笼罩文坛数十年的这股思潮，究竟从什么时候产生？培育和孳生它的土壤和气候又是什么呢？
《红岩》写的渣滓洞新春大联欢最能体现“三突出”原则。个别情景的描写，让人仿佛看到了曾经荒谬的年代领袖接见红卫兵的热烈场面。
新年大联欢开始了。各牢房的新春大联唱和交换礼品之后，第三个节目是贴春联，然后难友涌出牢房，到放风时的地坝中表演节目。此时小说又一次将主要英雄人物推到了聚光灯下：
余新江一出牢房，就满怀热情地望着楼八室。他没有跑过去找老许，因为老大哥叮咛过他，在胜利形势下，要谨慎小心，不要让敌人发现自己的活动。他只见黑压压的人群，不断地朝老许那儿涌去。每间牢房出来的人，都以热情而关切的目光，投向许云峰同志。许云峰早就站到门外，脸上闪着明朗的光彩。
“老许！”远处传来楼下的战友的呼唤。
“你好啊！老许。”又一个清脆的声音，从女牢飞了过来。
“老许，老许，你好！”
阵阵声浪，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像电流一样，激动着每个人敬仰的心。
楼八室的门口，人潮拥来拥去，个个笑逐颜开。老许从人丛中，挤到楼上的栏杆边，脚上的铁镣，当啷当啷作响。
“同志们，新年好！”迎着朝阳的耀眼金光，许云峰扶着楼栏杆，向大家招手致意。
“啊，新年好！老许……”
“许云峰同志，我们给你拜年！”
又是一阵人声鼎沸的热潮。老许把双手拱在胸前，又把抱拳的手，高高举起，频频摇动着。
以许云峰被捕前地下党市委领导人的身份，以他在狱中饱受折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表现，赢得难友们的敬重是理所当然的；由于他长期被单独关押，人们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向他致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那种险恶的环境，战友间的尊重、信赖、敬仰之情应该如地表下的岩浆奔涌在心底：炽热、深沉，却不一定张扬地外露。唯其如此，才能动人。上面那段描写，则旨在突出主要英雄形象，将难友们的表达感情方式夸张到了不恰当的程度。那众星捧月似的簇拥，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太像激情澎湃的群众接受领袖检阅时的狂热冲动了；那站在高处招手的姿势，也与领导人在城楼向群众致意的方式极其相似。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大概心目中的革命先烈，尤其是像许云峰这样的英雄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是一个将日常生活抹上戏剧油彩的时代。作者生活于斯，其想象力也带上了夸张的戏剧成分。
江姐无疑也是《红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作品中有她出现的场合，聚光灯同样随之转动。当她身受重刑的时候，全体难友都为她担忧、牵挂；在新春大联欢的时刻，她怀抱着“监狱之花”出现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欢呼，像迎接胜利者的凯旋，用书中的话说是“地坝里，立刻变成了狂欢的海洋”；当狱外传来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女牢的难友激动地绣了一面五星红旗，而她这时想得更多也更远，同志们希望由她来展开叠得整整齐齐的象征着黎明和解放的旗帜，她在“一阵热情、严肃而又诚恳的”请求声中，“双手接过红旗，迎风一抖，五颗晶亮的金星，立刻随着红旗飞舞”。她“高高地亮开红旗，无畏的声音里充满着幸福的感情：‘让五星红旗插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也插进我们这座牢房。’”《红岩》塑造的江姐及其生活中的原型江竹筠烈士，值得崇敬。但作品在艺术技法上，显然存在着在突出中再突出的痕迹，对照《青春之歌》对林红的白描和《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对人像群雕的简洁勾勒，如此浓墨重彩地装饰凸显主要英雄人物，其实不一定讨好。
（四）
重读《红岩》，还有一个感觉比较深刻，那就是作品所坚持的政治观念可谓泾渭分明：大凡工人阶级出身的人革命性最强、斗争性最彻底，知识分子和其他家庭出身的人，则必须要经历血与火的考验，才能成长为真正的战士。小说中所有坚定的革命者不是工人出身，就是军人身份。许云峰由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地下党重庆市的工运书记，江姐由童工成长为党的杰出干部，成岗的身份虽是兵工厂分厂的厂长，但只是以此为掩护，实际上他是地下党机关刊物《挺进报》的执行主编，白公馆监狱党组织的特支书记齐晓轩是从息峰集中营转押过来的，是个经历过战争考验和长期关押的革命者。此外，新四军战士龙光章、游击队老战士丁长发、工人出身的年轻党员余新江在狱中的对敌斗争中，个个机智勇敢、坚毅顽强；而小说中另一个着墨颇多的人物刘思扬，虽然也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却被写成了一个成长中的人物。作者写他不成熟、好冲动、轻信，且受不了委屈，而这一切的根源竟然仅仅是因为他出身于富有的家庭，自己又是知识分子！与此相应的是，无论关在渣滓洞还是白公馆的难友，只要与知识分子沾点边，无论他被关捕时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抑或是因参加学运被捕的还是被误抓的，都得在斗争过程中克服幼稚、轻信、爱冲动和受不了委屈或情感偏狭的毛病，前者如渣滓洞的景一清、小宁，后者如白公馆的胡浩。胡浩在集体越狱前因眼睛高度近视没有得到一把狱外送进来的匕首，委屈得不得了，其实是作者借以表现所谓知识分子固有的毛病。就连成岗的妹妹成瑶，虽说全家都是革命者，或者说出身于革命家庭，因为是重庆大学的学生，也时常表现出好冲动、激进的毛病。成岗初次和江姐见面，谈到妹妹时，就说她是“任性得很，小资产阶级习气总是改不掉”！江姐则开导他说：“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和旧社会的影响，不是短时所能清除的。我们能说自己已经完全无产阶级化了吗？只要好好引导，年轻的一代会在斗争的烈火中逐渐成长的。”
这让人不明白，为什么人一旦上了学，就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而“小资产阶级”或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人的革命意志再坚定，在作者的笔下却总也免不了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无论以前还是现在，《红岩》中的刘思扬都是一个我所欣赏的形象，虽然作者给他的一些思想、情感和行为加上了这样那样的标签，但正因为有了这些内心活动和所谓不成熟的政治表现的存在，这个人物才真实可信、有艺术魅力。
刘思扬是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被捕的。他在初次受审时，便和徐鹏飞有过一场关于出身和信仰的辩论，然后又经历了假枪毙的考验，他对信念的坚守，他的意志的坚定，应该在这些情节中已被印证。然而，为了表现知识分子即使投身于革命，与工人出身的革命者还是有差别的，小说便写了他在狱中种种思想和感情轨迹，以显示向工农出身的同志学习的重要性和经受更严峻考验的必要性。刘思扬刚被关进渣滓洞，作者就一再写他用“迟钝、呆涩的目光”，“茫然地”扫视高墙内外的环境，写他过分的拘谨，宁愿缓缓地从旁观察、了解，而不肯贸然和那些他还不了解的人接近。“这就使他虽然生活在众多的战友中间，却有一点陌生与寂寞之感。他自己一时也不明白，这种感受从何而来，是环境变了，必须采取的慎重的态度，还是那知识分子孤僻的思想在作怪？”当他作为难友的代表，和余新江一道去同猩猩谈判，要求为龙光章开追悼会却被关进禁闭室的时候，作者写他的思想活动是“多时以来，他始终感到歉疚，因为自己不像其他战友那样，受过毒刑的考验，他觉得不经刑讯，就不配称为不屈的战士。可是现在，在这尖锐的斗争中，他不仅经受了绝食的考验，而且初次戴上了重镣，他为此自豪，对斗争的结局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也就是说，他对自己“孤僻”的脾气有清醒的认识，并将这个毛病贴上“知识分子”的标签，他还认为不受重刑就不能称为坚强的战士，为戴上重镣而自豪。如果这只是他自己的认识，我还可将其理解为作者是在描写他的单纯、不成熟；不幸的是，这正是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否则，就很难理解当敌人对他玩弄假释放的把戏的时候，他竟舍不得离开，在他心目中“渣滓洞，是黑暗恐怖的魔窟，但是对他，却成了锻炼真金，考验意志的冶炼场”；也很难理解老大哥对他说的话：“新的地方，也有我们的同志。不要担心！你已经经历了许多考验，足以克服知识分子的脆弱感情……”真是一种古怪的逻辑：何以孤僻、脆弱等人性的弱点都成了知识分子的专利？！
从小说中不难感到，不仅刘思扬认识到自己有“知识分子的通病”，同志们也认为这些毛病是与知识分子的身份相伴随的，就连敌方也有着这种看法。刘思扬被假释放后，敌方派了个“红旗特务”，装扮成地下工作者与他接头，企图从他那里骗取监狱党组织的情况，利用的也是受不得委屈的所谓知识分子的缺点（这在小说的第二十一章里写特务分子郑克昌的心理活动时有明确交代）。而刘思扬果然也产生了委屈的情绪。当冒充地下党人“老朱”的特务，要他把自己在狱中的情况和表现老实地向党汇报，接受组织审查的时候，他感到委屈和痛苦。然而他又意识到，这种委屈的心情是不健康的。“任何人，能对党的审查怀着这种情绪吗？”不能理解。当一个人无辜地被自己的同志和组织误解与怀疑，为什么不能有委屈呢？
小辞典
《红岩》内容简介
《红岩》是当代文学中一部优秀的小说。它真实反映了1948年至1949年中国新旧政权交替的历史关头，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斗争。作者把活动天地极为有限的先烈们的狱中斗争写得迭宕起伏，节奏鲜明。书中众多英雄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如磐石的理想与信念，以及他们在与顽敌的殊死搏斗中所迸发出来的精神光焰，震撼了许许多多读者的心。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今天，《红岩》定将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红岩》作者简介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19241967年）、杨益言（1925年）都是在重庆解放前投身反蒋斗争的共产党员。被捕后，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目睹了许多革命者顽强不屈的斗争和壮烈牺牲的场面，自己也亲身经历了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他们饱含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对先烈的景仰之情，写下了纪实文学《圣洁的鲜花》、《江姐》等，记述先烈的斗争史实。1958年，他们又写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就是将这些纪实性作品的素材经过艺术加工，反复锤炼创作而成的。丰富的生活素材和崇高的革命理想，使《红岩》成了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力作。
不能被理解，就会有委屈，这是人的天性。刘思扬再次被捕，被关进白公馆，开始处于被考察、等待结论的阶段。他又一次感到了不被信任的痛苦，又一次感到委屈了。或许作者是要借此表达知识分子要想克服自身的缺点，需要经受长期艰苦的磨炼，这是一项艰巨的任
重读“红色经典”的初衷，是为了给孩子们写一本书，和他们谈一谈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为我的心灵抹上底色的那些作品，一来慰藉与日俱增的怀旧情怀，二来也是因为忧虑当下的青少年读物越来越卡通化，希图自己能做点什么。不料几本书读下来，首先被震动的却是自己。我发现，重读的感受与记忆中的“红色经典”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曾被我当作人生教科书的那些作品，今天读来，有些已了无趣味，比如《三家巷》《苦斗》；有些仍意味隽永，但又感慨当年的简单解读，其实并没达到作品本身具有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比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一些作家在小说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某种情调，我当时是按既定思维模式，分别对其采取或避而不谈或分析批判的态度的，现在看来，无论掩饰还是批判，暴露出的都是我当时的浅薄和僵化；另一种情况是，有些作品通过形象塑造、情节安排和场景描写所表达的倾向和观念，我当时是当作真理来信奉的，如今看来，应该反思与重估。
所谓“红色经典”，其实是指我（们）在青少年时期阅读的在 世20纪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文坛所流行的、叙述革命历史斗争题材的中外小说（更准确地说，有的应该叫做报告文学，如《绞刑架下的报告》）。我当年读这些作品，是将书中的英雄作为人生楷模来效仿，将这些作品
